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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来的，都会来的。
九个月前（2018年10月11日），央视报道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受贿案庭审时，一个几秒钟的镜头扫过，却让金融界为之一震：画面上出现一个业界如雷贯耳的名字——胡怀邦。
九个月后，在7月的最后一天，这个名字再次出现，却是在中纪委国家监委的公告中。此时，距离他退休正好十个月。
7月31日，中纪委国家监委发布公告称，国家开发银行（下称“国开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怀邦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胡怀邦，成为今年7月以来第六位落马的金融业人士、今年以来被查的第一个国有金融机构一把手，更是第一个副部级金融高管。
胡怀邦落马揭开了国开行涉及腐败案的盖子。这也是继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下称“华融”）原董事长赖小民之后，金融圈反腐的又一重磅之作。当天，国开行官网发布了“坚决拥护中央对胡怀邦进行审查调查的决定”的表态文章。
从目前可知的公开信息和媒体报道中，胡怀邦涉及王三运、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下称“华信”）董事会主席叶简明以及曾任甘肃恩威市委书记的火荣贵等三案。
8月1日，有消息称胡怀邦的妻儿亦被带走配合调查，其子胡啸东现任恒丰银行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据称，胡的问题“或许不只是涉及王三运和叶简明案这么简单”。
此前据多家媒体报道，恒丰银行窝案亦涉及颇广，上月刚被判了无期徒刑的贵州原副省长蒲波，亦与之有关。《财经》记者从有关渠道获悉，胡怀邦的妻子与儿子应当也被同步查问，但胡啸东是否涉及恒丰银行案，目前还未知。上述信息尚待权威机构确认。
在国开行25年的历史上，不乏“落马”者。稍早一些的是原副行长王益、2017年原监事长姚中民获刑，今年其原秘书、原行务委员郭林亦被立案。此外，去年还有另一名行务委员以及广东分行行长一家涉受贿案。在胡怀邦落马之前，国开行山东分行行长钟小龙自杀，似乎透出涉案背后的寒意。
今年1月，“加大金融领域反腐力度”首次被单独提出并列入中纪委国家监委《公报》的反腐任务。今年以来，金融业“打虎、拍蝇、猎狐”动作不断，几乎涵盖各种金融机构形态。在肃清赖小民在华融的流毒之时，与胡怀邦有牵涉的国开行，又将打落几只虎、拍下几个蝇、猎下几头狐？
“精通官道”的学者
在金融界人士眼里，胡怀邦是“履历很漂亮”的高管。
河南省鹿邑县，是道教鼻祖老子的故里，也是胡怀邦的出生地。1974年，19岁的胡怀邦走进鹿邑县马铺公社，当了一名办公室干部，后来又成为当地卫生院副院长。
高考恢复后，胡怀邦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成为靠知识改变命运之人。日后吉林成为胡怀邦的重要人脉根据地之一。
据财新报道，被带走的国开行原市场与投资局投资业务二处处长陈晓波、自杀的山东分行行长钟小龙，以及正被调查的国开行高级专家、原吉林分行行长刘洪滨（财新报道为刘洪斌），皆与吉林有关。
1982年8月，27岁的胡怀邦揣着一纸毕业证，进入陕西财经学院（现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金融学院）物资系，成了一名老师，两年后升为系副主任。
胡怀邦执掌陕西财经学院物资系时，曾以一篇《关于物资流通劳动生产性质的探讨》，获得中国物资流通学会1986年度一等奖和陕西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在这一年，他晋升为讲师，1988年12月又破格升为副教授。
1992年11月，胡怀邦远赴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研读硕士学位，做高级访问学者，并在温尼伯商品交易所研修期货交易理论与实务。
一年后回国，胡怀邦进入学院管理层，担任院长助理兼教务处处长，并当上了硕士生导师。1994年4月升为教授，并在三个月后升为副院长。
从本科毕业到教授乃至副院长，胡怀邦只用了12年，速度不可谓不快。
