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和平的生死危机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9-05-03 01:4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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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美式和平所遭遇的危机,只不过是罗马和平的历史余音。当凯撒于公元前49年越过鲁比肯河,将罗马那些集矢于口舌之争的政治控制在手中时,罗马共和国永远改变了

文 沈联涛 | 编辑 袁满

 

世界正处于危机中,抑或只是新自由主义秩序遭遇危机?

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罗素·米德去年指出,当前美国和全球动荡展现出了以下特征:“政治家效率低下,丑闻频发,种族偏见回潮,新闻媒体两极分化且日益不负责任,民粹主义者们喋喋不休地主张一些不上台面的经济政策,对精英和专家的质疑甚嚣尘上,令人恐惧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大规模失业、高调的恐怖袭击,对移民的反感情绪激增,社会流动性趋缓,巨型企业主导经济走向,不平等加剧,以及在金融和技术密集行业中涌现出新一代权势熏天的亿万富翁。”

不论这段描述与今时今日多么相似,他实际上讲的是美国南北战争后35年(1865年-1901年)间的情况,当时美国成为大英帝国的主要挑战者。此后又花了45年时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才构建起美式和平,美国自此确立其在全球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超级大国地位。

但是,在获得全球性的权势之后,未来的发展战略是什么?这一战略就是新自由主义秩序,并借此将罗斯福总统的新政输出到世界其他地区。实行凯恩斯主义,以支出来振兴全球经济,赢得朋友的同时促其接受美式和平。

伴随美国全球消费主义文化的传播,关于五种自由的理念也得以对外输出——言论自由、选举自由、贸易自由,以及资本流通和移民的自由。这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美国梦,在美式和平的笼罩下,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他所追求的东西。

 

美式和平的生死危机

 

(在流播四处的混乱噪音之中,一个信号变得越来越清晰。美式和平正在发生变化,因为这个不再一家独大的强国正在重新思考其在全球和国内的博弈。图/法新)

超过收入的消费必须由债务来支撑。由于美国一直作为世界主要的食品生产国,然后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世界其他国家通过持有更多的美国债务,作为核保护伞的代价,同时也借此支持自由贸易以及多边体系下享有更多自由的观念。

这就是为何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对塑造当前全球金融架构至关重要。众所周知,美国拒绝采纳凯恩斯提出的使用“班柯”的多国货币体系,支持目前以美元为中心的架构。美式和平背后的经济支撑是美元的中心地位,这使得美国能够在高赤字情况下运行如常,而这样的赤字在任何其他国家都将难以为继。

凯恩斯主义提案与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的微妙但至关重要的区别在于,美国采用了单极多边模式,而美国对全球军事、政治和金融架构拥有最终决定权。

正如德雷泽纳教授在最新一期“外交政策”杂志中言简意赅地说,“有一套全球适用的游戏规则对所有人都有利,但这些规则的内容特别有利于美国。”

正如美国/比利时经济学家特里芬在20世纪70年代所承认的那样,美国可以通过“极大的特权”以承受贸易逆差问题,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美国,需要更多的全球货币流动性和美元的价值储藏功能。

但所有这一切都随着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而改变了,当时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力(主要是美国金融体系和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金融体系)被发现存在内生的不稳定性。即使美国担心丧失货币主权,因为美国债务日积月增,且被中国和其他盈余经济体持有,但全球金融危机所揭示的则是相反的情况。

正因为美联储有能力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包括向美国盟友提供美元掉期,以及愿意承受巨额财政赤字,这才得以恢复美国的稳定,并缓解了全球流动性。

欧洲人笨拙地通过量化宽松来解决他们的危机,但却没有创建起原本可以缓解南欧债务的单一财政体系,因而未能解决他们的内部债务失衡问题。中国的刺激计划反应过度,制造了过多债务。

结果,我们面对的不是十年的金融危机周期,而是一场政治危机:中产阶级的右翼和左翼都转向了民粹主义观念,两极分化的世界进一步被“我们是谁”以及“我们要去往哪里”的缺乏安全感的认同所分割。他们厌倦了新自由主义关于自由的承诺,因为在实践中,始终是那0.1%的人在日益掌控着收入、财富和权力的杠杆。

在流播四处的混乱噪音之中,一个信号变得越来越清晰。美式和平正在发生变化,因为这个不再一家独大的强国正在重新思考其在全球和国内的博弈。一个主要原因是白宫的行径日益像在做交易,一如典型的美国商人——根据季度营收报告来决策,而曾经长期存在的“大战略”,即由强大而稳定的美国来维持世界安定,则早已成了过时的旧物。

换句话说,与所谓的向东方转移的政策相反,美国政策首先是向外转移到欧洲,然后在中东陷入泥淖,并努力向东方转移。实际上,美国政策正在转而向内,寻求它真正想要的东西。

目前旨在解决美国贸易逆差的双边贸易谈判,以及美方要求盟国为防务开支承担更多,这些都标志着美国感到它的全球负担过重,近乎难以承受。它不能再把7万亿美元扔到中东,而且这战争放眼望去根本没有尽头;更不能接受像越南战争那样的另一场失利。它需要在国内花更多钱来改善陈旧不堪的基础设施,改善医疗保健和福利,以应对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它需要直面迫在眉睫的全球变暖危机,而美国的碳排放是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

美式和平的危机不是全球性的,它始于国内。

最近发表的“穆勒报告”和围绕如何处理它而生出的争议表明,民主到目前为止只是在掣肘而没有制衡。这就产生了一种情况,即行政部门希望减少掣肘,以便改变内部的权力平衡。换句话说,世界其他国家都认识到华盛顿特区出现了专制领袖,而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美式和平所遭遇的危机,只不过是罗马和平的历史余音。当凯撒于公元前49年越过鲁比肯河,将罗马那些集矢于口舌之争的政治控制在手中时,罗马共和国永远改变了。

这并不是说美式和平将在未来几十年中难以为继,而是说它的特征正在发生根本变化。世界其他国家可能不得不从全球公共产品的接收者,转而要为此类服务付出代价。

从坐享其成变为付出代价,这将是全球面临的难题。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翻译:臧博;编辑:袁满)

编辑:袁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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