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是个慢变量，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而且是不可逆的，从这个视角看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有助揭示经济发展的长周期，以区别于周期性和偶发性的情况。
根据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Richard Koo将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城市化经济体（urbanizing economies）、成熟经济体（maturing economies）和被追赶的经济体（pursued economies），分别对应图1中的第Ⅰ阶段、第Ⅱ阶段和第Ⅲ阶段。
第Ⅰ阶段对应的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供给具有无穷弹性，刘易斯拐点尚未出现。这个阶段，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买方市场，资本所有者获得绝大部分“剩余价值”。如图1所示，劳动供给曲线以上、需求曲线以下的部分为资本所有者的收益，当需求曲线在D1的位置时，资本所得为三角形BDG，劳动所得为矩形DEFG。当需求曲线右移到D2的位置时，资本所得总额为三角形ADH，劳动所得总额为矩形DEIH，劳动工资以线性速度增加，资本回报则是非线性的。
一般来说，资本所有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其所得更多地用于储蓄和投资，所以这个阶段的一个特征就是资本存量快速积累。与之相对应，由于工资报酬较低且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消费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在资本积累和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
刘易斯拐点之后，经济便进入第Ⅱ阶段，与之相对应的是新古典发展阶段，这段时期也被称为“黄金时期”，不仅因为发展的速度比较快，还因为收入差距将不断缩小。其逻辑在于，后刘易斯拐点时代，劳动力市场开始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工资上涨幅度或将超过GDP增幅，其中非熟练劳动力的涨幅更大，致使贫富差距收窄，或不再进一步扩大。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劳动收入占GDP的份额不断增加，消费占GDP的份额也会随之上涨。消费的扩张和劳动工资的上涨又从两个方面带动投资的扩张：一是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企业家想通过资本深化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是消费导向性的投资扩张，企业想通过扩充产能，赚取更多的利润。随着产能的扩张，加之比较优势的存在，另一个特点就是出口的扩张。此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仍将向前推进，但速度将显著放缓。
图2展示了主要西方国家二战后的城市化进程，可以看出，20世纪70年代之后，城市化进程显著放缓，而在此之前，速度相对较快。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意大利以外，其他国家在出现城市化放缓的现象之后，城市化率基本都在70％以上，而中国在刘易斯拐点出现的2004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41.7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30.76％。
第Ⅲ阶段为被追赶阶段。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发展，劳动力工资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同时，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完成，国内的投资机会变得稀缺，资本的不断累积使得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
全球化时代的一个特点是，起步较晚的国家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向发达国家学习，而且，由于发展阶段存在差异，后发国家的工资更低，资本报酬更高。投入产出比的差异导致先发国家发生资本外流和产业转移，以利用后发国家（或地区）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充分的投资机会。这种产业链的迁移现象类似于大雁的迁徙，故在理论上被称为“雁阵模型”，用以描述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劳动力成本高的国家（或地区）向劳动力廉价的国家（或地区）迁移的现象。自然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出口国变为进口国。
随着产业的外迁，以及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进入到被追赶阶段的国家的劳动力需求出现停滞，整体工资水平停滞不前，不同收入阶层内部出现分化，高技能劳动者工资上涨更快。随着制造业的外迁，国内制造业出现空心化现象，技术进步将放缓。以美国为例，Fischer Stanley提供的数据表明，美国非农商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速在1952年－1973年平均为3％，到1974年－2007年，平均增速下降到2.1％，2008年－2015年，进一步下降到1.2％。
图3显示了部分发达国家真实工资指数的变化，可以看出，从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段“黄金时期”，真实工资涨幅较快，这对应的是发展的第Ⅱ阶段，而在此之后，工资指数增长明显放缓。图4考察了美国不同收入阶层的对比情况，可以看出，在黄金时期，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不再拉大，最高的5％与最低的20％的收入差距甚至还在缩小，但进入到“被追赶阶段”之后，工资涨幅开始出现分化，收入差距再一次被拉大，特别是高收入阶层的工资出现快速上涨。
整体而言，第Ⅰ阶段属于经济起飞阶段，第Ⅱ阶段是高速发展阶段，第Ⅲ阶段一般意味着高水平发展阶段。如果仅仅从速度和质量这两个维度来划分的话，前面两个阶段的共同特点是高速度，第Ⅲ阶段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其中第Ⅱ阶段也可以被理解为从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的过渡阶段。从前文的分析可知，理解经济结构变迁的一个关键变量就是人口，这其中既包括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也包括人口的年龄结构，它们都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有直接的影响，从而决定了工资水平以及劳动和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对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和进出口也有直接影响。
全球经济周期的冲突与“雁阵模型”
基于前文所描述的经济发展三阶段中由于劳动市场结构和全球经济变迁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特征，图5划分了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以及全球产业链演进的雁阵模型。
二战后，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率先复苏。美国和欧洲这些老牌的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就出现刘易斯拐点（Richard Koo，2018），最早进入到黄金时期，并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期，之后进入到发展的第Ⅲ阶段，成为被亚洲追赶的经济体。与欧洲不同的是，美国在八九十年代开始的互联网创新浪潮中又重新获得了全球技术领导者的地位。
