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关于深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消息引发诸多热议，人们对此也有各种各样的解读。当人们将更多注意力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涵上时，作为深圳，则应该立足高远，树立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的雄心壮志。

近年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经济把脉，为全球经济提供动力，一直是中国追求的目标，也充分体现了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情怀与担当。当前全球经济面临下滑压力，这既有周期性因素，又有结构性因素。在通过积极的宏观经济举措来对冲当期下滑压力的同时，中国还应通过一系列的变革来为全球政治经济的结构性困局探求解决之道。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全球化的红利，以深圳为代表的沿海地区的崛起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中国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挑战，也充分折射出了全球化和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普遍问题，那就是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让人民群众充分分享发展红利，从而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发展。

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的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浪潮，正给全球化事业蒙上一层阴影，而一些不负责任的政客为迎合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而开出的贸易保护主义药方，更是给全球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和冲击。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主要推手就是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其根源在于资本的全球化与人力资本和福利体系的在地化间的矛盾。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既表现为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分配不均，也表现为资本与劳动之间红利分配差距的拉大。一些国家和地区随着竞争优势的消长和资本的进退，出现产业空心化、工作岗位流失和福利水平下降，但相关国家和地区能够做到全球布局的企业家却依然能赚得盆满钵满。反之，一些国家和地区虽然总体上成为全球化生产链的承接者和受益方，但其内部红利分配也可能并非雨露均沾。

凡此种种，都表明这一轮全球化走到了一个阶段性的节点，亟待寻求新的动力机制和利益分配范式。作为这一轮全球化主要参与者、受益者和推动者，中国理应有所作为，为全球化提供新动力。把中国自身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解决好，实现更均衡更公平的发展，进而以中国发展红利反哺全球发展，以中国方案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智慧，也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科技创新的高地，深圳有着雄厚的发展红利和持续创造红利的能力，理应为中国方案的探求和供给做出应有的贡献，相信这也是中央将深圳设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初衷所在。

改革开放之初，深圳曾率先提出“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的口号，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勇气和成果，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激励和引领了广大内陆地区的改革开放事业。如今面临新的发展阶段和任务，深圳理应在探索更为公平和更为包容性的增长方面再次起到排头兵的作用。

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里，深圳应该在诸如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在新型城市化进程中实现外来人口更好融入当地社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供给均等化等方面率先探索，争取早日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需要指出的是，更凸显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方案的探索和求解，不应当仅靠过去改革发展所积攒的红利，而应当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新一轮高质量开放中觅取，通过进一步融入世界来求解。只有通过科技创新源源不断创造发展红利并进而求得更公平发展的新深圳模式，才真正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初衷。一个开放型、创造型和包容发展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才能真正拥有说服力，才能真正拥有软实力。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深圳的发展一定要依托并引领大湾区的发展。这不仅仅意味着金融开放的试验区、科技创新的新高地和香港服务业与深圳制造业协同发展等经济层面的意涵，更包含如何更好地践行“一国两制”，如何让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实现充分竞争与合作，取得最大公约数，发挥最大的叠加效应，并把发展和制度红利释放出去，实现面对整个大中华区的辐射效应。

此一层面的成功探索，其历史意义当不亚于深圳当年为改革开放杀开一条血路觅得真经的英勇探索，深圳应拿出舍我其谁的勇气和智慧为中央和全国人民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