1996年9月，胡怀邦考入本学院金融系货币银行学专业读博士，1998年获得金融系经济学博士学位，是著名经济学家和金融教育家江其务教授的学生。其同门师兄弟还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总裁王廷科、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证监会原副主席庄心一、中再集团原董事长刘京生等人。
在胡怀邦读博士的第二年，他的职业轨迹又有了新变化。
由央行、工农中建交五大行、老人保、中国国际信托和光大金融公司等九家金融机构联合组建的中国金融学院，在成立十年后（1997年），迎来了一位操着河南口音的新的常务副院长胡怀邦。
42岁的胡怀邦，在打拼了15年之后，从古都西安来到京城，开始了人生新历程，也进入了职业的快车道。从中国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到一把手仅用了两年时间。
作为央行系统内院校的一把手，胡怀邦也顺理成章地进入央行系统。2000年西行来到天府之国，出任人行成都分行副行长。
一年后，胡怀邦重返职业生涯的起点西安，只不过，这一次的身份是人行西安分行行长，同时兼国家外汇管理局陕西省分局局长，实现了成为大区分行一把手的跃升。
在央行系统干了三年，正逢原银监会成立，胡怀邦又一次转换频道，进入原银监会，于2003年7月出任监事会工作部主任，一年半后任纪委书记。
彼时，据媒体报道，胡怀邦在任职原银监会纪委书记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将原银监会的履职问责上升到制度层面，牵头完成了《履职问责试行办法》。相继推出了“约法三章”、“三项清理”和“履职回避”等重大举措，以制度制约监管权力，防范监管权力被滥用。
现在回头来看，不由令人喟叹。中央一再要求“不忘初心”，那是因为有的久践高位者，早忘了当年的初心。
2007年9月，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投公司”）成立，彼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楼继伟任首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时任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的高西庆任总经理。刚刚在原银监会干了两年纪委书记的胡怀邦，则再一次转换频道，出任党委副书记、监事长、纪委书记，成为中投初创期的“七剑客”之一。
整整一年后，胡怀邦再次实现职业生涯的跃升，也转换了角色，从银行和中投公司的权力“看门人”，变为握有经管实权、同时又受到监管的银行高管。
2008年9月，交通银行（601328.SH，3328.HK）党委书记、董事长蒋超良调任国开行副董事长、行长。胡怀邦作为继任者，成为交行新一代掌门人。
综观胡怀邦的职业生涯，除了早年在陕西财经学院任职较久，算是人生的积累阶段，其后几次转换频道都是“短平快”地实现了职位的擢升。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他都是在原银监会和中投公司初创期便加入，成为这两家机构的元老。
在职场上，加盟一家新成立的机构或企业，既意味着机会，也蕴含着未来的不确定性，很考验判断力。后来的事实证明，风格严谨、做事喜欢规划并有超强执行力的胡怀邦，很好地把握住了每一次机会。
交行和国开行时期，是胡怀邦待得最久的金融机构，作为一把手分别执掌了五年。
正是在这两个阶段，为他日后的落马埋下伏笔。
执掌交行：弄潮综合经营
既有多年财经高校积累的理论知识、又有海外游学和近距离观察国际金融机构运作的经历，还有执掌央行大区分行的基层金融管理经历，同时也有作为监管部门和中投公司的“权力笼子”看门人练就的细致和判断能力，彼时胡怀邦在人才济济的金融圈，其综合分不输同侪。
无论是执掌交行还是国开行，胡怀邦接手之时，都正逢时代的风云际会。
胡怀邦南下接掌交行是在2008年，金融业面临一场巨变——国际金融危机呼啸而来。
这一年也恰值交行百年。外部环境如此严峻，交行的业内处境也不容易，前有四大行的头部优势，后有股份行追击，时有被赶超的危机感。虽然作为综合经营试验田，当时交行远未完成金融全布局。
在人们的印象中，交行既不如纯国企那样占尽政策红利，又远不及股份制银行灵活，像一块“三明治”。
管理一家企业，战略定位非常重要。按照“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的说法，管理就是界定企业的使命，并激励和组织人力资源去实现这个使命，界定使命是企业家的任务。
胡怀邦上任后推出的新三年计划（2008年－2010年），把交行定位为“综合优势领先的全能型现代化金融企业”，在做大做强银行主业的同时，通过并购等手段完成金融领域的布局。