最为典型的案例是日本对美国和德国的追赶。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汽车和德国相机行业面临着来自日本的越来越激烈的竞争。Richard Koo描述道：
许多西方人惊讶地发现，日本汽车只需要很少的保养和维修。也许是德国人发明了汽车，美国人发明了制造汽车的方法，使汽车的制造成本更低，但正是日本人生产的汽车不易出现故障。尼康 F系列相机的问世在20世纪60年代给德国的相机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因为尼康F相机比德国的徕卡（Leicas）和埃克斯卡塔斯（Exaktas）更坚固耐用、适应性更强、更容易使用，也更耐用，世界各地的专业摄影师很快转向了日本的品牌。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首次发现自己被来自东方的强大竞争对手追赶。
这就是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发生的背景和经济解释。值得强调的一点是，日本的技术转移体系与中国有较显著的差异。艾肯格林引用梅森和香西泰的研究指出，日本限制跨国公司进入日本市场，认为这样更容易获取外国的技术许可，同时还有助于促进本土的研发。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给中国留下了利用外资的机会。加入WTO以后，中国加快融入全球的产业链分工体系。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对外资持开放态度，故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先发国家或地区都将制造企业转移到中国。1990年泡沫破裂后，日本也进入到被追赶国家行列，而此时的追赶者不仅有“亚洲四小龙”，还有中国。
亚洲经济体之中，日本经济最早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60年代初便出现刘易斯拐点，随后进入黄金时期，到90年代进入发展的第Ⅲ阶段，从图6中日本的工资水平的变化中看出明显转折。9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的名义和真实工资均出现停滞。日本的黄金时期持续了30年，较美欧发达国家缩短了10年。90年代初，日本的股市和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日本政府为应对国内经济的急剧收缩，实施了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日本的GDP和就业没有出现1929年-1933年“大萧条”时期的情形，但由于创新的缺失、“亚洲四小龙”追赶和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日本“失去了十年”。21世纪初，日本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开始修复，但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至今仍处于艰难复苏的过程中，“安倍经济学”三箭齐发——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能否“让日本再次伟大”，关键还是看日本能否在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中取得突破。
紧随日本之后的是“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上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开始起飞；80年代初期出现刘易斯拐点，进入到第Ⅱ阶段，经济提速；2000年前后，先后进入到“被追赶阶段”。图7显示了中国台湾的工资水平，真实工资水平在2000年左右便进入相对稳定的状况。相比而言，“亚洲四小龙”的黄金时期更短，只有20年。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亚洲四小龙”提前进入被追赶阶段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的方位
笔者将前文所述的内容绘制在图8中，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相对位置。其中，虚线表示进入“被追赶阶段”的时间更早，虚线表示进入“被追赶阶段”之后，由于新发展动能的缺失，主要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停滞，以及体制的弊端，经济很有可能会走下坡路。从下文的分析可知，这两种情况都将是中国可能面临的挑战。
1978年可以作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起点。虽然直到1992年十四大才正式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这段时期，户籍制度逐步放开，加之沿海城市的开放和制造业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量流向城市，是典型的刘易斯二元发展时期。以2004年出现刘易斯拐点为标志，中国经济开始进入到发展的第Ⅱ阶段，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制造业竞争力不断下行。中国目前尚未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经济发展速度仍保持在中上等的水平，故现在仍处于黄金时期。
图9显示了中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价格变化。劳动力价格的定义是小时平均工资（总劳动报酬，包括我们对自雇工人和家庭工人工资的估计除以总工作时间）。资本价格是估算的，用以衡量企业的资本成本。1970年，各国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价格指数均设定为1。可以看见，中国在2008年出现了明显的转折点，在此之后，劳动力相对价格快速上涨。
刘易斯拐点出现后，劳动市场的结构性问题开始凸显，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出现了变化，低技能农民工的供求关系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供过于求变为供不应求，从而出现了备受关注的“民工荒”现象，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呈现出较快上涨的趋势。根据蔡昉的估计，20世纪50年代－70年代，中国农村积蓄的剩余劳动力约2亿。蔡昉和王美艳估算的中国2005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2500万到1亿，都阳和王美艳估算的中国2005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4357万。彭文生的计算显示，截至2010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中16岁－34岁的年轻人不足3500万，这意味着农村劳动人口年龄结构明显偏向老龄化。用同样的计算方法，彭文生对比了2000年和2010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情况，显示这十年间，剩余劳动力存量下降了37％。
不同收入分位数的劳动者工资在2005年－2012年间的涨幅有明显差异，低收入阶层工资涨幅明显高于高收入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0年－2014年间，农民工平均工资的升幅超过了15％。李实和邢春冰研究显示，在2005年－2012年间，农民工和城镇户籍流动人口的收入差距在不断缩小，低学历、低技能和低工资流动人口的工资增长幅度较大。
