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努里埃尔·鲁比尼/文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货币政策一直在承担维持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防止发达经济体通缩方面的大部分重任。就财政政策来说，它会受到庞大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膨胀的掣肘，许多国家甚至实施紧缩政策来确保债务可持续性。然而，八年过去了，是时候找人接棒了。

作为刺激经济的唯一手段，中央银行被驱使去采取愈发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它们首先将利率削减至零，后来又推出了前瞻指引，承诺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将政策利率维持在零。很快，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又接二连三地启动量化宽松政策，大量购买长期政府债券以降低其收益率。它们还放宽了信贷政策或收购私营资产，以减少私营部门的借贷成本。最近一些货币当局（欧洲央行、日本银行、其他几大欧洲国家央行）已将利率调为负值。

虽然这些政策可以在提振资产价格和经济增长的同时防止通缩，但其效力已达到极限。事实上，负政策利率可能会损害银行盈利，并挫伤其发放贷款的积极性。至于量化宽松政策，央行可能最终会面临无国债可买的困境。

但大多数经济体还远未恢复到正常水平。如果低于正常趋势的增长持续下去，货币政策很可能会耗尽解决这一问题的工具，尤其是经济、金融、政治和地缘政治等尾部风险也对复苏构成影响的时候。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一旦银行减少对私营部门贷款，货币政策可能就变得不那么有效，甚至适得其反。

在此背景下，财政政策将成为唯一剩余的有效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也就不得不承担起更多对抗经济衰退压力的责任。但不必等到央行耗尽弹药，我们现在就应启动财政政策。

首先，得益于痛苦的紧缩政策，赤字和债务已有所下降，意味着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如今至少拥有一些财政空间来刺激需求。此外，央行的近零政策利率以及借助量化宽松措施实现的有效债务货币化，将加强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而长期政府债券收益率正处于历史低点，使政府在增加支出或减少税收的同时得以用低廉的成本为赤字融资。

最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需要维修或更换老旧衰败的基础设施，在如今债券收益率极低的情况下，这算是比政府债券回报率更高的投资形式。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增加了总需求，还增加了总供给，因为它有助于提升私营部门的生产力和效率。

好消息是，虽然依旧将紧缩言论挂在嘴边，但G7的各发达经济体似乎准备开始更多地依靠财政政策提振疲弱的经济。

加拿大政府已经宣布了一项计划以增加公共投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决定推迟明年可能导致风险的消费税上调，还宣布追加预算以提高家庭部门的购买力；英国放弃了在2020年之前消灭赤字的目标。

甚至欧元区也有一些动作。德国将在难民、国防、安全和基础设施方面增加支出，同时适度减税。随着欧盟委员会在政策目标和上限方面表现出更多灵活性，欧元区其他地区也能更有效地利用财政政策。如果全面实施的话，“容克计划”将推动整个欧盟的公共投资。

至于美国，无论希拉里·克林顿还是唐纳德·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都会出台一些刺激政策。两位候选人都倾向于更多的基础设施支出、更多的军费开支、放宽民生项目支出限制以及企业税改革。特朗普也有一个非“税收中性”（指增加一种税的同时减少另一种税，维持政府财政总收入不变）的减税计划，因此将扩大预算赤字。

G7各国各自为政的财政刺激政策，只会产生极为平庸的效果——充其量在未来几年只能每年额外刺激GDP增加0.5％。这意味着更多的刺激措施，特别是公共基础设施支出，可能是有必要的。尽管如此，目前已采取或设想的相关措施，代表了各国已经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一步。

作者为Roubini Global Economics主席、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