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度量衡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9-04-28 19: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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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文 施京吾 | 编辑 臧博

 

今年是意大利国宝级作家普里莫·莱维诞辰100周年。莱维的文学生涯始于《这是不是个人》(英文书名为《活在奥斯维辛》),终于《被淹没与被拯救的》——纳粹集中营生活萦绕着他几乎一生。

莱维出生在意大利都灵一个富有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他和他的家庭已经深深融入意大利社会,莱维没有过多介意自己的“犹太属性”,认为自己只是“百分之五的犹太人”。即便在墨索里尼决定和纳粹政权合作后,意大利犹太人处境相比其他国家也好很多。

但是纳粹来了。二战末期,1943年9月10日德军全面占领都灵,15日对意大利犹太人进行了屠杀,10月1日莱维加入抵抗组织。一帮根本不懂得如何战斗的乌合之众很快被间谍渗透,12月13日凌晨莱维被捕。1944年1月20日连同莱维在内的“650件”——已经不再被认为是人的犹太人被送往奥斯维辛,最小年龄的是一个只有两个月大的婴儿。26日深夜到达集中营,24小时后,莱维的胳膊用电烙上囚犯编码174517。

这是不是个人?

集中营是非人的世界。在纳粹意识形态里,从来没有把犹太人当作人:被押上列车时是一件货物;在奥斯维辛是一串数字;在搜走所有生活用品后,吃饭却不发勺子,故意让他们用手去抓、像狗一样舔食。莱维说:“仅仅因为一个人的宗教信仰不同就惩罚他,这在我看来已经达到邪恶和非理性的新高度。”在集中营里,莱维学会了偷懒、学会了偷窃、学会了冷漠,以及与罪恶合作。一切非人的生存方式都成为“活下去”必须掌握的技能。

莱维所掌握的这些“生存技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鄙夷、蔑视和不齿的东西,从来都在我们道德意识之外,不论谁沾染上这种“技能”都会成为人生中的污点,或许还会发出小布尔乔亚的尖叫声:“怎么能够这样?!”莱维原本就是标准的中产阶级,他在参加游击队、第一次接触到手枪时,更深刻、也更天真地问道:“人为什么要相互残杀?”

非人世界里无法讨论人的道德。曾经被关押在奥斯维辛的一位英国战俘写道:犹太囚犯是“走动的骨架……真的难以置信,人可以堕落成那个样子”。德国人将自己的先知——康德——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究竟安放在了哪里?我们确乎难以保证,如果自己生活在一个普遍缺乏道德意识的社会中,又会崇高到哪里?对邪恶世界的拒绝又会有多少坚定?

奥斯维辛,这个被称为“世界肛门”的地方,在纳粹统治下,向人类展示了——也展示了人类自身无奇不有的污秽。极为凶险环境中,莱维幸运地得到了朋友的帮助,能够得到一碗土豆皮汤;因为化学家身份被招募从事与职业相关工作,使他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季;在德军疏散集中营囚犯时,他又染上猩红热住进医院,躲过了“死亡行军”;苏联炸弹几乎炸毁整个集中营,却没有炸到莱维的病房,德军以为所有人都被炸死,全部逃跑。能够在集中营活下来,不知道要经历多少个万分之一的侥幸:侥幸自身也是夺命的。

当初被送往集中营的650人,包括莱维在内只有24人活了下来。经过长达九个月颇为离奇的旅行,莱维于1945年10月到达意大利,29日回到家乡都灵。这次旅程在他的《休战》(英文书名为《再度觉醒》)一书中得到了体现。

回归正常生活后,莱维的第一部著作是《这是不是个人》,动笔时间大致为1946年2月,写作动机是他“迫切感到的是本能般地、无法抑制地讲述亲身经历的渴望,而不是作为奥斯维辛见证者的道德义务”。但丁说:“要是我没写书,那现在还是地下受罪的亡灵”,莱维年轻时曾经受到严格的拉丁古典文学训练,但丁对他有相当启示意义,尤其《地狱篇》深深烙迹在他脑海里,只有写作、倾诉,才能将他从奥斯维辛的噩梦中拯救过来。

对莱维使用《这是不是个人》作为书名有着各种探究,最根本处是他对人性丧失发出内心本能的疑问和恐惧。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捣毁之后、在人类经历过多形态极权统治之后,集中营的非人统治和囚徒们的非人生活都变得“可以想象”了,同类间自相残杀动摇人类道德根基:一种互害模式成为生存的通行法则——这将使人类走上毁灭之道。因此,莱维指出了不为常人所接受的事实:“最优秀的人都在集中营里丧命,最糟糕的人却幸存了下来。”

人在本质上是残忍的

不堪回首的经历却不得不去面对,这是一个伟大作家承担的历史责任:在正义和邪恶之间、在善良和残忍之间、在仁慈与冷酷之间,必须要选边,而且只能选择一边——莱维只能在痛苦中回顾,在回顾中书写。往往揭露苦难比苦难自身更令人寝食难安、更具有毁灭性: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会出现如此残暴、如此血腥的一幕?它使人类基本道德、基本伦理全面崩溃,自己也被强迫厕身其间,眼睁睁看着人类精神大厦倾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莱维以一种极度悲愤的心情控诉纳粹:你们赢了!