劳动者结构的变化，一方面与教育部从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有关，直到2008年趋于稳定，在此期间，大专院校招生人数从108万增长到600万，使得劳动者受教育水平获得了较大的提升，而与此对应的就是低学历（高中及以下）劳动者的短缺；另一方面原因就是刘易斯拐点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化。
在不断接近“被追赶阶段”的过程中，由于国内东、中、西部间的区域差异（如工资水平），以及供给侧改革仍将释放出一定的改革红利，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东部地区的制造业还可以向中西部转移，形成“国内版的雁阵模型”。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中美贸易关系在2018年出现扭转，美国对中国征收的关税将加快外资企业将产业链撤出中国的速度。特别地，美国对“中国制造2025”的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将大大削弱这些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泰国、越南和印度也将承接中国部分产业的转移。从我们模拟的结果来看，机械制造、家用电器等行业都将受到明显的负面冲击，出口量大幅收缩。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在与美方的谈判中希望美国取消所有加征的关税，而美国却不希望这么做。大国博弈，制造业是硬实力的重要来源。
一个经济体何时进入“被追赶阶段”，关键取决于国内外资本回报率的对比，而这又取决于投入产出比。一方面是投入，劳动市场的供求决定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它是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最主要投入要素；另一方面是产出，即投资机会的多寡，这很大程度上可以从潜在GDP增速中反映出来。
对于中国而言，可谓“两面夹击”。一方面，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在华经营的中外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将不断提升。虽然部分企业可以向中西部迁移，但难免有些企业还是会选择迁往亚洲其他国家，或者是迁回本土，特别是在中、美、欧激烈博弈的当下。另一方面，过去中国GDP增速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资本深化，在人口红利消散，以及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相对缓慢的情况下，资本的不断积累必然带来边际报酬的下降。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来说，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都是导致现阶段中国潜在GDP增速下降的因素。结果就是，相比于过去来说，实业投资在中国赚钱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与日本经济发展阶段进行比较对当下中国非常有借鉴意义。日本经济在1950年起飞时，已经是一个相对发达的工业化经济体，表现为现代纺织业的发展和20世纪上半叶建立起来的钢铁业和造船业，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926国际元；上世纪60年代初，日本出现刘易斯拐点之后，仍然保持了近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直到1990年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便陷入长期经济不景气的状况。
反观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时，从农业人口占比来看，中国还是个农业国家，工业基础相当薄弱，缺少现代工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979国际元，为日本的一半。2004年，中国进入发展的第Ⅱ阶段，至今已经15年时间，从城市化率和人均GDP等角度来看，中国与1975年前后的日本仍有较大的差距。然而，自2008年之后，中国的实际GDP增速便持续下行。直到今天，中国的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仍不超过50％，基础性制造业大而不强，高端制造业刚刚起步，前沿科技对外依赖性较强。中国的挑战或许不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而是如何在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之后，继续维持在高收入水平，并且继续维持客观的经济发展速度，同时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
人口红利的消失几乎是不可逆转的，流动人口还可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有所增加，从而通过劳动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更为重要的方式是，提升人力资本，改善资本的配置效率，而后者则需要依托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这也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容。除此之外，便是技术创新，激发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力，这一点，与资本市场也密切相关，因为大量研究显示，直接融资形式更有助于企业的创新。
结语
归根到底，潜在经济增长只取决于两个因素：劳动数量（L）和劳动生产率（Y/L），而这两个因素都取决于人，生产函数中的劳动力（数量与人力资本）、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微观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技术创新等），无不与人的因素紧密相连。人的流动与资本的流动相互牵引，在二者的融合中，要素重新组合，新技术得以发明，劳动生产率得以提升。所以，实体经济层面着眼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抓住人这个“牛鼻子”。
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发展阶段，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来源是劳动力在农村和城市以及农业和工业间的转移而获得的要素配置效率，那么，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微观生产的效率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说就显得更为重要，关键的问题变为如何把激励机制搞对，这取决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取决于能否真正建立起“创造性毁灭”的机制，取决于国企与民企之间能否实现“竞争中性”，取决于资本市场能否更好地发挥资本配置的功能，而这一切，都取决于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
如果说，过去4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源自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那么未来，在人口红利不断消失的背景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将更加依赖资本的优化配置，这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核心逻辑，也是未来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主线。
（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达飞为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