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 降蕴彰 | 文 王延春 | 编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是东部发展最强最快,其中广东、江苏堪称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但是从最近公布的主要经济数据看,两省的经济情况并不乐观。
广东是中国货物出口第一大省,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出口,其GDP中出口占比在47%左右,然而2018年1月-10月数据显示,广东省出口累计同比增速仅为2.4%,明显低于全国同期的11.7%,相比2017年6.7%的增速大幅下滑。2018年前三季度,广东省GDP增速为6.9%,较2017年下降0.6个百分点。出口增速放缓可能对广东2018年全年经济增长形成拖累。
江苏省经济的最大特色是民营经济举足轻重。2017年,江苏全省民营企业创造增加值约占全省GDP的55.4%,可以说,是民营经济支撑着江苏省的投资和消费。统计显示,2017年7月-2018年7月,江苏已经有2461家年产值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倒闭,其中绝大部分是民企。有不少人担心2019年会出现更大规模的企业倒闭、农民工失业。
民企效益不佳、民企大批量倒闭直接导致江苏省内需不振。2018年1月-10月,江苏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从2017年的7.5%下滑至2018年10月底的5.4%,其中民营工业企业增长仅为4.3%。投资方面,2018年1月-10月,江苏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仅为5.6%,较2017年下降1.9个百分点,低于同期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消费方面,2018年1月-10月,江苏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6%,比2017年下降2个百分点,与同期全国社零增速持平。整体上,2018年前三季度,江苏省GDP增速为6.7%,较2017年下降0.5个百分点。
2017年广东、江苏两省GDP合计17.58万亿元,全国GDP为82.7万亿元,核算下来,2017年广东、江苏两省在全国经济总量中占比高达21.3%,再加之,广东、江苏两省的经济结构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专家分析,广东、江苏两省的经济困境其实就是当下中国经济的缩影。
2018年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表现均大幅下滑,在2019年乃至更长的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
国务院新闻办12月14日就2018年11月全国经济运行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新的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数据均处于低位,工业生产刷新全年新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制造业增速、汽车消费增速均创下全年最低水平,进一步印证中国经济仍存在较大下行压力。
(2018年,许多出口型企业的出口累计增速明显放缓。图/视觉中国)
对于外界对中国经济下行趋势的担忧,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新闻发言人毛盛勇回应说,分析中国未来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需要把时间拉长一点,2018年1月-11月,主要经济指标总体是比较平稳的,整体上,中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目前最终消费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8%,而在全国居民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占比为52.6%,国家统计局的一位官员说,中国正在进入以服务业和消费为主导的时代,消费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稳增长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但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透露,近年来,中国服务业的增长主要是靠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拉动,这样发展下去,中国经济制造业空心化、脱实向虚问题将更加严重。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向松祚近日表示,现在中国股市中“银行板块和房地产两个板块拿走全部利润三分之二”,大量的上市公司金融套利之后,并没拿去搞主业,而是“玩虚的”,买理财、买房子,炒股票、炒期货、参股金融公司,“靠杠杆加杠杆”。他担心,2019年中国金融风险急剧飙升。
一位不愿具名的经济学家告诉《财经》记者,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消费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但目前中国国内投资和消费大幅减速,消费增长是2015年以来的最低速度,投资也是近20年来最低增长速度,这正是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重要原因。下一步,中国应对贸易战的最有力武器,一方面是要继续对外扩大开放,另一方面是要实施实质性的大规模减税降费,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以消费升级带动制造业升级,让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对于大规模减税降费,该专家不无担忧地表示,现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庞大,土地出让收入又大幅减少,加上行政机构人员庞大,不少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已经到了危险边缘,因此,未来大规模的减税没有多大空间。
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居民2018年一季度的杠杆率是50%。居民负债率达到了50%,这一财务警示信号也对消费拉动经济不利。
中国经济经过40年的高速增长,目前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都出现了疲软的状态。
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19日至21日举行,会议强调,要看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三驾马车”跑不动了?
