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从1874年－1970年的97年里有93年保持顺差，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至今近50年时间内，只有一年实现了贸易顺差。贸易逆差是因为美国货币霸权和美元循环内生机制造成的，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的维系依赖于美元循环过程中的力量均衡。贸易战无法改变贸易逆差，但是可以改变均势，这才是美国的真正目标。
（2019年2月21日至24日，第七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举行。图/法新）
贸易的福利
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将全球拖回到重商主义时代，是时候重新思考贸易的福利。反全球化、反WTO主义者将贸易视为权贵资本主义攫取全球资源的工具，在他们看来，贸易是金融危机频繁发生、经济不平衡和收入差距扩大的罪魁祸首。这些声音总是能博取眼球，但并非主流。二战以来的全球贸易通过产业分工和技术、资本、生产资料的全球化、资本化、货币化，加速推动了全球性经济增长。由于战后全球贸易格局由美国主导和塑造，全球贸易同时承担疏通美元循环的功能。即美国通过经常账户逆差的形式向全球提供美元供给，贸易顺差国以美元为储备增加货币发行，货币化其国内资源，并加大投资进一步积累贸易顺差。在资本项目下，顺差国将积累的储备投入美国资本市场，美元回流美国，美元循环完成。
所有的国家都从全球贸易中获得利益。美国作为美元循环的发起国，是经常账户逆差国（消费国）、全球最大债务国；按照重商主义的观点，贸易逆差会造成国民财富的流出，美国累计贸易逆差看起来是在为全球经济增长做贡献。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17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从1950年至2016年，贸易自由化政策和交通、通信技术改善带来的贸易扩张为美国经济产生约2.1万亿美元的收益，其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约7014美元，美国是自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扩张的重要受益者。
贸易逆差改变美国的贸易条件。理论认为，出口国（贸易顺差）在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大幅提高生产率有利于改善进口国贸易条件。以中国来讲，由于中国提高了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效率，中国产品的相对价格就变得更加便宜。美国贸易条件因为中国产品生产率的提升而改善。而贸易条件的改善会直接反映到国内价格水平之上，经过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美国国民收入大幅提升，在此过程中不可贸易品和贸易品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导致相对价格出现变化，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持续抬升，1960年－1965年美国PCE均值在1.5％左右，1965年－1970年则继续上升至3％附近，进入70年代－80年代的滞胀期，PCE价格更是飙升到8％－10％左右。而到80年代至2018年，PCE却一直维持在2％附近。
美国获得了商品价值链的绝对比例，虽然美国减少了生产、增加了消费，但美国依然保持了国民收入的高增长。随着产业链广度、深度的扩展，当前的国际贸易复杂程度早已不是17世纪-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能够比拟。衡量财富在国家之间的分配和转移更准确的指标应该是增加值、价值链而不是简单的贸易逆差。一件终端商品的生产，其原材料、零部件、设计、制造已经实现了全球化，财富的分配比几百年以前更隐蔽。用全球价值链理论框架下的统计方法，以中国为例的中低端商品制造国，占据加工组装等价值链附加值比较低的部分；美国占据着战略品牌、设计、市场渠道等附加值比较高的环节。以苹果手机为例，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学者研究显示，一部iPhone手机批发价为178.96美元，其中零部件来自日本、德国、韩国和美国，共172.46美元，占96.4％，中国组装费6.5美元，占3.6％。一部iPhone手机在美国市场售价500美元，增值321美元，其中渠道商营销收入和苹果公司利益各占50％。
