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 马国川 | 文 苏琦 | 编辑
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的十年间,世界政治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并同时上升,威权主义和强人政治回潮,地缘政治竞争加剧,战争危险冒头。世界越来越令人不安。
“在我看来,世界政治正进入新阶段,”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如果说冷战结束时天下大势以‘合’为主流的话,新阶段的世界政治‘分’的逆流迎面而来。”
王缉思长期从事国际关系研究,但是近年来他更多地从“世界政治”的角度思考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国际关系”局限性很大,“世界政治”涉及的领域更深更广,“借助世界政治的视角,或许更能帮助我们理解和把握复杂多变的世界”。
最近出版的《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就是王缉思研究世界政治的一个成果。“我认为,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是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这五大政治目标是各国政府、从事政治活动的组织和个人普遍追求的。”王缉思说。“如果仅仅以国家为中心提出理念,就很难和世界其他国家对话。”他试图跳出国家视角,更多从人类世界的角度来看问题。
王缉思承认,自己构想的是一个永远可望不可即的“理想国”,“可是有了目标,就有了方向,知道向哪里走”,“在国家还存在的今天,现实的政治目标是建设相对来说治理良好的国家,或者说‘成功国家’。这也是走向世界‘理想国’的第一步”。
(在国家还存在的今天,现实的政治目标是建设相对来说治理良好的国家,或者说“成功国家”。这也是走向世界“理想国”的第一步。图/中新)
世界政治进入新阶段
《财经》:您所说的“世界政治新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王缉思:如果说冷战结束时天下大势以“合”为主流的话,新阶段的世界政治“分”的逆流迎面而来。
主要表现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并同时上升,对既有政治秩序形成新的挑战,加剧了国家内部的政治裂痕,也在国家之间造成裂痕。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通过“美国第一”等口号当选美国总统,都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相互融合的产物。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共同作用下,威权主义和强人政治回潮,“强人”们又利用本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强化个人权力。在传统的意识形态影响下降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正在各国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正确性”,导致地缘政治竞争加剧,战争危险冒头。此外,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互联网金融、大数据应用等技术进步也孕育着很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例如政府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展审查和监控的行为,冲击着言论自由、隐私权观念,改善人类基因的技术也引发了道德争议。
《财经》: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会不会导致一场新的冷战?
王缉思: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可能产生很多冲突的时代。从全球层面看,各国在国际上的不安全感往往同国内政治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互为因果。某些国家的国内治理不善、社会分裂和经济停滞,同国际关系层面的利益冲突相互交织,对全球安全秩序将造成巨大冲击。“新冷战”会不会爆发?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的军备竞赛,会不会使全球的长期和平稳定局面出现逆转?这些都是人们不得不思考的重大问题。
实际上,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时代主题的内涵与外延都已发生变化。当今世界和平问题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安全问题。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已大大降低,但安全挑战、特别是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愈发突出。现在整个世界政治失衡,可是又不能通过打仗和革命的旧办法把失衡的世界扳回来,新的手段也没有找到。
《财经》:如此看来,未来的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世界政治新阶段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趋势?
王缉思:至少若干年内,新阶段的特点还是显著的。可能是一代人的时间,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30年以前冷战结束,再往前推30年,1958年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再往前就是世界大战了。
乐观地看,世界政治新阶段可能是20世纪晚期开始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中的一段间奏,但也可能成为一个不稳定的新时代的序曲。
《财经》:在复杂多变的世界政治面前,怎么认识和把握世界政治的发展和变化,是一个重大挑战。
王缉思: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我讲过十几年的国际关系理论,但是现在越来越觉得,国际关系立足点是本国政治和各种利益,局限性很大。我曾经打过一个比喻:国际关系就好比冰山浮出海面的部分,它的运动和形状取决于海平面之下的冰川和地壳的运动,也就是世界范围和各个国家内部的社会运动、经济活动、文化底蕴等。
因此,近年来我开始关注和思考“世界政治”。“世界政治”研究的就是世界范围内政治发展的总趋势、各个国家和地区内部的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世界政治研究的是冰山隐藏在海平面下面的部分,它比通常理解的国际关系涉及的领域更深更广。借助世界政治的视角,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和把握复杂多变的世界。
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
《财经》:政治都是有目标的,在您看来,世界政治的目标是什么?
