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以来，非洲一些国家也进入了该倡议的规划范围，倡议得到了所在国政府的积极响应，继而诞生了肯尼亚蒙内铁路、吉布提国际工业园等一批“一带一路”中非合作项目。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针对中非经贸合作、“一带一路”倡议的质疑始终存在。譬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018年6月18日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长篇演说，声称非洲领导人对中国附加政治条件的投资充满疑虑，中国致力于将非洲的港口建设为军事设施；2018年11月19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APEC会议上暗指中国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透明的贷款，支持一些质量低劣的建设项目。
凡此种种负面的舆论，不一而足。总体来看，当前外界对中非经济合作的负面舆论观点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中国对非洲正在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中国正在“独霸”非洲；中国以“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之名设置“债务陷阱”以达到全面控制非洲政治与财富的目的。
然而，审视事态发展的逻辑和客观数据，我们就可以发现，有关上述三个方面的负面评价存在巨大的疏漏和错误。非洲蓬勃发展的现实使得非洲人民被迫接受殖民主义的可能性荡然无存；包括美、法、日、印等在内的全球许多大国都在积极进入非洲寻求合作，中国根本做不到“独霸”非洲；至于中国设置“债务陷阱”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完全无视中国投资的商业属性。
“新殖民主义”没有基础
相对于“新殖民主义”的提法，任何一个非洲国家对于“殖民主义”都不陌生。近代以来影响力与规模最大的殖民行动来自于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欧洲殖民者利用先人一步的工业优势，成功将包括非洲在内的广大地区强行变为自己的殖民地。这种殖民主义在形式上的主要特点包括：以强占领土为前提，继而摧毁当地原有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建立新的由外来殖民者控制的社会系统，从而实现掠夺资源、人口等财富的便利。“新殖民主义”则被认为出现了形式上的巨大改变，殖民者并不直接强占领土，而是通过多种软性方式控制对象国。
然而，无论是传统“殖民主义”还是“新殖民主义”，都应该注意到其本质在于被殖民的国家事实上隶属或者附庸于殖民母国，没有说“不”的权力。在当今的非洲，这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任何一个非洲国家政府在主观上都有拥有自主决策的绝对权力，在客观上也不面临被强迫的困境。这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动为非洲带来的巨大优势。
冷战期间，广大非洲国家或者面临争取民族解放的艰巨任务，或者面临独立建国后百废待兴的发展难题，因而常常不得不在美苏对立的国际大环境中选边站。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非洲的地缘政治优势明显上升；同时非洲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与全球最高的人口增长率，市场潜力巨大，各类资源丰富；另外，非洲国家众多，因而在各类全球性组织中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这也是域外各大国所特别注重的要素。譬如，以色列目前高度重视对非洲的投资及政治攻势，因为以色列政府尤其看重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权，这对于耶路撒冷及戈兰高地的归属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因此，可以形象地说，这不是一个非洲讨好大国的时代，而是大国向非洲主动寻求合作的时代。非洲在这场博弈中占据主动地位，非洲各国政府可以自由地选择合作对象，并且要求以最符合本国利益的方式开展合作。所谓的“新殖民主义依附论”完全没有可存在的基础。
“独霸”非洲罔顾事实
有关中国追求“新殖民主义”政策的负面舆论，与中国正在“独霸”非洲的论调是一脉相承的，然而通过一系列的数据与事件就可以看出，这种指摘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首先，从高层互动来看，中非合作论坛的确是目前全球范围中与非洲相关的规模最大的峰会，然而却并非独一无二的。自1993年开始，日本政府与联合国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洲联盟以及世界银行共同举办“东京会议”，2016年首次改为在非洲举办，并将会议由五年一届改为三年一届，由日本与非洲轮流举办。法国作为非洲众多国家的前殖民宗主国，从未退席对非洲的政治公关，法国政府目前定期举办的高层会议包括法国与非洲和平与安全首脑峰会、法国-非洲经济论坛、法国与非洲新型经济伙伴关系论坛等。美国除制定了《非洲增长和机会法》以外，还借此搭建了非洲增长和机会法论坛，迄今已经举办了17届。
以元首出访数据来看，2013年习近平主席就任国家元首以来，通过专门出访、出席国际会议、技术性经停等各类方式对非洲的访问为10次，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非洲的出访超过30次，印度总理莫迪在第一个任期内的赴非洲访问次数就已经达到8次，法国总统马克龙2017年5月上台后，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就访问了9次非洲，足迹遍至11个非洲国家。这足以证明域外大国对非洲的重视是普遍而高级别的，而且中国的表现绝非一个领先者。
其次，驻非洲外交机构数量可以成为观察域外大国与非洲关系的最直接指标，因为外交机构数目的存量与增减既可以评估该国与非洲的政治关系的现状与变化，也可以窥视侨民、投资利益在当地的变化。根据《经济学人》与丹佛大学一个研究项目的统计，截至2016年，中国在整个非洲拥有52座大使馆及领事馆，位居第1位，但也应看到美国仅以3座之差位列第2，法国为47座，德国43座，俄罗斯40座，土耳其38座，巴西与英国均为36座，日本为35座。另外，除去存量外，还要关注增量问题，从2010年至2016年，超过320座新的外交机构在非洲开张，其中土耳其新增了26座，印度则在2018年表示未来要在非洲增设超过18座外交机构。这个数据反映出，即使假设中国拥有“独霸”非洲的“野心”，这个意志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非洲是当前吸引全球投资者的热土，对非洲的开发是多元化的，无论是在非洲长期保有权势的域外传统强国，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在积极寻找与非洲各国的合作机会。