在信用货币时代美国可以通过债务来获得铸币税。只要美元存在公信力，美元债务就具有可持续性，铸币税就可以长期收下去。美国在从1874年－1970年的97年里有93年保持顺差，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在至今近50年时间内，只有1年实现了贸易顺差。从贸易顺差到贸易逆差，当然有美国产业转移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1971年8月宣布美元贬值、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是世界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贸易逆差不再受黄金储备的约束，可以由美联储印发美元加以弥补，美国自70年代开始构筑美元循环的闭环。
完成美元循环的闭环需要资本自由化，通过资本大的全球流动，美国获得了贸易顺差中的绝大多数利润，同时能够实现低成本融资。以中国为例，2017年中国全年外商投资企业占总出口额的43％，2018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42.6％；在中美贸易中外资主导的加工贸易更是占据约七成，外资企业贡献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57％，美资企业是重要受益者。
贸易顺差国同样也从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中获益。通过贸易顺差生产国实现了财富积累。贸易顺差带来了原始财富积累，有了积累可以扩大再生产，实现财富增长。贸易不是零和游戏，虽然美国在全球贸易收益大蛋糕分配最多，但顺差国也能分得一杯羹。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受益于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
实现货币化和经济增长。商品贸易本质是全球生产资源的资本化、货币化，通过贸易可以实现经济资源的本币货币化，而对贸易顺差国而言，储备增长往往成为本币货币投放的重要途径，通过发行货币将国内生产资料资本化，带动投资增长，实现经济增长。
贸易提高了生产效率。技术引进，和资本带来的组织化、制度红利、将生产资料有机组合和分工都能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改善。贸易会带来顺差国有比较优势行业的生产率提高，同时也会帮助贸易国实现比较优势的迭代，如日本、中国的出口行业竞争力的动态发展。
贸易帮助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完善了工业体系。通过参与全球市场，实现了产业链的延伸，而且通过从出口导向到进口替代再到出口升级的过程，生产国可以不断完备自身产业体系，并实现产业迭代。贸易实现国民收入增长，并进行经济结构转型。
最典型也是最成功的案例是德国和日本，特别是日本。1977年开始美国的贸易逆差从310亿美元持续扩大到1987年的1595亿美元，十年间规模扩大5倍。而当时美国贸易逆差主要贡献国是日本，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占美国总贸易逆差规模的比重超过30％。在此期间，日本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出口产业持续迭代，从最初的纺织品到钢铁、彩电，再到电子产品、半导体、汽车。
贸易战的原因
贸易使全球多数国家获益，特别是美国。但是美国为什么在特朗普总统治下会转向保守主义。美国的贸易自由主义转向了吗？这不是特朗普的政策初衷，美国之所以发动新一轮贸易战仅仅是因为其维护的贸易格局再次出现均势被打破的压力。中美贸易战正如20世纪80年代的日美贸易战一样，是为了维护旧有的、美国主导的贸易体系，而不是摧毁它。
贸易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收益分配在运行中出现了不均衡。不均衡体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绝对不均衡。在美国看来，本该属于美国的全球贸易红利却被其他国家拿走，特别是欧洲、亚太和北美贸易区。美国创造了美元供给，但美元在全球循环中大部分流向了其他国家，美国获得分配偏少，因此需要调整自由贸易的分配机制。
第二是相对不均衡。在贸易红利中国占的比例过高了。2018年中国GDP占美国比例达到62％，来自美国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为4191亿美元，占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的47％，占全部贸易逆差的67％（美国是服务贸易顺差国）。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按5％－6％的增速预测，预计2035年左右中国经济将与美国相当。站在美国的立场，相对不均衡更重要，因为单个国家的崛起可能会打破美国主导的旧有贸易格局和国际货币体系。一旦美元的地位受到冲击，美元循环就无法维系下去。因此，美国必须采取措施降低贸易分配格局的不平衡，特别是要针对中国采取措施。这有点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日贸易谈判。
