中国的公立医院改革，十年来坚冰难破。除了“全民医保”增量改革颇具亮点，以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改革为核心的新医改突破不大，社会资本办医由此被寄予了极大期待。

2014年12月5日，北京市昌平区生命科学园内,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开业典礼正在举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医院开业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北大医学部主任韩启德院士，一直想在北大国际医院实现领跑医疗体制改革的梦，他为此等待了12年。

北大国际医院是亚洲最大的单体医院，有1800张病床、46间手术室、159间ICU病房、62个科室，由北大医学部和北大方正集团（下称方正）合作而成。具体的运作模式，则是社会资本办医，但并不以盈利为目的。这就带来了两个挑战：一是在一家社会资本投资的医院如何实现非盈利？二是如何扩大医疗服务供给缓解“看病难”，如何降低医疗费用缓解“看病贵”？

2004年，方正以社会资本身份入局，持有北大国际医院七成股份，开始了社会资本办医的新尝试。方正入局之初，眼见的商业模型，是莆田游医的卖药致富之路。但是，背靠持有三成股份的北京大学医学部，方正最终选定了一条“深挖洞、广积粮”的“缓称王”之路。

在这条路上，北大医学部携手方正，在国际上，与国际一流医疗机构、组织广泛合作，在国内，则努力构建跨地域的多级医疗体系，探索医师多点执业；同时，围绕北大国际医院这一“旗舰”，方正提前布局药品制造、流通、健康管理、健康保险、融资租赁等诸多“舰船”，构建出一套复杂而完整的商业模型，试图通过对民众做出“全生命周期管理”，不谋“快钱”，以图未来。

方正的医联体模式，能否撬动公立医院改革这块坚冰，目前尚未可知。

落地一波三折

2003年初，韩启德将筹建北大国际医院的接力棒，交到42岁的北大医学部主任助理王杉手上。

随即发生的一场大事件证明，韩启德没有看错人。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人民医院成为举世瞩目的重灾区。时任人民医院副院长的王杉，两度上书中央，要求整体隔离人民医院，并在获准后出任人民医院应急指挥部的实际负责人，成功化解人民医院百年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危机。

王杉没有想到，为了项目的落地、开业，他要忙上12年之久。

2002年，台湾塑料大王王永庆旗下的北京长庚医院项目，在最后的落地时刻受阻。原计划建设长庚医院的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地块，被北京市卫生局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竞得。

7月，看到机会的时任北大常务副校长韩启德，与时任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时任北大校长许智宏联名致信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表达了利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地块建设北大国际医院的想法。是年7月27日，贾庆林批复：“将北大国际医院纳入医学城统筹考虑，请卫生局、中关村等单位积极支持。”

2003年1月，北大成立“北大国际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大、北大资源集团、方正各占股三成，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持股一成；6月，王杉出任这家公司的掌门人；9月，北京市卫生局做出了同意建立北大国际医院的批复，财政不出资金，资金完全由北大自筹，一切似乎顺风满帆。但是王杉很快发现，要把规划中的北大国际医院落地，困难重重。

在获得市卫生局批复后，北大打报告给北京市发改委，要求立项。市发改委回复称：自己无权审批。原因有二：一、北大隶属教育部；二、市发改委审批医院项目的权限在5亿元之下，而北大国际医院规划投资总额达28.5亿元。

王杉开始“跑部委”。当时的卫生部表示，卫生部在项目审批中只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并无审批权力；国家发改委称，审批权确实在手，但以往国家批复的新建医院项目，全部为财政投资建设的医院，社会资本办医的审批没有政策依据。

同时，项目资金也还没着落。最初的设想，是由北大下属的数家公立医院集资，但王杉很清楚，公立医院属国有资产，单从法律政策角度就难以走通。设想之二是银行贷款，但作为项目资本金，医院的资产至少需达到银行贷款总额的三分之一，而北大国际医院的资产当时为零。剩下的，就只有社会资本一条路好走。

