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石光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是服务业中创新活动活跃、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约占发达国家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服务业的一半。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但是，由于管制不当、开放不足、创新能力弱等原因，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是中国经济的明显短板，规模比重偏低，国际竞争力不强，发展明显滞后于制造业。未来应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加快补短板。

中国经济的明显短板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主要包括金融、信息服务、商务服务、教育和医疗五类行业。服务业门类众多，行业差异巨大，之所以把这五个行业归为一类，主要在于它们都更频繁地使用高新技术，是吸纳高素质劳动力就业的主要行业。经合组织（OECD）1996年提出，知识已成为推动生产率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源泉，知识经济是发达经济体的重要特征。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服务业主导的阶段，2012年服务业占GDP比重追上工业，2017年已达到51.6％，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是未来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虽然中国服务业总体比重在快速提升，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比重仍然偏低，不仅大幅低于美国，也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如图1所示，1999年－2014年，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从0.2万亿美元增至1.7万亿美元，年均名义增速约15％，但慢于同期名义GDP增速，导致其占GDP比重从18％降至16％。同期，美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从3.2万亿美元增至6.3亿美元，占GDP比重从33％提高到36％，比中国高20个百分点。从全球来看，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全球GDP比重稳定在26％左右，比中国高10个百分点。

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体量的提升速度明显滞后于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分别是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创新最密集的产业部门，是创新活动的主要载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中国制造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规模快速增长，全球位次大幅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初步具备了国际竞争力。但相比制造业，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明显滞后。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规模不仅远远大于高技术制造业，在绝大部分发达国家也远大于制造业整体规模。全球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规模高达高技术制造业的11倍，二者相差一个量级。其中，澳大利亚超过70倍，西班牙、法国、加拿大、印度约为30倍，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以及俄罗斯、巴西、墨西哥约为12倍到20倍，韩国为5倍，而中国只有3.5倍。与制造业对比，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只相当于制造业规模的一半，是最小的，韩国、巴西接近90％，而其他国家都是1倍到5倍。

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规模分别在2007年和2013年超过日本，位列全球第二位。但是，2014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规模已与美国基本相当，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仍不足美国的三成。如果从更长的时间窗口进行中美对比，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相对滞后的问题更加明显。1999年到2014年，美国GDP规模从中国的8.9倍降至1.7倍，高技术制造业从11倍降至1倍（快于GDP追赶速度），制造业从4.3倍降至0.7倍（中国规模反超美国），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从16倍降至3.7倍，差距缩小速度是最慢的。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大力推动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流，但需要看到，服务业是发达国家经济的主体，这一基本事实难以改变。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已成为美英法等国经济的主要部门，占GDP比重超过三分之一，占服务业比重近一半，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对标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可以发现，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虽然制造业与美国的差距正在缩小，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差距仍然很大。差距不仅在于规模，更在于尚未形成明显的竞争优势。即使普遍认为发展较为成功的互联网行业，目前也主要限于国内市场，国际市场份额并不高。

从国际贸易角度看，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虽然存在小规模顺差，但竞争力不强，结构失衡突出。2013年，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贸易顺差为229亿美元，远低于欧盟1935亿美元、美国744亿美元、印度675亿美元、瑞士445亿美元。考虑到中国服务贸易总体逆差，相比其他服务行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贸易竞争力还略强一些。但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商务服务业，而金融和信息服务业都是逆差。商务服务高度分散，细分行业众多，包括研发服务、管理咨询、法律会计、贸易服务等。

发达国家商务服务和金融业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这构成了美国、欧盟、瑞士贸易顺差的主体，如图2所示。需要注意的是，印度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贸易顺差远高于中国，其中，信息服务业顺差高达468.7亿美元，印度承接了全球三分之二的软件外包业务，是最大的软件外包市场。印度金融业有小幅逆差，但逆差规模远小于中国。美国信息服务业竞争力很强，但也略有逆差，可能是向印度等低成本国家进行软件外包所致。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短板项，这似乎与当前的流行认知有矛盾。有观点认为，在五大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中国至少金融和信息服务业是全球领先的，不仅有规模优势，也有龙头企业。例如，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全球最大，四大商业银行利润都位居全球前列；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之一，腾讯、阿里巴巴等市值最高时都跻身全球上市公司前十位。2014年，中国金融业和信息服务业的增加值全球份额都是14％，在主要大国中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不仅超过大部分发达国家，也远高于人均收入水平可比国家。

但实际上，从发展质量和国际竞争力来看，中国金融和信息服务业并不强。相对于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差距还很大。这两个行业都以满足内需为主，虽然在国内市场创造了巨大的增加值和利润，但国际贸易都是逆差，海外竞争力不高。近年来金融业脱实向虚、资金空转、风险积聚等问题突出，对实体经济的利润挤压明显，2017年26家A股上市银行净利润相当于全国近40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四分之一。信息服务业中，中国芯片设计、操作系统、基础软件存在很大短板，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信息安全的关键隐患。