再次，各国与非洲的贸易额、非洲所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也是两组重要的衡量指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来看，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按照进出口总额计算，中国与该地区的贸易总额为1200亿美元，在单个国家中位居第1位，但如果将欧盟视为统一整体，其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贸易总额达到1560亿美元，印度位居第3位，为580亿美元。另外，贸易增速也是一个重要指标，从2006年到2018年，中国对该地区的贸易增速为2.26倍，不敌印度的2.92倍。就外国直接投资额来看，当前对非洲投资的前三名依然是美国、英国与法国，中国从2011年到2016年对非洲的直接投资由160亿美元增长到400亿美元，但与法国的差距仍有90亿美元之多。所谓中国正在“独霸”非洲的观点完全是违背事实的。
中国投资的商业属性被忽视
有关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债务陷阱”论，其逻辑并不复杂，即认为中国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投资（通常由中国国有政策性银行提供贷款）使投资对象国背负沉重的债务，使得后者不得不将国家主权或核心经济利益拱手相让。这种观点既有不了解中国现实的无知，也忽视了中国企业对非洲投资的现实与变化，同时也没有如实反映非洲债务问题的现状。
长期以来，西方世界，也包括非洲当地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阶层，总是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抱有错误的认识，他们总是错误地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只是听命于中央政府的经济工具，从不计较成本、收益与劳动生产率，在非洲开展投资的唯一目的是为中国占有更多的战略资源。
事实上，由于越来越多的中国国有企业在世界各地股票市场上市或者发行债券，中央政府的国有企业管理机构也有类似的内部绩效考核和问责制度，国企问责、财务公开、股权回报制度使得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必须要考虑成本收益问题。与西方世界的私营企业相比，中国国有企业在非洲的许多投资往往确实愿意冒更大的风险，但这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包括发达国家市场难以进入），如果就此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对非洲的投资不计成本后果，就完全是一种错觉了。
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从来不是由国有企业单一垄断的，私营企业在其中也占据着很大的比重。标准银行集团的研究人员在2018年8月披露的信息显示，根据标准银行集团在乌干达的研究，预测当地有超过500家中资企业，相当于官方数据的10倍以上。这些企业共计聘用超过2.5万名乌干达居民。以此推算，在整个非洲大陆上活跃的中资企业实际上有可能超过3万家，其中大部分为小型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是最为关注收益的群体，它们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能力去承担不必要的损失，更遑论要主动设置所谓的“债务陷阱”。
即使对于中国国有企业而言，它们也高度关注对非洲投资的收益问题，并且随时关注市场动向，调整相应的投资策略。
英国《金融时报》曾报道，包括吉亚铁路在内的诸多使用中国资金建设的项目的回报率均低于预期，致使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对赴埃塞投资项目和该国使用中国贷款建设项目的担保意愿下降。肯尼亚蒙内铁路约90%的贷款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根据当地媒体披露的合同可以看出中国进出口银行尤其重视债权安全，为确保收益，精心安排设计还款机制，并鼓励蒙巴萨港口的货物搭乘铁路运输。另外，根据肯尼亚当地媒体《旗帜报》的报道，由于蒙内铁路目前营运收益不佳，加上肯尼亚外债攀升，使得中国政府谨慎拒绝了肯尼亚政府标准轨铁路第二阶段建设的贷款请求。
非洲债务问题久已有之，而且中国的介入程度实际上是比较低的，《经济学人》就专门指出“（中国制造‘债务陷阱’）这个指控在非洲很容易被夸大”。由于基础设施落后、人口增长迅速、公共开支不断攀升，自冷战结束以来，非洲各国政府就长期依赖国际借贷，上世纪90年代许多非洲国家曾一度濒于破产边缘，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进行了改革与调整。
然而，近年来，非洲的外债问题再次出现，非洲有逾20个国家存在中等到严重的债务困境，以外币形式借贷、美元升值、利率上升都是非洲债务危机加剧的重要原因。
还应该注意到的是，多位国际金融专家或联合国非洲事务官员均否定了“中国是非洲债务问题恶化主因”的说法，譬如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维拉·松圭就指出，“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非洲债务水平不断上升与中国的贷款有关，但实际上，欠中国的债务不到非洲外债总额的10%。”另外一些专家，譬如利比里亚前公共工程部长顾德·摩尔则认为中国贷款只占非洲多年积累的巨额外债的2%。
另外，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数据显示，32%的非洲外债由私营借贷者持有，35%来自于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双边合约性质的贷款当然也存在，但份额更小。中国是非洲最大的双边合约贷款债主，但金额规模也只占全部双边合约贷款总额的20%。
在中非经济合作的过程中，受制于国内政治文化、政治与经济体制差异、发展阶段差异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确实是存在各种不足与错误的，这是一个需要时间去自我修正与完善的过程。譬如，舆论曾经批评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较少雇佣当地劳动力，这个问题正在得到重视和逐步的改善。麦肯锡于2017年发表报告，在8个非洲国家的1000多家中国企业进行调查，发现这些企业89%的雇员是非洲本地人，不过56%经理或以上级别人员依然是中国人。这是一个典型的“接受批评—逐步改善—继续接受批评—进一步改善”的良性互动过程。
“新殖民主义”“独霸非洲”“债务陷阱”这些负面舆论的存在，自然有其存在的充分原因：基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大国之间必然存在此消彼长的权势斗争，没有任何一个大国乐见他者在非洲不受阻碍地扩展合作。因此，遭遇负面舆论，与积极应对负面舆论，都是国际政治的必然生态，不足为奇。对于这类极具有煽动性与蛊惑性的舆论，不能听之任之，应该充分利用既有的事实与数据，从事情的本源出发，做客观理性的陈述与分析，方能达到正本清源、以正视听的效果。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外国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编辑：郝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