战争结束不久,集中营的罪恶没有得到全面展示,莱维的经历和作品也没有得到应有重视,他只被人们看做“纳粹日常暴行的一个普通受害者”。《这是不是个人》虽然已经译介到美国,但影响既不强烈也不广泛,直到进入上世纪60年代。

1961年该著在法国和德国相继翻译出版。在《这是不是个人》全球出版时有个极有意思的插曲:它在苏联成了禁书。苏联文化部认为莱维的作品会使苏联人将“古拉格集中营与纳粹集中营相提并论”。当莱维读到索尔仁尼琴《第一圈》时突然明白,1945年回国时,苏联军官曾经问他奥斯维辛的食物配给制度、纳粹如何预防犯人进行破坏活动等问题。他说:“我那时还天真地以为那些亲切的苏联审问者在收集历史数据,而不是如何经营斯大林集中营的相关信息。”一种罪恶总是对另一种罪恶充满兴趣。后来,东德也将莱维的著作列为禁书。

1962年秋,莱维完成了《休战》一书的写作,这是一部不同凡响的作品,于1963年6月出版,出版后第一个月就卖出4万本,一些精彩书评将莱维推到意大利当代作家前列,书评家认为,这部作品“富于吸引力,并永远充满人性”,将该著与索尔仁尼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相媲美,有的还将它与普希金、果戈里的名著相提并论。

《休战》得到意大利多个文学奖提名,并获得坎皮耶罗文学奖,莱维在意大利文坛大放异彩。当时意大利记者指出:如果历史学家要研究20世纪扭曲的一面,那么他们最好去研究莱维。

伴随成功而来的是莱维在1963年底患上了抑郁症:“朋友们注意到莱维越来越喜怒无常。一场不快常常以自伤自怜结束。”莱维知道自己的病情:“我不再认识我自己。我多想变回那个正常的普里莫·莱维。”尽管加以积极治疗,但依然反复发作直至死亡。

莱维一边与疾病搏斗一边继续写作,他的重要作品还有1975年出版的《元素周期表》,此著在文体上十分别致,“题材广泛到不同寻常的程度,从侦探小说,到史诗般战争描写,再到深刻的科学论文……莱维的种种观点和文学影响成功地得到吸收和调和。”阅读《元素周期表》成为“见多识广、富有教养的意大利人的标志”。

于1978年11月出版的《扳手》则是莱维“最个人化的作品,展现了他内心最深处的文化信仰”,被认为是对“意大利地方和方言文学悠久传统的巨大贡献”,该著于1979年7月4日获得意大利斯特雷加文学奖。但比较失败的创作是《若非此时,何时?》,叙述的是东欧犹太游击队抗击纳粹的故事,莱维是早已被同化的西欧犹太人,对东欧犹太人的生活他不很熟悉——尽管小说体现了自己参加游击队的经历。小说中,钟表匠门德尔正是自己的写照。

莱维的书在全球大量翻译出版,但真正赢得世界性声誉已经是他晚年。1985年4月莱维访问美国,受到极高礼遇,20天时间里,他穿梭6座城市,进行了6次演讲,接受了25次采访,美国人称他为“最伟大的英雄”。他在克莱蒙特大学的演讲成为《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的第一章。次年4月访问英国,同样受到无比尊敬。

1986年6月《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出版,这是莱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最彻底地展现了他对过去的纪念和道德责任”,他“力图理解当代野蛮的本质,并力图再一次向世界解释他作为见证者的使命”。莱维没有寻找导致大屠杀的原因,但却推断出一个许多人无法接受的结论:人在本质上是残忍的。

在莱维这部书、在他的这个结论面前,人们沉默了。有人认为《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应该是莱维的第一部作品而不是最后一部。然而,从1945年到1986年已经过去41年,许多人,包括德国人对集中营的认知却止步不前。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还是一部写给未来的书,不断提醒我们对未来世界可能的专制和暴力,莱维写道:类似纳粹这样的极权主义在未来“它可能发生,它可能发生在任何角落。我并非有意危言耸听,也不能肯定它会发生;正如我在本书中所指出的,释放纳粹疯狂的所有因素再次同时出现的可能性并不大,但不祥的征兆已经在我们面前展开……由偏执、对权力的贪婪、经济困难、宗教或政治的狂热、种族摩擦而形成的暴力趋势,几乎没有国家可以免疫。所以,我们有必要擦亮我们的眼睛”。

(作者为书评人)

编辑:臧博
关键字: 度量衡 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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