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高增长，日本快速崛起挑战了美国的霸权地位，日本成为美国70年代－80年代贸易战的主要对象。80年代末期，日本GDP占美国GDP的比例在58％左右，对美国贸易逆差规模占美国总逆差比例为30％左右。当时的日本如日中天，科技实力、产业竞争力都可以和美国匹敌；国内政局稳定、资本和金融市场自由化，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人们感叹学生即将超过老师，日本很快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但是，贸易摩擦导致日本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由正转负，净出口对经济实际增长的拉动从1985年的1％骤降至1986年的-1％，1986年－1990年持续负向拖累经济。日本政府应对贸易战的失败措施引发了9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并导致日本陷入了通缩陷阱。1985年后日本出口增速大幅下滑，政府采取了货币和财政双宽松的政策刺激内需。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吸引了大量海外资本涌入，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叠加热钱导致日本资产价格飙升，资产泡沫越吹越大。90年代日本被迫跟随美国加息又导致资产泡沫破灭，并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当然，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也有现实的考虑。其主要的选票来源包括传统共和党的金主：大型跨国企业。贸易战一方面可以增加从美国的进口，如波音、石油巨头、汽车巨头都将直接受益；另一方面可以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让渡核心资产。贸易战以及从中国获得的妥协有利于提高这些美国大型企业的出口和收入。
蓝领产业工人，这是特朗普在2016年获胜的关键。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重新伟大，就是为了安抚这一部分广大的民粹群体，他们在全球贸易中利益受损，低端劳动力面临失业和低收入的困境。特朗普以贸易战为契机，意图吸引一些低端制造产业的回流，提高蓝领工人的就业和工资水平，迎合这些全球化贸易的失意者，可以确保其继续获得这一关键群体的支持。
贸易战的目的也是要实现美国的财政平衡。美国一直以来是贸易和财政的双赤字，从赤字平衡来看，美国一般会用资本项目顺差来平衡财政赤字。而当出现潜在的强有力的美元挑战者之时，美国不得不采取措施通过压缩贸易逆差的形式来阶段性平衡财政赤字，保持其债务的可持续性。目前，美元感受到了债务可持续性来自于中国的压力，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贸易协议：博弈与妥协
2018年中美之间出现了几轮贸易摩擦，双方针锋相对，互相加了关税，一时间有点风声鹤唳；进入2019年却又峰回路转，双方则趋于冷静、务实，回到谈判桌前以实现各自的诉求。
据海外媒体报道，正在磋商的中美贸易协议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美方诉求包括贸易平衡与市场开放、结构性改革以及协议执行机制三个方面。美方希望采取有效措施推动中美贸易平衡发展，中方扩大自美农产品、能源产品、工业制成品和服务产品进口；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方面美方的诉求是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减少国企补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取消强制技术转让；在协议执行方面建立有效的双向实施机制，以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和结构性改革进行动态监督。
具体来看，美国的首要诉求是降低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日美贸易协议中，日本对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占比从1991年的56％下降至 1996年26％，五年时间占比下降一半。按照美国的统计，目前中国对美贸易顺差4000亿美元，预计美国会要求中国通过增加自美国进口以及将出口转移到其他国家的方式将对美贸易逆差下降至2000亿美元附近，这意味着每年中国从美国进口规模达到3000亿－3500亿美元左右。
其次，进一步开放市场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放开受管制的领域，如能源、电信、医疗、金融等市场；进一步开放竞争性领域，如汽车、金融服务等市场；减少并取消强迫海外公司交出敏感技术以换取市场准入的行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修改专利法并完善执法机制。
