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拉德福德·德隆/文

你不需要特别擅长倾听，就可以破解今年美国选战期间所使用的狗哨（dog whistles）。只要稍微听一听，你就会知道墨西哥人和中国人正在与华尔街合作炮制蹩脚的贸易协议，抢走原本属于美国工人的工作，而穆斯林则想把所有人都炸了。所有这些营造恐慌的伎俩，要比寻常选举年更加令人害怕。它令外国人害怕，外国人只能推断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选民已经陷入危险的失衡。

但更加令人不安的，是这一言辞所反映的政治现实。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伯尔尼·桑德斯对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导向批评，与共和党阵营的唐纳德·特朗普和泰德·科鲁兹语无伦次的大放厥词之间根本没有可比性。但是，在左翼和右翼阵营，一个共同的叙事正在浮现，这一叙事试图解释为何美国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的收入在过去的一代人时间里停滞不前。

不幸的是，这一叙事如果成为政策制定的基础，对于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好处。更糟糕的是，它尚未受到严肃的挑战。几十年来，资深共和党政客和知识分子根本没兴趣教育美国人民关于经济政策的现实，而民主党阵营的领跑者希拉里·克林顿一直忙于应对桑德斯的挑战。

广义而言，这一叙事就是这样：美国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工资停滞，是因为华尔街迫使公司外包构成美国制造业基础的有价值岗位，先是外包给低工资的墨西哥人，后来外包给中国人。此外，这是一项跨党派政策，两党一直支持破坏美国经济的金融去监管化和贸易协议。首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导致高质量制造业岗位输出到墨西哥。接着，美国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拒绝认定中国政府为货币操纵者。

这一叙事是错误的，原因很简单。美国采取政策鼓励穷国通过出口拉动的工业化迅速增长的理由很充分。在帮助墨西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增长的过程中，美国赢得了更富有的贸易伙伴。如果50年后，全世界的学龄儿童了解到美国是如何帮助他们国家实现繁荣，而不是试图让他们国家越来越穷，美国的国家安全很可能得到改善。

不是全球化导致了收入停滞。与中国和墨西哥等国的贸易，只是影响美国收入分配的一个因素，并且绝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收入停滞的原因，是美国政客没有实施政策管理全球化的影响。

史蒂夫·科恩和我合著的《具体经济学》（Concrete Economics）一书指出，宏观经济管理需要政府做它们在1980年前一直在做的事情：务实地实施促进平等增长的政策。

美国完全有理由为了获得全球竞争力而去除需要低工资的产业，但美国没有理由去除已经成为重要“技术推动因素”的产业，也没有理由作出其他坏决策，比如放任金融业通过说服投资者承担他们不应承担的风险获利，以及放任医疗服务提供者从政府获利，而牺牲病人的看护和治疗。其他坏决策还包括将2％的美国年轻人投入监狱，以及认为要是富人能少缴税，美国的经济问题就能解决。

不难看出罪魁何在。纽约大学麦伦研究所的马可·克莱曼指出，共和党僵化而死硬地在思想上反对“向富人征税在实际层面破坏了相信自由贸易让所有人获利的理论基础”。当你认为市场将收益传输给了那些理应获得收益的人时，你很难提出重新分配全球化收益的主张。同样，如果你认为社会保险计划将受益者变为懒散的“索取者”，你很难改善全球化令人痛苦的影响。

需要为美国病负责任的，不是全球化、糟糕的谈判策略、低工资的墨西哥工人或太聪明的中国人。相反，责任在于鼓吹意识形态大于实事求是的政客，包括选举他们的公民以及那些根本懒得投票的公民。

作者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国家经济研究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