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日，美国著名当代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诞辰100周年，各国出版机构竞相以纪念之名出版“塞林格全集”，引发了新一轮塞林格阅读热。在中国大陆，早在2018年下半年，译林出版社就结集推出了塞林格基金会权威审定的塞林格作品新译本——《麦田里的守望者》《九故事》《弗兰妮与祖伊》和《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它们虽然并未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塞林格全集(《冲出麦迪逊的轻度反叛》和《破碎故事之心》等早期作品，晚期作品《哈普沃兹16，1924》没有被收入)，依然激起了诸多文学爱好者的极大兴趣。

然而，我们必须知道，本轮塞林格阅读热的出现固然联系着塞林格作为文学大师百年诞辰带来的商机、作品本身的价值，但塞林格作为“遁世作家”的话题性、读者的窥秘心理等因素也是同等重要的。或者换言之，在物欲横流、阅读文学作品几成奢侈的今天，已然作古多年的塞林格依然能被读者一如既往地守望，让他们愿意重拾旧作，其原因可以一言蔽之为“记忆与欲望的混杂”。

《塞林格作品》（美）塞林格著 孙仲旭等译 译林出版社 2018年11月

一本“非同寻常”的书

1919年1月1日，塞林格出生在纽约曼哈顿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自幼对写作情有独钟，即使在二战服役期间也都笔耕不辍。基于《年轻人》等作品的发表、海明威等人的鼓励，他在1946年决定专门从事写作，两年后凭借《抓香蕉鱼最好的日子》成功跻身于令人羡慕的“纽约客作家”之列，继而在1951年发表了令他一举成名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多数中国读者的塞林格记忆的起点。

1963年，作家出版社首次出版了由施咸荣翻译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作为“黄皮书”内部发行，但这并未妨碍它神奇地传播在中华大地，吸引并感染着无数文学爱好者。比如，作家苏童在漓江出版社1983年再版公开发行该书之前便读到了它，发现了自己对塞林格的“天性里的喜欢”，一如他在回忆当初的阅读体验时所言：“我对塞林格的喜欢，是天性里的喜欢……也许是他那种少年青春视角和自由舒畅的语感感染了我，它让我对刚刚过去的少年成长岁月充满了迷恋，塞林格作品里的那种忧伤情绪直接渗入我的心灵和精神，在我刚开始写的那些短篇小说中，可以看见塞林格那种柔弱的水一样的风格和语言。这是我对塞林格作品一个感情的共鸣之处。”

苏童所言及的“少年青春视角”“水一样的风格和语言”，或者英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戴维·洛奇所谓的“少年侃”，可谓塞林格作品最为显在的特质和新颖之处，有效地保证了它们经受住时间的检验。如今，塞林格作品已然悉数受到评论界的重视，《麦田里的守望者》更是入选了“现代经典小说”，并通过其令人咋舌的6000万的发行量，“几乎大大地影响了好几代美国人”。关于这一点，一个真切的事实是《麦田里的守望者》面世不久，其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尔德就被无数青年学生纷纷模仿——他们在大冬天身穿风衣，倒戴红色猎人帽，说“霍尔顿式”语言。

另外，文坛巨擘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等人曾公开承认自己的创作受惠于塞林格，而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则亲自将《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弗兰妮与祖伊》译成了日语。尤其值得玩味的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甚至变成了阶下囚的“圣经”。

比如，枪杀披头士乐队主唱约翰·列农的凶手查普曼不但总是随身携带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而且即使深陷大牢也不忘发表声明：“我希望有一天你们都读一读《麦田里的守望者》，我今后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这个目标，因为这本非同寻常的书里有许多答案。”

查普曼把《麦田里的守望者》视为一本“非同寻常的书”，决心今后“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这是因为他从中看到了“属于我的故事”。我们知道，二战结束与冷战大幕开启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远离二战主战场的美国在战后迎来了物质生产的高度发达、民众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中产阶级人数的急剧上升，但隐匿在太平盛世背后的却是一场越演越烈的精神危机：整个社会被笼罩在一种压抑愤懑、无所适从、茫然不知所措的情势之中，对二战之后成长起来的美国年轻一代而言，情况尤其如此。

于是，这些年轻人率先以抽烟、酗酒、吸毒等颓废形式进行反抗和突围，就像霍尔顿那样：因为迷茫、空虚而苦闷、放纵，从自欺欺人走向对现实社会的妥协，最终放弃反叛。联系到这种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隐而不显的情绪最终大规模爆发在60年代，我们可以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具有独特的前瞻性，并不仅仅是一本“青少年读物”：透过霍尔顿，读者可以看到自己作为现代人的一种“无根”状态，以及精神家园的失落。