因为北大这块金字招牌，一时间上门者众，王杉谈了不下三四十家。

王杉回忆，国内资本拿出真金白银毫无问题，但要北大交出医院的运营管理权。这一要约，事关北大声誉，作为北大教授，王杉难以接受，他担心医院最终走上以药养医之路。国外资本则要求王杉提供相应的财务数据。彼时，北大国际医院并无此数据。国外资本还提出，参与国内公立医院改制。而国内公立医院为事业单位编制，缺少符合企业特征的清晰财务数据，国外资本随即望而却步。

至2004年，四家原始股东所实际投入的3000余万元前期资金已告罄，北大国际医院面临胎死腹中的危险。

事情紧急，北大党政联席会议作出决定，要求北大校办企业、北大方正集团增资扩股。仓促之间，方正入局，持股七成，北大持股三成。由于方正管理层持有方正三成股份，社会资本办医格局初成。

方正一位高管回忆，当初入局，双方都没想好。北大是因为项目濒临断奶危机，不得不施策急救；方正则连医院盈利的商业模型都还没有想好。

转机则是国家政策的改进。2004年7月19日，国务院出台《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转变政府管理职能，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原先的政府审批被分为审批、核准、备案三类。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04年）》规定：“大学城、医学城及其他园区性建设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他社会事业项目，按隶属关系由国务院行业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这份文件标志着社会资本办医有了政策依据，且将北大国际医院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给了北京市发改委。

2005年4月8日，王杉从北京市发改委拿到项目审批文件，北大国际医院项目终于正式启动筹备。

逼出来的产业链

启动前后，选择题更多。

从方正2003年参股开始，到2010年医院建设大规模启动，在方正CEO李友看来，他们可算是“发呆了七年”，“也思考了七年”。

首先是医院的商业模型选择。最初的设想是，既然财政不投一分钱，北大将国际医院建设为一家营利性医院。这遭到王杉的反对。

作为北大教授、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医师，王杉于世纪之初，在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系统学习了医院管理课程。他指出，国际经验表明，一家医院从投资到资金平衡、消除赤字，至少需要7年－10年。当时，中国大陆营利性医院的平均税负为8％－11％，无论盈利与否，都要交营业税。“即使前3年免税，也无法对冲7年－10年的营收平衡期”，王杉表示，“在当时国内医疗政策环境下，兴办大型营利性医院，走不通。”

由于王杉的声望，以及他对国内医疗服务市场的透彻了解，无论北大还是方正，都表示尊重他的选择。在向北京市发改委递交审批申请的报告上，北大国际医院被定位为“非营利性大型综合医院”。

问题是，非营利性机构不得分红，作为一家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方正如何平衡自己的财务报表？

在中国大陆的书本里没有现成的答案。王杉和方正几位主要负责人奔赴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地考察，最终选择了产业链模式。

台湾地区一家医院院长的介绍，系画龙点睛之笔。这位院长说，医院是公益事业。财团为经营自身形象、回馈社会，才会设立非营利医院，但是，投资医院的财团内部，已有多家公司拥有了医疗产品。

2003年，方正收购上市公司西南合成（000788.SZ），更其名为北大医药（000788.SZ），拉开了方正构建全产业链的序幕。其后十年间，一家健康管理公司、一家健康保险公司、五家药品流通企业、另一家药业公司先后入局。生命科学园内，营利性的康复医院、心理医院也已开工。

方正副总裁吕和东表示，这条产业链的构建，将降低北大国际医院的运营成本、提高其盈利能力。尽管国际医院无法分红，“但却会让集团的资产负债表、现金流变得更加健康”。

2011年，方正在重庆召开集团工作会议，进一步明晰了医疗产业的商业模型。在这一次会议上，坐标系概念被首次提出。坐标原点为北大国际医院这艘旗舰，横向产业链为药品、健康相关配套公司，纵向产业链则对人的生命周期、也就是生老病死进行管理。

王杉有时会对高净值的朋友说：把你的父母安置在生命科学园，你就不用操心了。养老地产、国际医院、治疗后的康复医院一应俱全，“子女一个月来看父母一次都行”。

如果说医院商业模型的选择并不复杂，另一个模式的选择却让主办者犯难。方正旗下有地产公司，按照传统的建筑模型，盖楼不是难事。但面临“建设一家国际一流医院”的目标时，方正才发现，国际医院必须以医生为中心构建医疗服务平台。