结构性改革是美国的重要诉求。美方所说的结构性改革，主要是指中国保护本国工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推行的一系列产业政策，比如给予特定行业和企业直接的财政补贴、产业基金扶持、土地和税收优惠、银行贷款支持等，美方认为不符合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此外，就是限制外资和外国商品进入中国的一些非关税贸易壁垒，比如政府和国企采购中的不合理条款，事实上的配额管制，指定和限定进口商，限制进口商品的国内销售渠道等。美国希望中国政府削减对多个国内行业的补贴。其中既包括传统商品，例如农产品和金属（包括钢铁和铝），也包括前沿行业，例如航空航天和电信，“中国制造2025”工业战略特别指出要予以支持的行业。
这些诉求背后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贸易平衡要求中国增加进口，刺激国内需求，这可能会打乱中国正在进行的财政平衡，并将已经很高的债务率水平推升至危险的位置。金融开放和市场开放可能会先以资本流入为契机推动中国资本项目不断自由化，在此过程中鼓励人民币加速国际化，资本流动管制的放松符合跨国企业的利益，并可能造成未来金融市场的波动风险。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为了降低政府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力，特别是在金融领域和科技领域。知识产权、国企补贴、强制技术转让是为了限制中国的技术进步，确保美国的长期竞争力优势。
在美国一些人看来，中国在房地产市场和企业债务市场已经积累了不少风险，只要通过一些不动声色的安排，就可能将中国带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来自中国的竞争威胁就会如同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一样烟消云散。
而中国从被动卷入贸易战到积极主动寻求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为了达成协议，在贸易谈判之中，中国承诺大幅增加自美国进口，尤其是农产品和能源进口；承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禁止强制技术转让，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减少政府补贴、削减过剩产能，并开始推进其他结构性改革；双方同意在网络安全和国际问题上展开合作；中国再次承诺不会引导人民币大幅贬值或保持汇率大致稳定。
对贸易协议，中国表达出极大的诚意。美国主导的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中国目前依然需要融入到这一体系之中。中国在国民收入、工业技术、国防技术、高科技等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真正挑战美国还为时尚早。中国首先需要美国市场，第一大出口市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举足轻重；其次，中国需要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全球贸易是中国产业链延展的关键。如果中国和美国难以达成协议，那中国极有可能被排除出全球分工体系之外，这给中国工业产出和生产效率将带来重大挫折。
中国目前也依然需要从全球先进国家引进技术，中国的自主创新力在培育和发展的早期阶段，与美国、欧洲和日本都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的金融体系依然需要参与到美元循环之中，中国的货币供给模式与美元硬脱钩将对金融市场带来较大冲击。中国的想法是继续留在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之中，可以牺牲短期利益，以获得时间和长期利益，我们可以说中国志向远大，但任重道远。
贸易协议：变局与应对之策
1989年日美签订《日美结构性问题协议》，日本承诺扩大内需、消除非关税壁垒、开放市场。日本加大公共投资以扩大内需，在十年内实施总计430万亿日元的公共投资；加强“反垄断法”的实施，改正企业间协商投标，增加从美国进口（特别是以往限制进口的产品）；扩大在美国和第三国生产，1985年的广场协议签订后两年内，日元对美元升值一倍。 日本企业以东亚、北美和欧洲为三大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加速扩大了海外投资。
在日美贸易协议执行的初期，由于大规模资本流入和国内基建拉动，日本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股市和楼市价格大幅上涨，居民消费增长火爆；日元升值带动日本国民和企业在海外的消费和投资，外汇储备先涨后跌。1985年－1988年在日元升值背景之下，日本外汇储备从346亿美元上升到1988年的1066亿美元；而自贸易协议达成之后，日本加大海外投资和消费，在此过程中，日本外汇储备从1066亿美元下降至1992年的796亿美元。