主要制约原因

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发展阶段等客观因素，也有管制不当、开放不足、创新能力不强等原因。其中，后一方面的原因更重要，可以通过适当政策调整加以改变，是未来政策的着力点。

第一，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典型国家经验表明，随着人均GDP的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比重会相应提高，如图3所示。人均GDP为2万－4万美元的国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比重约25％－30％；4万－6万美元的国家约30％－40％，如美国、英国、法国；偏重制造业的德国、日本和韩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比重略低于可比国家。从国内情况看，从2001年入世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恰好是中国新一轮高速工业化阶段，出口有力拉动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重化工业投资加快，这在客观上挤压了服务业的空间，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占GDP比重下降的大背景。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规模随人均GDP快速增长，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从需求端看，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对金融、信息、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更大。二是从供给端看，劳动力成本高企直接推动了服务业增加值扩大，因为服务业的主要成本是人力成本，刘易斯拐点之后人力成本提高会导致服务价格上升。

第二，管制不当限制了部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从产业结构看，中国医疗、商务服务业大幅滞后，金融业、信息服务业发展明显超前。图4纵轴是六个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横轴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结构。对比可见，中国的金融、信息服务比重远超更高收入国家，教育比重也比较高；但医疗和商务服务业比重显著偏低，不仅低于更高收入国家，也低于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国家的平均水平。

管制不当在医疗和商务服务业广泛存在。医疗服务供给和监管是世界性难题，国内管制不当尤为突出。公立医院改革推进缓慢，社会力量办医阻碍较多，医保统筹程度不高、跨地区转移困难，异地就医结算复杂，新药审批困难和药品批文重复并存，外国成熟药品进入难等，上述因素都制约了医疗服务业发展。商务服务业事关营商环境，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都有发达的商务服务业，中国商务服务业很多领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管制不当。例如，跨境电子商务是新兴起的贸易形式，是对一般贸易的有益补充，但在进口准入、税收、通关、消费限额等方面都受到严格管制，2016年行业运行一度因政策收紧而出现“熔断”。

第三，对外开放程度不足。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存在一个有趣的结构性矛盾，发展较为滞后的商务服务业存在贸易顺差；发展相对超前的金融和信息服务业，反而存在较大幅度的贸易逆差。上述矛盾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开放程度不足，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明显割裂。

从自身属性和客观条件看，服务业开放难度比制造业更大。服务业可贸易性低于制造业，因而中国制造业能比服务业更快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服务业产业链水平分工少，相对于制造业的全球布局而言，全球化进程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影响要小。服务业的集聚效应很强，后发劣势可能甚于后发优势。过去数十年，全球制造业中心经历了多次迁移，但金融中心一直集中在纽约、伦敦、香港等少数城市，信息服务业则集中在硅谷等为数更少的区域，外溢效应十分有限。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高度依赖高素质人力资本，由于人才的跨国流动比资本和商品更难，后发地区难以复制先发地区的成功经验。因此，新兴国家更容易融入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但不容易融入全球服务业产业链。

即便如此，中国金融、信息服务等行业仍存在很大开放潜力。2004年－2013年，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出口渗透率（出口总额占增加值比重）从12％降至9％，进口渗透率从11％降至7％，降幅更大。在金融领域，外资来华设立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存在较多限制条件，如股东资质、持股比例、业务范围等。近年来境内居民大量涌入香港购买保险，即使剔除投资性需求，还有相当比例是常规的寿险和医疗险，这突出反映了居民对境外优质金融服务的巨大需求。在信息服务领域，限制外资弱化了国内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例如，图5显示了2005年以来百度的股价变化，并标注了谷歌逐步退出的时间，二者明显相关。

第四，创新能力不强是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弱的突出原因。这里的创新能力，既包括服务业本身，也包括制造业等其他行业。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技术净进口国之一，每年大量引进技术，为之付出的专利许可费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的重要来源。2004年－2013年中国专利许可费逆差从50亿美元增至200亿美元以上。主要经济体中，美国是全球专利许可费顺差最高的国家，2013年超过800亿美元，日本接近200亿美元。根据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2017年，知识产权使用费逆差占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的比重超过9％，仅次于境外旅行和运输。境外旅行和运输的门槛低，但规模很大，如果剔除这两项，知识产权使用费则是最大的服务贸易逆差来源。

例如，虽然中国是手机制造量最大的国家，但由于不掌握处理器和存储器芯片的核心专利，国内手机厂商向美国高通、韩国三星等支付了大量专利许可费。高通超过三分之一的营业收入来自专利许可费，也就是说，即使高通不直接销售任何芯片，也能稳定获得这些收入。英国ARM公司的营业收入则几乎完全来自专利许可费，毛利率超过95％。ARM架构占据了移动芯片设计的主导地位，2017年出货量接近200亿颗，相当于全球人均购买3颗ARM架构芯片。