62个科室的主任医师因此都有了参与建设规划的权利，内行的医生们不断地提出对规划图纸的修改意见。七年间，仅各科室医生参与的建设规划协调会就超过了3000场！其中，王杉的要求是：手术室里掉一根针都得能看得见！方正对医生们的内行建议一一吸收，但也被折磨得叫苦不迭：新建医院太不容易了。

12月上旬，《财经》记者在北大国际医院儿科病房看到，透过所有病房木门上的透明玻璃条，医护人员均可在路过之时看到病人。同时，病房卫生间拐角均被改造为椭圆形，避免病人磕碰或自残。类似国内其他医疗机构所没有的细节，不胜枚举。

当初王杉等人出境考察时，尽管已经关注到了很多细节，但和3000多场建设规划协调会敲定的人性化细节相比，仍有不小差距。

人性化细节大量增长的结果是，项目预算从最初的28.5亿元上升至2014年的45亿元。未及开业，北大国际医院已在诸多方面接轨国际一流医院。

下一步：医联体

12月3日，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会议——雅鲁国际医疗合作专题讨论会首次落户中国，由北大国际医院承办。

联盟包括的十所研究型大学为：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京大学、苏黎世理工学院、哥本哈根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北京大学。韩启德院士多年来一直倡导“转化医学”，即，科研、教学和临床紧密结合，北大国际医院就是“转化医学”的产物。在国内，这一立足长远的模式，与莆田游医的“赚快钱”模式针锋相对。

就在北大国际医院开业当天，王杉宣布，医院已和英国、德国、美国的多家顶尖医疗机构达成合作协议。能够与世界上的一流医疗机构对等合作，“道理很简单，背后有北大”。王杉说。

2013年5月，北大医学部与方正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约定，“探索社会资本办医新模式，建立不同于现有公立医院的内部管理体系”，北医在方正下属医疗机构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提供积极支持。

多点执业就此破局。王杉和北大医学部医院管理处处长张俊证实，国际医院的62个科室，全部为北大医学部在京的6所附属医院与国际医院共建而成。依托北大医学部的雄厚实力，北大国际医院各科室的主任，基本为中华医学会各学科分会的主委或副主委，多米诺骨牌得以继续延伸。

2013年7月，方正旗下的北医泰然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公司与吴阶平基金会达成战略联盟，公司化运作吴阶平泌尿外科中心，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所长那彦群教授出任首席专家。公司成立一年半来，已在宁夏银川、湖北武汉、湖南株洲和浙江宁波建立了四家地方中心。

在内部，这一泌尿中心同时也是北大国际医院的泌尿外科，方正称为“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医疗界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北京的顶级医疗专家，每逢周末就飞往各地走穴。在多点执业受限的背景下，让很多“主委级别的科室主任”，只管理一个科室，完全是大材小用。“医疗体系讲究无缝对接，专家做完手术就回北京了，后续问题谁负责？”张俊说，“这会带来法律风险。”

因此，北大国际医院从一开始，就展开了技术输出。以宁夏中心为例，该中心为北医泰然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共建，北大医学部统一制定职业标准，跨区域诊疗不再灰色。不远的将来，方正和北医还将深度介入到地方中心的设备采购、供应链管理等环节。针对重复投资的浪费，张俊举例说：“比如一个泌尿中心，是不是建立一个医学影像中心就够了？”

而北大方面的设想是，北京设至少20个不同学科、医疗水平先进的总部科室，不断跨区域延伸，每个总部科室每年可望获上亿元的营收，在多点执业更进一步的基础上，医生收入也会大涨，或许就没那么多医生为了灰色收入飞来飞去。