而在贸易协议执行的后期，由于物价从0.15％的位置上升到3％左右，日本房地产、股市均出现泡沫化，日本央行跟随联储加息周期启动货币紧缩，日本神话破灭，进入长达20年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之中。贸易协议明显改善了日本的资产负债表结构，大规模持有海外资产帮助日本在长达20年的衰退过程中实现了外汇储备的继续增长，同时其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强于国内生产总值，来自于海外资产的贡献功不可没。此外，由于其负债本币化，资产价格泡沫并未带来国家破产，日本政局稳定，工业体系和技术进步持续领先，使得日本即使在国内需求偏弱的局面下，依然可以依靠企业的竞争力持续获得经常账户顺差。日本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安保由美国负责），日本可能很难真正成为美国的挑战者，与美国的紧密联系也避免日本像不少拉美国家那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中美达成贸易协议，按照贸易谈判的承诺，中国势必要做出让步和妥协。增加进口、减少管制和补贴、开放市场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美国的贸易协定正如40年前的日美贸易协议一样，也将给中国带来变化，中国处在大变局前夜。
贸易协议将改变中国在美元循环中的分配，改变国内货币投放方式。增加进口将大幅压缩贸易顺差，如果资本项目难以改变逆差格局，中国在全球贸易中获得的美元将出现净减少，那么中国的货币可能面临被动收缩。当前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占全部顺差的比例为92％。不管是增加对美国的进口，还是减少出口，加大海外投资，都将造成外汇储备规模的下降。所以贸易协议的最大冲击将是改变国内货币的供给模式。
尽管最近几年以来，通过各种货币创新，中国央行已经调整了其资产结构，但外汇储备目前占基础货币的比例依然接近80％，可以预见人民银行将继续增大其对境内金融机构的债权形式来投放货币；最极端的情况下，人民银行会和日本央行一样，直接购买国内资产，投放货币。
以本币资产获得基础货币和以美元获得基础货币这两种模式到底有多少区别？两者在生产效率和竞争力方面有本质不同。以中国为例，作为抵押的本币资产都是政府债务，而美元资产（结售汇制度）是企业出口获得的超额收益。两者分别代表政府信用和企业信用，而企业生产效率明显高于政府效率。因此，前一种模式的基础货币投放，由于效率较低将使债务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而以企业信用为代表的基础货币扩张，由于效率较高，利润增速快于债务增速，债务率可以保持稳定，甚至下降。
贸易协议的达成将继续强化目前已经出现的货币投放模式的变化，并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债务率水平。
贸易协议将迫使国内企业加快产业链转移、转型、升级的步伐。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家，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具有人口红利和完备的工业体系，中国既可以出口纺织、家具、玩具、服装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可以出口手机、电脑、汽车、钢铁、机械、自动化装置这些中高端制造业产品，还可以出口飞机、武器、航空器材等高科技产品。中国在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具备比较优势，即使在高精尖的行业如芯片、航空航天，也具有超强的学习能力和迭代能力。当然，随着劳动力人口红利的衰减，土地、服务业价格这些非贸易品价格的上升，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正在失去比较优势，中国确实在进行缓慢的产业升级和比较优势演化。而贸易战无疑会加快中国出口产业比较优势曲线的爬升，中国企业会加快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正如日本、韩国当年发生的那样。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良性循环是如德国、日本一样，企业通过产业升级保持了长期竞争力，从而能够获得长期贸易盈余。德国从1880年－2016年有统计的137年中，有84年是顺差；日本从1981年－2010年连续30年顺差。但如果升级无法完成，过早转移比较优势行业，将会造成贸易盈余长期下降。那么，企业的盈利问题和劳动力就业问题就会接踵而至。贸易协议签订之后，最先受损的就是这些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小型企业，而低端的工人会有失业压力，这对经济的稳定是不利的。
贸易协议将进一步提高国内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的债务率。贸易协议的达成将从两个方面推升政府和居民部门债务率。
