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有可能面临经济增长长期低迷，但风险不是宿命：避免这一结果的最佳办法，是找出如何将海量储蓄资金变为能提升生产率的公共部门投资。

生产率的提升对长期增长至关重要，它们能转化为更高的收入以提振需求。当然，这一过程需要时间，特别是在收入增量初始受益者的储蓄率原本就很高的情况下。但只要在正确的领域进行足够投资，生产率增长就可以持续。

危险在于债务支持的投资，这种投资将未来需求提前到现在，而不会刺激生产率的增长。这一做法必然会导致增长放缓，甚至可能触发金融危机，正如最近冲击欧美的金融危机。这类危机会给需求带来重大冲击，因为债务过重和资产价格下跌令资产负债表受损，需要增加储蓄来弥补，这对增长有着致命影响。如果危机发生在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体中，其结果将是全球总需求不足。

事实上，严重的需求制约已经成为当今全球经济环境的一个关键特征。尽管美国终于从潜在产出高于需求的状态中走出，但高失业率仍抑制着欧洲的需求。一个主要受害者是中国的可贸易部门，中国的内需不足以弥补缺口并阻止GDP增速下滑。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各经济体正在以不同的速度从最近的需求冲击中恢复，其中更灵活、更具活力经济体的表现优于其他发达或新兴经济体，比如美国和中国。多年来，日本对不可贸易部门的过度监管制约了GDP增长，而欧洲经济体的结构僵化阻碍了其适应技术进步。旨在增加经济体灵活性的改革总是艰难的，因为这需要在短期内消除对既得利益的保护，以促进长期繁荣。基于此，找出提振需求之道，是促进相关经济体结构改革的关键所在。

这就引出了全球经济表现低迷的第三个因素：投资不足，特别是公共部门投资不足。在美国，基础设施投资仍没有达到最优。其中知识和技术基础投资正在下降，这是因为自冷战结束以来，在上述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的压力有所减轻。而欧洲一直受困于公共债务过高和财政状况不佳。在新兴世界，印度和巴西是投资不足导致增长达不到潜在水平的两个例子。中国明显是个例外，它在整个后危机时期都维持了高水平的公共投资。

目标合理的公共投资非常有利于提高经济表现，能够迅速创造总需求，通过改善人力资本、鼓励技术创新并以回报增长来刺激私人部门投资，从而增进生产率。尽管公共投资无法立刻填补大规模需求短缺，但它能加速复苏，并带来更可持续的增长模式。

但一些主要经济体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创造了低收益率环境，使投资者在某种程度上极其渴望获得高收益的选择。尽管货币刺激对于促进去杠杆化、防止金融系统功能失调、提振投资者信心十分重要，但光靠货币刺激无法让经济体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结构改革和增加投资是必要条件。

考虑到需求不足大大制约着增长，应该把投资放在首位。面对严重的财政和政治制约，决策者应放弃这一错误观念，即能带来广泛公共利益的投资，要用公共资金来融资，他们应该为长期融资建立中介渠道。这意味着决策者必须设法确保公共投资能为私人投资者带来回报。幸运的是，已经存在这样的模式——如港口、公路和铁路系统，以及知识产权版税系统。

这些努力应该不受国界制约。发达经济体约三分之一的产出为可贸易产出，而且技术进步使更多服务变为可贸易服务，这一比例只可能继续上升，因此，将储蓄引向公共投资的计划，可以惠及其他经济体。

因此，G20应致力于鼓励成员国内部的公共投资，国际金融机构、开发银行和各国政府应寻求将私人资本引向公共投资，并提供合理回报。如此一来，全球经济“新常态”可能从当前的表现平平变为强劲可持续增长。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