王杉此前在北大人民医院的实践，为这一跨区域医疗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正面教材。2006年，王杉出任人民医院院长，在北京和部分其他地区试水了三级诊疗体系。北大人民医院与多家二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签署合作协议，统一就医标准，建立转诊制度。在为基层患者提供三甲医院级别服务的基础上，缓解了“二八倒挂”难题（20％的大医院接诊了80％的患者）。

北大方正医联体的梦想不止于此。在耗资45亿元新建北大国际医院后，方正将另外55亿元预算投向了中关村生命科学园里的配套项目，包括康复医院、心理医院、养老地产等。

“重资产”初见成效之后，通过存量重组的“轻资产”方式并购其他医院、通过托管的方式不断扩张床位数，就成为方正医联体下一步的着力点。张俊和吕和东均证实，北大方正已经买下株洲恺德医院，并将在未来2年－3年将床位数扩大到1万－2万张，“只有到了这个级别，在药品、耗材的集中采购上，方正才有话语权”。

跨越扩张之踵

然而，“新增易”，“存量难”。

中国医院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医院24709家，其中，公立13396家，民营11313家。民营医院占总数45.7％，似乎结构均衡。但是，如果计算床位数、诊疗人次、住院人次这三个医疗服务能力的关键指标，则民营医院这3项的占比分别为15％、10.6％和12.1％。新医改施行五年之后，尽管“社会资本办医”不断出现在政策宣示中，公立医院垄断医疗服务市场的格局依旧。

多位熟悉医改进程的专家认为，在扩大医疗服务供给能力的进程中，“存量重组”、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更为关键。尽管“新增”北大国际医院令投资方“备受折磨”，但是，项目落地之后，再多的“折磨”，也只是技术问题。相形之下， “存量重组”的难度，超出了投资方的想象。

最近一年来，北大医学部与西南省份的数家大型公立医院洽谈资产重组事宜，屡屡撞上“玻璃门”。

王杉等人慨叹，公立医院没有资产评估标准，固定资产不计折旧，社会资本进入之时，面临现实的操作难题；而重组过程中评估医院旧资产时，也常常会被扣上国资流失的大帽。另外，公立医院背后利益盘根错节，如何厘清行政主管机构负责人、医院院长等关键人物的私人利益，亦为重组平添诸多不确定因素。

王杉深知“盘活存量之难”。2006年，他就任人民医院院长之初就已经发现，人民医院这家事业单位的财务数据不透明、不准确、不及时。公立医院的这些问题，张俊在接受采访时也承认，盘活存量的难度，要比新建医院的难度“大得多”。

有鉴于此，王杉首先在人民医院内部实行改革。在担任人民医院院长的八年间，王杉砸下4亿元巨资，先是与IBM，后与方正合作，开发出全新的医院信息管理系统（HIMSS7），彻底杜绝了以药养医中药品的“A、B票问题”，还通过大数据让“大检查”“大处方”无处隐身。每晚24时，人民医院的财务数据实时上传国家审计署，以供下一步的医改参考。

2014年5月13日，人民医院的这套HIMSS系统通过美国医疗卫生信息与管理系统协会7级认证，这是亚洲第二家、中国第一家医院获得这一医疗信息最高等级的认证。顺理成章，人民医院信息化中心主任刘帆就任北大国际医院副院长。他告诉《财经》记者，这套系统已经平移到北大国际医院。

“让财务透明、让资产透明，买得明白，卖得明白，这是方正构建医联体必备的前提。”医改学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说。

方正负责人表示，既然医疗服务行业的商业模型显示，这一行业的回报周期很漫长，那么，教学、科研、临床一体化的“转化医学”，就是这一商业模型中不可或缺的核心。

新医改倡导社会资本办医之后，多家资本牵涉其中，中信医疗、华润医疗、凤凰医疗均已成型。除了方正，尚无其他资本与“转化医学”紧密结合。据《财经》记者了解，一些有意于医疗长线投资的资本方，已展开与“转化医学”方的洽谈，数家科研实力不逊于北大医学部的医科大学均收到了来自资本方的橄榄枝。

北大医学部和方正的合作模式能否在更大范围内被复制，目前监管部门和潜在资本方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社会资本办医的模式创新，仍有待更多成功案例予以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