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是故，塞林格笔下的霍尔顿虽然满嘴粗话，张口“他妈的”闭口“混账”，学习不用功，而且抽烟、酗酒、烂情，甚至招妓，可谓十足的“坏孩子”，但透过其间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我们可以看到，霍尔顿既有环境所致的颓废、糟糕一面，也有纯朴、善良一面。他不愿意刻苦学习，先后四次被学校开除，因为在学校“能做的就只有学习，这样可以学得脑子灵光，好到时候可以买辆破凯迪拉克汽车。你还非得装着他妈的在乎橄榄球队赢不赢球，整天聊天除了谈女孩、烈酒和性就没有别的”。成人世界完全不可信，“里面全是些装模作样的家伙”，连霍尔顿唯一敬佩的老师都不但有同性恋之嫌，而且还要求他谨记“一个不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轰轰烈烈地死去，而一个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谦恭地活下去”。

面对自己周遭的这个非常不习惯但又无力改变的世界，霍尔顿在叛逆中想到了逃离，希望能逃到穷乡僻壤去装成一个又聋又哑的人，“我想我会怎么样呢？我会装得又聋又哑，这样就他妈不用跟谁做蠢而无用的交谈了。”

霍尔顿表面上不求上进、玩世不恭、寻求刺激，与纯真无关，但在内心深处却时刻守望着朴实和真诚，“我要定下一条规矩，就是不管谁来看我，都不许做虚伪的事，谁要做就别待”，堪称纯真的守望者。尤其重要的是，除同情弱小动物、热爱纯朴正直的普通人之外，他非常理解和关心孩子：经常满口粗话的他，在妹妹菲比的学校的墙上看到下流字眼时，旋即愤愤地将其擦掉；为了孩子们能继续游戏于“麦田”——可以抵达的精神家园——之中，他渴望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不管怎么样，我老是想象一大群小孩儿在一大块麦田里玩一种游戏，有几千人，旁边没人——我是说没有岁数大一点的——我是说只有我。我会站在一道破悬崖边上。我要做的，就是抓住每个跑向悬崖的孩子——我是说要是他们跑起来不看方向，我就得从哪儿过来抓住他们。我整天就干那种事，就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得了。我知道这个想法很离谱，但这是我唯一想当的，我知道这个想法很离谱。”

很显然，这是“救救孩子”的呼声，它把原本无意抛头露面的塞林格送到了聚光灯下，其结果是“塞林格用十年时间写出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余下的日子都在为此懊悔”。“爆红”的塞林格以保护隐私之名选择“隐藏”自己，开始了在新罕布什尔州乡间的隐居生活，就像霍尔顿所期盼的那样，“我会用我挣的钞票盖座小木屋，余生就在那儿住。我会把木屋盖得靠近森林边上，但不是在森林中间，因为我他妈想一直有阳光高照。”关于塞林格长达50余年的离群索居生活，读者和研究人员不可谓不好奇，无时不想一探究竟。

姑且不论评论家对格拉斯家族小说——《九故事》《弗兰妮与祖伊》《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文学价值的持续关注与论争，即塞林格究竟是二流的畅销书作者还是伟大的文学家？鉴于他1965年发表《哈普沃兹16，1924》之后再也没有发表作品，1974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曾说“不再出书使我得到了一种美妙的宁静。出版是对我的隐私的一种严重侵犯。我喜欢写作。不过，我只是为自己和自己的快乐而写作”。1980年接受《波士顿星期日环球报》采访时曾说“我热爱写作，而且我向你保证我经常写东西。不过，我是为自己而写，也希望完全独自去做这件事”。

人们不禁猜想，他到底留下了什么作品？他去世之后，人们能看到什么？倘若这些作品存在，其主题和风格是否已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评论家指出，他的沉默与不可交流如悲剧一般糟糕，必须引起重视；霍尔顿当时只有16岁，谁知道他30岁、60岁时会是什么样？所以，阅读大众始终对塞林格抱有期待，但凡有塞林格作品问世，就会有新的一波塞林格阅读热。

最后，施咸荣版《麦田里的守望者》已面世半个多世纪，吸引了大量读者，但同时也诱惑着以孙仲旭为代表的晚辈译者，他们试图通过重译形塑《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时间性，以期读者能够始终对它“一见如故”。塞林格100周年诞辰之际，译林出版社能够集中出版原本散见于各种文学刊物或由不同出版社分散出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九故事》《弗兰妮与祖伊》和《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这无疑既是对塞林格的最佳追忆，也是对塞林格读者的欲望的最大满足。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