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显示,2018年1月-11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9%,其中基建投资同比增长仅为3.7%,比2017年19%的增速回落了15.3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1%,创下了2008年以来全国社零同比增速的最低水平;净出口同比增长8.2%,比2017年低了2.6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2018年以来,中国的投资、消费、净出口“三驾马车”都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告诉《财经》记者,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开始从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拉动、尤其是消费拉动型转变。目前中国投资和消费合计能占到GDP的90%以上,由于出口占GDP的比重很小,因此2018年GDP主要会受投资、消费低迷的拖累。
2018年前三个季度GDP呈现逐季下滑的态势,一季度同比增长6.8%、二季度同比增长6.7%、三季度同比增长6.5%。针对上半年经济下行趋势,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提出下半年要做好包括稳投资在内的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明确将把补短板作为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并重点强调要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
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上半年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的增速下滑最为明显。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7.3%,增速比2017年同期21.1%的增速回落了13.8个百分点,很明显,基建投资拖累了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数据。
中央明确要加大基建补短板的力度之后,8月14日,财政部下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要求地方政府加快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进度;到10月底,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布《关于保持基建补短板力度的指导意见》,要求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大对在建项目和补短板重大项目的金融支持力度。很明显,这两份相关基建补短板的文件,都是为了通过基建加码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但基建补短板的政策效果却明显弱于预期,2018年1月-11月,基建同比增长3.7%,比上半年下降3.6个百分点。
吉林省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张依群对《财经》记者说,目前全国基建投资主要是依赖地方政府,以2017年为例,当年中央对基建投资2.36万亿元,而地方对基建投资高达60.81万亿元。2018年以来基建投资大幅下滑的最主要原因是受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困扰。他解释说,2018年以来,有关部门在加强地方财政监管的同时,对地方金融的监管也在加强,这使得基础设施的资金来源更加敏感。
(新的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数据均处于低位,经济存在较大下行压力。图/视觉中国)
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8%,比同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出46.2个百分点,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都在下降。李迅雷表示,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高于投资,只是表明投资增速相对消费增速下降得更快。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是衡量全国居民整体消费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2018年1月-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1%,创下了2008年以来全国社零同比增速的最低水平。2018年9月以来,国务院接连出台《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等相关消费改革的文件,其目的就在于提高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壮大中国消费新增长点,但目前提振消费效应并不明显。
对GDP贡献率较低的净出口,李迅雷说,过去中国对于出口的依赖度非常高,在引进外资的同时,获得了大量的出口顺差。即便没有中美贸易纷争,中国的出口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也会持续下降。近年来,由于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由中国转移至越南、柬埔寨等国,使得中国出口的增速与日本的出口增速基本同步,现在“出口这驾马车在中国已经不再很管用了”。
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目前最终消费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8%,而在全国居民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占比为52.6%,这预示着,中国已经进入以服务业和消费为主导的时代。但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透露,这几年,中国服务业增长速度比较快,主要是靠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发挥作用。
从2005年到2015年,服务业占中国GDP比重提高了11个百分点,其中金融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4.2%、房地产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2%。2015年中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改革之后,受去杠杆政策影响,金融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曾略有下降,但在2018年前三季度,金融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又快速提高至8%左右。
杨伟民说,金融业和实体经济是一块镜子的两面,中国金融业的利润很高,但是对实体经济、对居民、对非金融企业来讲,金融业扩展得越快,利润越高,贷款企业和贷款人的负担就越重,也意味着支撑国民经济的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成本更高。近些年,高房价对实体经济的挤压严重。现在全国新增贷款当中有40%是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杨伟民说,中国高房价带来资金进一步脱实向虚,“辛辛苦苦干一辈子的制造企业,不如在北上广深买一套小房子”,抬高了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本。
向松祚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曾表示,从目前来看,制约中国经济转型最难的问题就是脱实向虚。什么是脱实向虚?就是“玩虚的”,炒房子、炒股票、炒期货,制造业也脱实向虚,不专心搞主业了。2017年中国A股市场有3000多家上市公司,到年底,“银行板块和房地产板块”的上市公司净利润占到全部上市公司净利润接近80%。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曾对央企“脱实向虚”情况做过调研,他发现,不少央企都存在热衷于圈地炒房、投资金融业,过度追逐眼前经济利益的问题。大量的企业和个人热衷炒房子、炒股票、炒期货、参股金融公司……都有可能形成恶性循环。一旦资本“脱实向虚”,实体经济和金融之间就会出现断层。酝酿“灰犀牛”式的风险隐患。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院长刘元春近日表示,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当前中国可能造成200万产业工人失业问题。此外,产业结构调整的空档期也将使得就业形势进一步严峻。他提示有关部门需要引起警惕。
2018年初发布的《中国职工状况研究报告(2017)》显示,目前中国已经有近3亿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专家表示,未来如果出现大规模企业倒闭和员工失业,最先受到冲击的就是在城市的农民工,面对工厂停工、裁员的严酷环境,他们只得选择回乡创业。
寻找拉动经济“新三驾马车”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正在加大,不过一些学者对2019年中国经济的研判仍持乐观态度。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均表示,2019年消费、投资、进出口增速都存在一定下行压力,预计全年GDP增速将较2018年继续回落到6%-6.5%。
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预测,2019年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主要源自外患与内忧叠加共振。“六稳”将是2019年中国宏观调控的核心要义。考虑到外需下滑压力较大且相对不可控,扩大内需将成为2019年稳增长的关键,财政和货币政策有望进一步配合以对冲经济下行压力。整体上,全年经济走势或呈现先抑后稳的格局,经济下行有可能在下半年见底。
多数分析认为,2019年赤字率相较2018年的2.6%会有所提升,地方专项债券规模也将继续增加,预计将超过1.35万亿元。中国财科院金融研究室主任赵全厚认为,由于要推出较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基建补短板需要加大财政投入,这些都会助推2019年赤字率的提升,但赤字率不突破3%,这主要是满足防风险的需要。
2019年为提振消费预计将会较大规模减税。现在中国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为16%,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姜超做过测算,增值税率全面下调1个百分点,将带来减税规模约在6000亿元左右,因此增值税减免释放的红利更为可观,势必对消费端形成强有力的促进,可以有效地对冲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
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表示,不少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边缘,大规模减税几乎没有可能。建议国家尽快大幅度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社保缴费率。
2018年10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期间指出:“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先进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一个关键,经济发展任何时候都不能脱实向虚。”中国实体经济和制造业成功地转型升级才是未来支撑经济的新动能。
随着新一轮的产业转移浪潮,中国制造业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当前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正处在“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向新型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犹豫期、产业结构调整的痛苦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突围期。制造业所需的各类成本红利即将耗尽;经济“脱实向虚”导致制造业投资回报率、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出现下滑趋势;税收、社保、五险一金、环保、消防等制度成本也一路攀升。种种困境的叠加导致制造业企业,尤其是民营制造业企业陷入转型升级的艰难时刻,因此2019年需要从财政和金融政策入手,创造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环境。
目前,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5年-2017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万东华表示,加快培育新动能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行稳致远的重要途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较快增长,科技企业加快成长,企业研发投入不断增加,创新成果转化能力明显提高,这些都是新旧动能转换的新迹象。
(本文首刊于2018年12月24日出版的《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