在原银监会和交行时期，胡怀邦被外界认为是思想开明的领导者和“中国金融圈内市场改革派的坚定支持者”。吴雨珊著的《开发性金融创世记》提到，胡怀邦在交行的老部下评价，他对银行风险有着很好的预判、管理和化解能力。
一个表现是，2008年危机发生后，国际金融巨头们要么倒掉，要么收缩海外战线。胡怀邦却反其道而行，逆势推出国际化和综合化的“两化战略”。彼时这一布局在行内颇多争议，但日后反而为交行抢得先机。后来，交行又把跨境人民币业务列为交行强化海外业务优势的突破点。
胡怀邦执掌交行期间，一直力推综合经营。2008年初，原银、保监会联手上报的“关于商业银行投资保险公司股权问题的请示文件”（即“160号文”）获批，次年交行便递交了收购原中保康联人寿51％股份的申请，最终拿下银行业的首张保险牌照，便是如今的交银康联人寿。
其后，交行又把基金、证券、信托、金融租赁、财务公司等非银金融牌照收入囊中，这些非银金融业务逐渐开始反哺交行主业。
胡怀邦执掌交行五年间，交行资产规模增长了3万亿元，不良贷款率则从2％压缩至0.92％。
在交行时期，无论是交行内部还是媒体，对其评价都还不错。曾对交行有深入了解的吴雨珊，在《开发性金融创世记》中写道，当时交行员工认为胡怀邦为人质朴、平和没架子，有气度，从善如流，能欣赏耿直而有才的部下，提拔干部也很注重程序规范。
在交行时期，胡怀邦也被认为并没有刻意钻营官场之道。不过，从此前央视所报道王三运案的信息来看，在交行时期，他已与王三运和叶简明有了寻租之举。而王三运之子王畅，在其执掌交行时担任他的秘书一年多。
执掌交行让胡怀邦获得了执掌大行的履历，为他日后坐镇国开行铺就了坦途。尤其是其力推综合化经营战略的经历，被当时业界认为是其得以执掌国开行的重要加分项。
胡怀邦再次返回北京时，一口河南乡音消减了不少，普通话已颇为字正腔圆。等待他的，有鲜花更有荆棘。
主政国开行：三步化解改革难题
胡怀邦接手交行的2008年，国开行完成了股改，更名为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始了商业化转型之路。
胡怀邦从国开行原董事长陈元接任时，国开行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国内最大的中长期信贷银行、最大的债券银行，以及最大的对外投融资合作银行。此外，已揽得“投、贷、债、租、证”五证，金融航母廓然成形。
2013年4月18日，胡怀邦和陈元双双出现在国开行2013年一季度工作会议现场，胡怀邦表示，将对陈元时代的国开行战略定位、发展方向、经营重点等内容，采取“保留、延续、承继的态度”。
对于胡怀邦来说，拥有7万多亿元资产体量的国开行，自然是比交行更大的平台。但他面对的环境，亦迥异于交行。在交行的管理经验和处世之道，在国开行未必行得通。这大概也是外界对于胡怀邦在交行和国开行时的评价两极化的原因。
这一年正值政府换届，五年1000万户的棚户区改造计划推出，新一轮城镇化进程开启。年底“一带一路”倡议推出。作为开发性金融机构，这些都是国开行莫大的发展新机遇。
还没来得及尝到新机遇带来的惊喜，上任仅两个月，胡怀邦倒先经历了一把“钱荒”的惊吓。当时“钱荒”到什么程度呢？连国债都流标了，一些银行甚至停贷。
作为曾在央行系统历练过的金融高管，胡怀邦很明白，这场“钱荒”对于作为最大的中长期信贷银行和债券银行的国开行，意味着什么。
在当年的第二季度工作会议上，胡怀邦指出，该事件折射出国开行的债券银行模式受到了挑战，这正是国开行彼时的困局。
另一些困局还包括，随着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积聚，监管部门开始严控地方债规模扩张，而国开行以往的BT（建设—移交）融资方式也面临挑战。
最大的问题乃至问题的根源或许在于，国开行如何定位，是继续走商业化之路，还是回归政策性银行？
事实上，自国开行成立以来，关于其姓“商”还是姓“政”，业务范围尤其是政策性业务如何厘定边界，一直伴随其发展历史。
胡怀邦到任七个月后，“开发性金融”首次出现在中央全会上。在胡怀邦执掌国开行正好一年之际（2014年4月），在国务院第43次常务会议上，确立了开发性金融要依托国家信用、服务国家战略、资金运用保本微利，开发性金融正式与国开行联系在一起。
2015年3月20日，成立21年的国开行收到国务院对其深化改革方案的批复，其被明确定位为开发性金融机构。要“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架起桥梁，把财政力所不及、商业资金不愿介入的开发性领域培育成市场成熟、商业可持续的领域，进而突破经济发展的瓶颈，服务国家战略，被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开发性金融模式”（语出吴雨珊《开发性金融创世记》）。
