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处于危机中，抑或只是新自由主义秩序遭遇危机？

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罗素·米德去年指出，当前美国和全球动荡展现出了以下特征：“政治家效率低下，丑闻频发，种族偏见回潮，新闻媒体两极分化且日益不负责任，民粹主义者们喋喋不休地主张一些不上台面的经济政策，对精英和专家的质疑甚嚣尘上，令人恐惧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大规模失业、高调的恐怖袭击，对移民的反感情绪激增，社会流动性趋缓，巨型企业主导经济走向，不平等加剧，以及在金融和技术密集行业中涌现出新一代权势熏天的亿万富翁。”

不论这段描述与今时今日多么相似，他实际上讲的是美国南北战争后35年（1865年-1901年）间的情况，当时美国成为大英帝国的主要挑战者。此后又花了45年时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才构建起美式和平，美国自此确立其在全球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超级大国地位。

但是，在获得全球性的权势之后，未来的发展战略是什么？这一战略就是新自由主义秩序，并借此将罗斯福总统的新政输出到世界其他地区。实行凯恩斯主义，以支出来振兴全球经济，赢得朋友的同时促其接受美式和平。

伴随美国全球消费主义文化的传播，关于五种自由的理念也得以对外输出——言论自由、选举自由、贸易自由，以及资本流通和移民的自由。这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美国梦，在美式和平的笼罩下，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他所追求的东西。

 

（在流播四处的混乱噪音之中，一个信号变得越来越清晰。美式和平正在发生变化，因为这个不再一家独大的强国正在重新思考其在全球和国内的博弈。图/法新）

超过收入的消费必须由债务来支撑。由于美国一直作为世界主要的食品生产国，然后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世界其他国家通过持有更多的美国债务，作为核保护伞的代价，同时也借此支持自由贸易以及多边体系下享有更多自由的观念。

这就是为何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对塑造当前全球金融架构至关重要。众所周知，美国拒绝采纳凯恩斯提出的使用“班柯”的多国货币体系，支持目前以美元为中心的架构。美式和平背后的经济支撑是美元的中心地位，这使得美国能够在高赤字情况下运行如常，而这样的赤字在任何其他国家都将难以为继。

凯恩斯主义提案与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的微妙但至关重要的区别在于，美国采用了单极多边模式，而美国对全球军事、政治和金融架构拥有最终决定权。

正如德雷泽纳教授在最新一期“外交政策”杂志中言简意赅地说，“有一套全球适用的游戏规则对所有人都有利，但这些规则的内容特别有利于美国。”

正如美国/比利时经济学家特里芬在20世纪70年代所承认的那样，美国可以通过“极大的特权”以承受贸易逆差问题，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美国，需要更多的全球货币流动性和美元的价值储藏功能。

但所有这一切都随着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而改变了，当时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力（主要是美国金融体系和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金融体系）被发现存在内生的不稳定性。即使美国担心丧失货币主权，因为美国债务日积月增，且被中国和其他盈余经济体持有，但全球金融危机所揭示的则是相反的情况。

正因为美联储有能力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包括向美国盟友提供美元掉期，以及愿意承受巨额财政赤字，这才得以恢复美国的稳定，并缓解了全球流动性。

欧洲人笨拙地通过量化宽松来解决他们的危机，但却没有创建起原本可以缓解南欧债务的单一财政体系，因而未能解决他们的内部债务失衡问题。中国的刺激计划反应过度，制造了过多债务。

结果，我们面对的不是十年的金融危机周期，而是一场政治危机：中产阶级的右翼和左翼都转向了民粹主义观念，两极分化的世界进一步被“我们是谁”以及“我们要去往哪里”的缺乏安全感的认同所分割。他们厌倦了新自由主义关于自由的承诺，因为在实践中，始终是那0.1％的人在日益掌控着收入、财富和权力的杠杆。

在流播四处的混乱噪音之中，一个信号变得越来越清晰。美式和平正在发生变化，因为这个不再一家独大的强国正在重新思考其在全球和国内的博弈。一个主要原因是白宫的行径日益像在做交易，一如典型的美国商人——根据季度营收报告来决策，而曾经长期存在的“大战略”，即由强大而稳定的美国来维持世界安定，则早已成了过时的旧物。

换句话说，与所谓的向东方转移的政策相反，美国政策首先是向外转移到欧洲，然后在中东陷入泥淖，并努力向东方转移。实际上，美国政策正在转而向内，寻求它真正想要的东西。

目前旨在解决美国贸易逆差的双边贸易谈判，以及美方要求盟国为防务开支承担更多，这些都标志着美国感到它的全球负担过重，近乎难以承受。它不能再把7万亿美元扔到中东，而且这战争放眼望去根本没有尽头；更不能接受像越南战争那样的另一场失利。它需要在国内花更多钱来改善陈旧不堪的基础设施，改善医疗保健和福利，以应对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它需要直面迫在眉睫的全球变暖危机，而美国的碳排放是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

美式和平的危机不是全球性的，它始于国内。

最近发表的“穆勒报告”和围绕如何处理它而生出的争议表明，民主到目前为止只是在掣肘而没有制衡。这就产生了一种情况，即行政部门希望减少掣肘，以便改变内部的权力平衡。换句话说，世界其他国家都认识到华盛顿特区出现了专制领袖，而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美式和平所遭遇的危机，只不过是罗马和平的历史余音。当凯撒于公元前49年越过鲁比肯河，将罗马那些集矢于口舌之争的政治控制在手中时，罗马共和国永远改变了。

这并不是说美式和平将在未来几十年中难以为继，而是说它的特征正在发生根本变化。世界其他国家可能不得不从全球公共产品的接收者，转而要为此类服务付出代价。

从坐享其成变为付出代价，这将是全球面临的难题。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翻译：臧博；编辑：袁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