王缉思:世界政治目标有多种,有初级目标、中间目标,也有终极目标。什么叫终极目标?终极目标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但又是值得人们去追求的。我最近出版的《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一书,就是试图找出当代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社会和从事政治活动的个人都接受的长远目标。
《财经》:您提出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不是受到了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政治动荡的影响和启发?或者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对这些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
王缉思:是的,越是在纷乱的世界里,我们越要找到终极目标,才能够反观世界,不失去方向。如果追根溯源,早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时候我就想,和平与发展是不是人类永恒的主题?100年前、1000年前的世界是不是也要和平与发展?人类是不是还有别的主题?这就是我的思考原点。
后来,我到过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感触最多的是不同社会里的人对国家、信仰、社会组织、家庭等的不同观念。我从接触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人,开始了对“世界政治终极目标”的感悟。1993年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发表“文明冲突论”,引起国际学界的争论,触发了我对这个议题的深入思考。
《财经》: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的焦点不再是意识形态冲突或大国争霸,而是以宗教界定的“文明”之间的碰撞,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当时,中国思想家和学者认为亨廷顿的论点完全站不住脚。
王缉思:这并不足为怪。在那个年代,中国学者辩论的焦点是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有人强调邓小平的论断否定了过去“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的看法,也有人争辩说邓小平的原话其实是和平与发展是“两大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还有人争论世界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是南北矛盾、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还是中美矛盾?
这些问题跟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完全搭不上边。那时我就感觉到,中国跟许多西方国家、伊斯兰国家在政治话语体系方面有很大区别,主要区别在于国情、文化和历史经验不同,对政治的终极目标的理解也就大有区别。很多中国人认为,世界如能保持长期和平和经济高速发展,就天下太平了;中国高举和平与发展两面大旗,就能赢得世界的尊重。但是对世界上很多人来说,“政治”不仅仅是解决和平与发展的问题。
在寻找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的过程中,我不断地阅读古今中外书籍,自己和自己辩论,也不断地找外国人讨论。例如,在我和法国人交流时,他们就提出“尊严”应该是终极目标,所有人都要尊严。于是我考察了尊严的含义。但是后来发现,“尊严”和其他目标有重合,如果一个国家有自由、有公正、有信仰,人们自然就有尊严了。于是我没有把它单列到终极目标里。
《财经》: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思考,您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什么?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有哪些?
王缉思:我认为,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是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这五大政治目标是各国政府、从事政治活动的组织和个人普遍追求的。世界各国都将保障安全、促进国民福祉(一般都表现为财富的拥有)、维护信仰、社会公正、个人自由列为国家的目标,写入宪法。宪法对于多数国家来说是庄严而长久不变的,因此宪法中这些目标也可以看作是其制定者心目中的终极目标。
作为终极目标,它们都是不可能得到终极满足的。一个人可能觉得自由不够充分,社会不够公正,信仰不够充分,安全没有得到完全保障,财富没有满足。虽然不可能得到终极满足,但是值得人们永远去追求。
《财经》:显然,有一些重要的目标似乎被忽略了,例如,平等就是古今中外都很重视的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
王缉思:平等是很重要的价值,很多人崇尚平等,我也承认平等是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之一,但是之所以没有将它同其他终极目标并列,是因为“平等”可以涵盖在“公正”和“自由”的含义之中。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明确地说:“不公正即不平等,公正即平等。”如果自由平等和公正不可分割,把平等单独列为政治的终极目标就没有必要了。
另外,人人都追求自由、公正,但并非人人都追求平等。平等是弱者追求的目标,强者往往享受不平等。尽管人人都会承认“平等是好东西”,但在具体事情上,特别是涉及收入分配的问题上,他们心目中“平等”的含义完全不同。
《财经》:人们普遍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为什么民主不是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呢?