对于初来乍到的新掌门人胡怀邦来说，这个定位如同为这艘金融航母装上了新罗盘。
定位明确后，胡怀邦开始在国开行推行改革。事实上，他到任两个多月的时候，便已制定了“三步走”战略。
所谓“三步走”，是指逐步解决国开行的长期债信问题、确立集团架构和推动立法。这些其实也是国开行的老问题，但能不能在任内解决，则考验掌门人的资源协调能力、各方沟通能力以及系统内执行力，完成了便可成为彪炳千秋的业绩。
2015年5月21日，原银监会给了国开行的债信风险权重长期为零的政策，国开行对于发债资金成本不断上涨的担忧得以一扫而空。
对于第二步集团架构的问题，国开行采用了设立事业部的新尝试。2014年8月成立住宅金融事业部，作为承办棚改项目的主体，彼时还被媒体称作这是“中国版住房银行的前身”。
2016年5月成立了扶贫金融事业部。后来还成立了国际事业部（国际金融局和国际合作局并入）。到2016年底时，国开行已基本形成了以银行作为主体、事业部与子公司相结合的银行控股集团架构。
2016年11月，国开行章程通过了国务院审批，虽然没有实现立法夙愿，但也算完成了公司治理上的制度安排。
2017年11月，原银监会以“2号令”的形式发布《国家开发银行监督管理办法》，进一步将其市场定位明确为“坚守开发性金融定位，以开发性业务为主，辅以商业性业务”。
这也意味着，国开行重回政策性银行的“初心”。随后，国开行再次将名称改回旧称，组织形式变回有限责任公司，回归政策性银行的原点。
一年后，发布了国开行监管大法的原银监会本身亦不复存在，与原保监会合二为一。
在新一轮机构改革大潮之下，无论是政策风向，还是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都发生着很多无从预测的变化。正如德鲁克所说：“在人类众多的活动中，唯一一条永恒的规律就是变化。”
胡怀邦上任四年后，其提出的“三步走”已基本收官。此时，距离其作为中组部直管的副部级金融国企一把手的退休线（63岁）还有一年。
2018年9月，胡怀邦在其刚满63岁的生日月，便宣告退休，且为“裸退”，这一点颇令熟悉国内干部管理体系的人士感觉颇为诧异。
金融权力幻觉中的蜕变
胡怀邦退休的次月，人们的疑惑有了答案。
2018年10月，王三运案公审。
胡怀邦的名字，在公审画面上出现在两处，分别发生在其任职交行和国开行时期，而指向的关系人则为华信叶简明。
王三运案发于2017年7月11日，叶简明则在2018年3月被查。据《财新》报道，早在2017年10月，中央一些文件提到华信案时，便提到“前交行、国开行主要负责人参与其中”。
叶简明一度神秘，外界难知其真面目。
如果观察一下那些突然发迹的超级富豪，有一批人有一些共同特征：出身神秘，公开信息极少。至于发家起源，一类是以能源起家暴富，一类则以房地产完成原始积累。进而布局庞大的产业帝国，继而进军金融业，揽得几张金融牌照，迅速构建起富甲一方的产融帝国。
据一些产业界人士透露，在国内能做能源或房地产，必有深厚的人脉和金融资源作为支撑。因此，对于一些意欲进入该领域揽得项目的资本大鳄来说，以利诱之的攀援大法不时用上派场，攀龙附凤，餐腥啄腐。
奋斗了半辈子，靠学识、机遇、眼力、人脉等种种的积淀，一步步从基层坐上大行掌门位置的寒门子弟胡怀邦，在年过半百之时尝到了手握金融大权的滋味，尤其是在国开行期间，被地方官员追捧、被企业仰望，渐忘初心，迷失在权力幻觉中。
作为能动用数十亿、上百亿元资金的金融机构高管，构建“亲、清”两宜的政商关系，在围猎之时保持底线、保持警醒，并不容易。司马迁曰：祸因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
一位了解国开行的金融业人士说，和其他商业银行不同的是，国开行的人多出身自部委和国有金融机构，因此人脉广、起点高，更近乎官场，不时会在仕途上相互帮衬。
作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开创者，国开行与地方政府之间亦关系微妙。尤其是一些民生项目或国家级战略项目落地时，正是当地官员的重要政绩和机遇。而这些项目无一不需要金融支持，尤其是成本相对较低又有国家信用背书的国开行的资金。因此有金融业人士感叹，若地方融资平台、土地财政出问题，多少会涉及国开行。
以王三运为例，其主政甘肃时，正值兰州新区获批成为第五个国家级新区。
据2013年《甘肃日报》报道，为推进兰州新区建设进度，国开行甘肃分行规划先行，参与编制了《兰州新区发展战略与路径》和《兰州新区系统性融资规划》，并争取到国开行总行出台支持新区发展指导意见，明确对该新区支持的重点内容、融资模式和保障措施。