从全球趋势来看，服务业企业正在成为创新活动的引领者。传统上，研发支出最高的大多是制造业企业，如大众汽车、英特尔、三星等。2017年信息服务企业亚马逊的研发支出首次位居全球首位，达到161亿美元，研发强度（研发支出/营业额）达到11.8％。谷歌位居第二位，研发支出和研发强度分别为138亿美元和15.5％。这具有标志性意义，二者都是全球信息服务业的龙头企业，这表明服务业创新的重要性越来越高。

补短板的建议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过去一提核心技术，往往就是指制造业，但实际上很多服务业也有很高的创新性。特别是在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下，后发企业即使进行自主创新，也绕不开先发企业的专利布局，专利许可费已成为很多创新型企业的盈利模式。同时，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的趋势在增强，边界趋于模糊。例如，苹果公司兼具制造业和服务业属性，很难将其归为某一类。苹果、华为、三星都设计和销售智能手机硬件，但是，iOS操作系统、苹果芯片设计、Apple Store应用软件却是苹果独有的，这些核心竞争力都更具有服务属性。为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补短板进程，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进一步深化改革，适当放宽或优化行业管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存在很大空间，深化改革将有助于释放新的制度红利，提升国际竞争力。医疗改革是全社会关切的焦点，要顺应迈入中高收入社会、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大范围流动的趋势，加快公立医院改革，放宽社会资本进入门槛，在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的前提下，适当加强竞争，提高服务效率；完善医保管理体系，优化新药审批、药品定价等机制，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商务服务业门类众多问题各异，要根据不同行业具体问题分类施策。总体上，应以提升营商环境为总目标，加快事业单位改革，简化相关资质审批，放宽准入门槛，形成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加强行业自律，强化市场机制。

当然，并非所有管制都要放宽，有些行业监管需要优化，甚至是加强。互联网行业要强化反不正当竞争监管，尤其是加强对平台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监管，塑造良好的行业竞争生态，完善消费者权益和信息安全保护。在金融领域，对于借助创新名义游离于监管之外的金融活动，尤其要加强监管。例如，一些P2P网络贷款平台脱离了信息中介定位，具有明显的非法集资特征，对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形成了很大隐患。

第二，加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外开放，以开放促进改革。服务业是中国开放程度较低的部门，是未来对外开放的重点。当前，中国金融机构已具备一定实力，入世初期外资金融机构“狼来了”的担心现已不复存在。在外资金融机构准入、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市场境内外互联互通等方面，中国均有很大潜力，应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探索有序开放。同时，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契机，积极探索金融、信息服务、医疗等领域的新型开放模式。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要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制度，2018年首次出台《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这具有重大积极意义。负面清单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进行管理。其中，制造业开放程度已经很高，大型行业中只有汽车制造还有一些限制条件。但是，服务业中不少行业还存在禁止投资、中方控股、股比限制等特别管理措施，涉及互联网、法律、金融、咨询调查、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其中，与国家安全等因素关联不紧密的部分行业，未来还可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加快开放节奏。

第三，加快新兴科技在服务业中的应用，提高创新能力。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提出服务业存在“成本病”，由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相对缓慢，人力成本提高将制约服务业发展。但是，新兴科技的应用将改变服务业的“成本病”制约。随着信息和互联网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将加速替代简单重复劳动，人力成本对服务业的约束减弱。资本深化程度的提高,将有力推动服务业效率提升。例如，工商银行电子业务替代率已超过90％，客户到银行后，70％以上在智能设备上完成业务，柜面人工办理比重不到30％。2018年上半年，四大行员工总数减少了3.2万人。

新兴科技在金融、医疗、教育等领域有很大应用潜力。大数据、云计算、生物识别等金融科技显著提升了风险控制能力。例如，微众银行利用腾讯的社交大数据识别客户信用，不良贷款率大幅低于传统银行信用卡贷款。深圳市金融办和腾讯合作建成的“灵鲲”金融安全平台，全面监测深圳市380万户工商企业的金融活动。它利用腾讯的网络用户大数据，并整合近500项行政数据，通过智能分析、交叉比对，快速发现非法集资、网络传销等非法金融行为，实现了对网络借贷、小额贷款、交易场所、虚拟币交易等22个金融类别的风险识别和精准预警。

总体来看，补短板进程将推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高速增长。当前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工业比重在2006年达到47.6％的峰值后逐步回落，2017年降至40.5％；服务业比重持续提高，对标发达国家，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典型国家经验表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将伴随去工业化而快速发展，服务业部门内部也存在向知识密集型升级的趋势。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存在倒U形关系，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国家，高技术制造业比重会下降。而与制造业不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经济增长接近线性关系，人均GDP越高，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比重越大，这也表明从长期视角看，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存在巨大潜力。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编辑：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