第一，由于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将大幅下降，政府需要进一步启动内需，政府的消费和投资都将明显上升，虽然不至于类似于日本大规模基建，但中国政府持续进行的财政平衡战略可能被迫中断。
第二，增加进口的诉求将进一步提高居民部门的消费率。按照协议中国要每年从美国进口3000亿美元的产品，较目前的进口量增长一倍。如果在此过程中出现人民币的一轮升值，进口规模还将进一步上升。而且，贸易协议的达成，可能带动国内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阶段性上涨，在乐观情绪驱动之下，消费升级将再次回到媒体视野。
贸易协议将推动中国重启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开放。增加进口降低对美贸易顺差，有两种路径。一种是转移贸易顺差，将对美贸易顺差转向欧洲、日本和东南亚区域，以当下之形势，全球经济增速面临下降，可能性微乎其微。另一种是中国贸易顺差会出现绝对性下降。此时，中国势必要采取政策吸引资本流入，确保资本项目从逆差转向顺差，否则储备的下降压力将非常大。从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看，需要进一步资本市场开放，获得长期国际资金。
其次，增加进口的资金筹集，也有两种解决方案。第一种是用美元储备购买资产，这样会将外储很快消耗，这一方案不太现实。第二种是将从其他区域的进口转向美国，保持总体进口规模的稳定，这样外汇储备能够稳定，但是其他区域将受损，中国目前依然参与全球贸易，中国和欧盟、日本、英国、东南亚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通过牺牲其他国家满足美国诉求的策略可能牺牲长期利益。第三种是可以用外汇储备加大从美国进口，但是同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结算，用人民币支付其他区域的进口。这一路径最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长期战略，在贸易战的背景之下，中国政府有望重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贸易协议的达成将加快中国对全球资本供给进程。当前的人民币国际化是在美元储备背书之下的国际化，而以人民币商品和人民币资产锚定的国际化仍然方兴未艾。贸易协定达成之后，中国拉动内需和增加进口的政策将使得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拉动力，以人民币结算的商品贸易比重将迅速提升。同时，基于贸易协议的资本市场开放举措和国内资本市场长期发展潜力，人民币资产的相对价值有望提升。类似于美元循环，中国将适时在全球提供人民币资本，形成人民币循环机制。
贸易协议将促进人民币短期升值。几个方面都将给人民币带来短期升值压力。首先是经济增长的动能，在加大内需的政策导向下，中国经济企稳回升，在全球经济体中的相对位置在改善。其次，开放市场和资本市场开放举措将吸引资本短期持续流入国内，加大对人民币的需求。三是增加进口的举措，从提高中国贸易条件的立场出发，需要强势人民币政策。因此，中美贸易协议的达成将有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升值。中期来看，人民币则依然有贬值压力，其未来走势取决于贸易顺差下降幅度和中国经济转型及债务化解和资产价格波动。
贸易协议将对国内非贸易品价格产生冲击。最近十年以来，由于可贸易品部门的生产效率提高，中国国内贸易品与不可贸易品价生产率差距扩大，造成不可贸易部门（土地和服务业）相对价格上涨更快。贸易协议的达成，首先将带来产业向外转移，可贸易部门内部调整会增加摩擦，导致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之间的相对生产率差距缩小，不可贸易品价格有下降压力。其次，经常账户顺差大幅减少，如果没有资本账户流入配合，国内不可贸易品的货币化进程将式微。因此，贸易协议的达成对房地产这一类非贸易品价格不利。不过，短期内由于有升值和资本流入预期，地产价格可能维持高位，甚至上涨。
中美贸易战直接原因是贸易失衡，深层次的原因是美国要维持国际贸易的均势。贸易协议能够达成一致，但协议解决不了中美经济结构、全球价值链分工、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中美产业竞争和科技竞争的问题。贸易协议的妥协将为中国赢得时间，但日本前车之鉴，何况中国当前的形势较日本更严峻。为了应对可能的冲击，建议要在加大开放力度的同时，继续推进财政平衡，采取措施逐步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力度，加快推进竞争性中性、完善混合所有制、不断规范公司治理、逐步减少补贴，放开市场准入，提高市场活力。要进一步推动产业升级，一方面要谨慎进行产业的向外转移，另一方面要加快对原创性创新的鼓励，加大对科技的投入。要进一步加快资本市场建设工作，资本市场既承担金融开放的功能，又要承担推动企业创新、科技发展的功能，需要采取措施推动资本市场实现跨越式发展。
（作者为国泰君安董事总经理；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