根据报道，在兰州新区的开发项目方案里，核心便是土地集中运作，通过市场行为“撬动”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进入新区。据统计，国开行仅在兰州新区落实的授信额度便高达140多亿元。
当时主政甘肃的王三运彼时与胡怀邦已是旧识。目前还不知两人初相逢于何时何地。至少在胡怀邦任职交行时期，王三运之子王畅已是其秘书。待王三运调任贵州时，王畅返回上海，进入国开行上海分行，任职处级干部。
与王三运的亲密关系，使得胡怀邦不仅帮衬王家，还帮衬王家的“朋友”，比如叶简明。在纪录片《巡视利剑》中，王三运交代，叶简明曾帮王畅在寸土寸金的上海换了大房子。
从央视报道的庭审画面来看，王三运受贿案的第一起便是收受叶简明贿赂的证据，其中有两项便涉及胡怀邦，一是在其执掌交行时，为华信上海公司入股海南银行提供帮助，另一项是其任职国开行时，为海南华信公司获得国开行48亿美元资金提供帮助。
从后来公开披露的信息来看，华信在海南银行的持股比例甚至在交行之上。银行牌照颇为难得，揽得优质银行的股权亦殊不易。对于一些资金密集型的企业来说，入股银行便意味着可获得贷款支持上的优势。
因此，获得银行股权也成为各方追逐的标的。比如，已成阶下囚的财政部原副部长张少春，包括他秘书刘小华在内，曾替一家民企鸿商集团谋求邮储银行的股权（未遂）。
这一现象正受到监管部门的严格监管。日前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股权托管办法》，要求最迟2020年6月底前完成股权确权。一位金融监管部门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银行股权实施托管，股权寻租便可在源头“扎紧篱笆”。
对于一些企业尤其是民企来说，获得来自国开行的融资支持，不仅拿到资金，更有参与重大战略项目的荣耀。叶简明2017年接受《财新》采访时就表示，华信是有国开行资金支持的，“这不是一般民企能获得的，所以我们不是单纯的商人，而是为国家战略服务的”。
胡怀邦执掌国开行的次年，国开行便成为华信最重要的贷款行。据《财新》报道，截至2017年时，国开行为华信提供的授信额度高达420.74亿元，占华信获得的授信总额的68.25％。
但就在胡怀邦退休这一年，华信资产泡沫也逐渐破灭，到年底其到期的债券高达百亿元，其中一笔便是用来募资偿还国开行海南分行贷款。王、叶、胡三人的命运也各自翻转。
从2008年到2018年，十年间，胡怀邦先后坐镇南北两大行，达到了人生的高光时刻。
胡怀邦执掌交行和国开行时，各自做出了一些成就和业绩。但是如罗伯特·希勒在《给金融毕业生的演讲》中所说，真正的好金融绝不仅仅是管理风险，还必须是社会资产的看守者和社会价值的支持者。
如果扪心自问，胡怀邦是否认为他治下的两大行达标“好金融”的标准？
早在2015年11月，中央第五巡视组对国开行进行专项巡视，在次年反馈情况时，国开行的问题已有所暴露，比如：追责问责“高举轻放”，失之于宽、失之于软；铺张浪费、享乐奢靡问题突出，办公用房严重超标，在多地建高档豪华宾馆，闲置浪费严重；公款吃喝、违规购买礼品、公车私用；执行组织人事纪律不严格，存在因人设岗、“带病提拔”等现象；信贷、采购、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存在廉洁风险和道德风险。
其中，巡视组收到涉及一些领导干部的举报信。
此时距离胡怀邦退休尚有两年。其后两年，不断有国开行系统的高管落马。
2017年8月，国开行原监事长姚中民以受贿逾3600万元获刑14年。今年2月，他的原秘书、已经退休两年多的原行务委员郭林，也因违纪问题被立案审查调查。
2018年9月，另一名原行务委员、专家委员会资深专家李葆瑜因任职大连分行行长期间受贿1591万元，获刑11年。
2018年10月，国开行广东分行行长吴德礼的妻子、国开行北京分行退休干部冷庆云以及儿子吴昊分别以受贿罪获刑四年和八年。吴本人亦被“双开”，该案尚在处理中。
今年1月11日，在十九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中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开行纪检监察组组长宋先平表示，要把国开行过去的问题线索重新梳理一遍，发现风险点、找准腐败源、锁定高危人群，争取最短时间内把国开行的政治生态摸清搞准，一查到底。
据认识宋先平的金融业人士透露，宋先平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任纪委书记时期，便以铁腕督行著称。“打虎、拍蝇、猎狐”，手起手落之间，所向披靡。入驻国开行后，胡怀邦时期掩盖或积累的一些问题，开始曝于阳光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