王缉思:民主是表达个人自由意志的一种方式。诚如英国牛津大学政治学者斯坦·林根所说:“民主的目的就是要使每一个普通人都拥有自由。自由就是民主最后要实现的目的。”作为制度安排,民主在推进世界政治文明的进程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许多近现代西方思想家承认,民主只是达到国家长远政治目标的一种相对合理的制度安排。
同样,法治也是被普遍认同的“好东西”,但它也不是终极目标,而是实现公正的一种手段。因此,我未将民主和法治列入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之中。当然,作为政治理念,民主法治比独裁专制先进得多,这是毋庸置疑的。此外,还有稳定、秩序、和谐、国家统一等价值,也被许多人所推崇。但是它们是达到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这五大政治终极目标的过程、手段和方式,或者可以包含在这五大目标的诉求中。
“有了目标,就有了方向”
《财经》:我理解,世界政治的五大终极目标其实就是普遍价值的体现。它超越了国家,是站在人类的角度来认识当代世界政治的发展变化,有助于人们思考世界政治的走向。
王缉思:是的。其实国家是人构建出来的,国家为人民而生。从历史上看,国家是不断变化、不断消亡的。几大宗教的生命力都超过国家,民族和文化生命力也比国家强。比如基督教比欧洲任何民族的历史都长,汉字比清王朝时间长。这是文明的传承,但是不能反过来说传承的文明就是国家。按照共产主义的说法,未来国家最终是要消亡的。国家本身不是终极目标,而是达到人类社会各种目标的手段和途径之一。
我的体会是,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就需要淡化各国的“特色”。在当今世界,应该破除“国家至上”观念,更多从人类整体的角度来看问题。我希望中国学者能够对当今世界的知识体系有所贡献。当成为一个大国以后,要有原创性的思想理论,它们可能是从中国出发的,还要能够解释世界。既要讲好中国故事,也应该给别的国家讲大家都能够认可的东西,不能停留于宣传成就、反驳批评、为本国辩解的层面上。如果以国家为中心提出理念,就很难和世界其他国家对话。如果认识到这个世界是以人为本的,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就会有很多新的想法,就容易和不同国家的人进行交流。
《财经》:您提出世界政治的五大终极目标,似乎是在构建一个“理想国”。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描绘过的“理想国”,都建立在国家消亡的基础之上。可是从今天看,国家消亡还没有任何现实可能。
王缉思:世界上预测未来50年、100年世界政治发展的著作很多,我没有读到其中任何一部认为主权国家体系,或作为政治形态的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会衰落下去。我认为,在国家还存在的今天,现实的政治目标是建设相对来说治理良好的国家,或者说“成功国家”。这也是走向世界“理想国”的第一步。我在书中构想出“理想国”是什么样子的,虽然永远达不到目标,永远在路上,可是有了目标,就有了方向,知道向哪里走。
《财经》:在您看来,一个成功的、令人向往的国家应该是什么样的?
王缉思:用五大目标来衡量,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五位一体,是衡量“成功国家”还是“失败国家”的一个有机的指标体系。
具体来说,一个成功国家应该具备五个特征:第一,没有严重的外部和内部的安全威胁,国内政治稳定,暴力犯罪率低;第二,国家和民众都比较富裕,经济稳步增长;第三,国家有相对统一的信仰体系、道德准则和主流价值观,同时包容一部分公民所奉行的其他信仰,公民对国家认同度高;第四,公民之间贫富差距较小,公民平等在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中得到较好体现,社会不公能够通过法律和政策调整得到矫正,官员腐败能够得到抑制;第五,公民的自由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个人自由同民族、国家的自由相一致。
《财经》:以这些目标来衡量,当今世界上,全部实现这些目标的“成功国家”并不多。
王缉思:确实不多。丹麦是相对成功的国家之一。丹麦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国民幸福指数很高,民族凝聚力较强,政府清廉指数很高,国内贫富悬殊不大,是世界上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在意识形态和社会习俗方面,丹麦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最自由化的国家之一。
另一个北欧国家挪威,和丹麦相仿,在各项社会发展指标中名列世界前茅。还有中美洲小国哥斯达黎加,也被公认为“治理良好的民主国家”。
这三个“良治国家”,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共同特色——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单一族群国家,国家以外的身份认同问题不明显,比较容易实现公正和自由。
可是在全球化时代,单一族群国家也在面临挑战,因为全球化很容易使现有的单一族群国家变成族群多元的社会。至于那些在族群、宗教、文化上多元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政治新阶段,如何成为成功国家,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财经》:不过,新加坡的例子似乎可以证明多族群国家也可以走向“成功国家”。这个由100多年来从亚洲其他地区迁来的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的国家,今天的各项社会发展指标都位居世界前列。
王缉思:新加坡相对来说比较平等,但是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它要在大国间维持微妙的战略平衡。族群多元的特殊国情又让新加坡至今有强烈的不安全感,也就不得不采取相当严格的社会管控政策,牺牲某些个人自由。所以,美国政治学者福山称之为“在民主匮乏的情形下取得经济奇迹”,并不把新加坡视为当代国家中的典范。
《财经》:作为亨廷顿的弟子,福山写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以三个指标来衡量国家发展,即“成功国家”应由强大的国家、法治、民主负责制所组成。
王缉思:我无意否认福山提出的衡量成功国家的尺度,他提出的并不是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而是他心目中良好的现代政治制度。我提出的是终极目标,但是坦率地说,我也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丹麦无法复制,新加坡也无法复制。不同国家想要实现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这些目标,成为成功国家,都需要通过各自不同的途径。
世界各个民族、不同集团,都有不同的价值。但是在这些不同的价值之上,还有一些共同的、属于全人类的价值。可能排序不一样,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会追求不同的目标,但最终都要追求的目标,应该没有根本性区别。虽然当前世界动荡多变,令人不安,但是“不畏浮云遮望眼”,只要向着这些目标努力,我相信人类会越来越接近“理想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