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20年前，我就隐约觉得现代经济学的基础有深刻矛盾。”经济学家向松祚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最近五年来，我就在新的认识基础上重构经济学的哲理基础。”
向松祚1965年出生在湖北省秭归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幸运的是，得益于改革开放，他走出大山，先后求学于华中科技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在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任职数年之后，他留学剑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成为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经济学家。
向松祚曾在商海中搏击，而后担任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在经济学界，因观点鲜明、富有激情而闻名。他的演讲深受读者欢迎，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但也引发学界部分争议和质疑。
不过，近年来他却婉拒来自官产学各界的众多邀请，埋头写作五卷本的巨著。在他看来，经济学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很肤浅，由此导致许多问题。在重新认识人的本质的基础上，他试图重建经济学。对此，经济学界看法不一。
“经济世界是人的世界，不能机械地套用实证研究方法，”向松祚说，“经济学最重要的是不是所谓预测，而是能够对我们所观察到的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做出一个本源性的说明，从这个解释里面提炼出内在规律。”
在向松祚看来，整个人类的制度安排都有一个必然的方向，“任何组织都要有助于保障和激发人心的内在的无限创造性。我相信，人类制度一定是朝向保障和激发人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而不断演进的。”
现代经济学的基础有深刻矛盾
《财经》：近年来对于经济学的批评很多，有的说经济学预测不准，有的说经济学难以解释现实世界。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你怎么评价经济学受到的挑战？
向松祚：很多批评没有什么道理。例如，经济学本质上就不能对持续动态演化的经济体系做预测，经济现象本身就是不可预测的，何谈准不准？
不过，近年来我也在反思现代经济学存在的基本问题。其实早在20年前，我就隐约觉得现代经济学的哲理基础有深刻矛盾。
现代经济学的基础是人性自私假设，或者叫所谓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体现在两个方面：对企业而言，是利润最大化；对消费者而言，是效用最大化。1970年，保罗·萨缪尔森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仪式上演讲的题目就是“经济分析中的最大化原理”。他把全部经济学问题归结为一个最大化的问题。这大概就是新古典经济学或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精神。但却是一个最大的错误。人类经济问题主要不是一个最大化问题。
《财经》：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有什么问题吗？
向松祚：首先就导致了逻辑的内在矛盾。比如说，由理性经济人推导出“完全竞争市场”是最优的。在那里，每个市场参与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没有价格的决定者。
可是，这与现实世界完全矛盾，也与人类行为完全矛盾。在市场里的任何一个人，哪怕是小商贩，都是希望垄断的，因为垄断才有高额利润。
这只是一个例子。新古典经济学那一套学问，从基础上是自相矛盾的。更大的问题是从这个假设出发构造的一套理论，根本解释不了人类经济体系最重要的事实和现象。
《财经》：但是，所有科学都要有假定。假定不等于现实。只要推论的结果与现实相符合，就没有问题。经济学也是如此。
向松祚：这种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最坚定的支持者是弗里德曼先生，现在最热烈的支持者是张五常教授。但是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本身就有巨大的问题，西方的经济学大师也不是都同意的。科斯就坚决反对，他说，经济学是一门学问，如果它的基础假设跟人的行为毫无关系，那肯定是错的。科斯写了一篇文章叫“经济学如何选择”，就是直接批评弗里德曼的。美国经济学历史上最深刻的思想家弗兰克奈特，也是坚决反对以所谓效用最大化假设来描述人的行为。
《财经》：那么，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问题是什么？
向松祚：至少有两个问题：首先，由理性经济人推出来的结论与现实不符合。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世界里不存在，如果存在就不可能出现垄断。
可是现代经济学又提出反垄断，这意味着又把政府引进来，狗咬住了自己的尾巴。
其次，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是从物理学拿过来的，不是经济学自身发展出来的。物理学的基础假设都是真实的。我通过哲学上反复的思辨，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学问，不能与物理学相提并论。
《财经》：研究人的学问，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法学、历史学等，但是和这些学科比起来，经济学又是最靠近科学的。
向松祚：物理学研究的对象，是外在的、客观的、离开人而独立存在的世界。可是，人的世界是人自身的创造，不能离开人而独立存在的。那么，人自身创造的世界能不能利用物理学的办法来研究？更重要的是，现代经济学能够解释世界吗？我认为，它对人类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做不出合理解释。比如说，为什么需要有企业家？
《财经》：科斯解释过为什么需要企业。他认为，因为市场有成本，而企业作为一种组织形式成本低，因此可以代替市场。
向松祚：这种解释就是简单的价格理论的推论，张五常教授的最大贡献就是向前推了一步，认为是一种合约替代另一种合约。问题是，公司产生后完全改变了世界，岂是简单地替代市场？如果它只是替代市场机制，为什么公司会有这么强大的创造力呢？
在我看来，公司的本质就是把个人的创造力通过一种机制集合起来形成一种完全崭新的创造力，一种组织的创造力，公司和人一样，同样展现出无限的创造力。
经济学首先要解释，公司为什么会有那样超越个体的无限创造力？公司是人类经济体系演化过程出现的一种新物种，一种自组织。要解释公司，就要回到原点，重新认识人的本质。主流经济学认为人是理性、自私、效益最大化的，这种对人性本质的认识不算错，但是很肤浅。
人的本质是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
《财经》：在你看来，人的本质是什么？
向松祚：我研究古今中外哲学家的论述，逐渐形成了一点新认识。我认为，人的本质是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
所有生命都不是面向死亡、面向结束，而是面向未来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而一切创造一定是面来未来不可知的事情去进行探索，因此又是无限的。人的创造性分两个平行层面，所谓“一心开二门”：一个是精神或道德的无限创造性，一个是知识或物质的无限创造性。
《财经》：那么，什么是精神的无限创造性，或者道德的无限创造性呢？
向松祚：人的精神或道德的无限创造性就是人内在具有的永恒的不断提升自我精神境界或弘扬内在精神的无限动力或潜力。一切宗教的本源都是基于人的无限的道德或精神创造性。不管是佛教、道教，还是基督教、儒家学说，都认为人永远有向上精神提升的无限动力，人能够不断地修炼自己，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从而达到成佛、成圣、成真人、成为基督徒的最高境界。假若人没有内在的精神或道德的无限创造性，一切伟大宗教都不可能存在。正如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基督徒，我只知道基督徒永远在路上。这就是人的精神的无限创造性。
除了内在精神的无限创造性或创造力，人心还有内在无限的知识或物质的创造性。人还能创造知识，包括对人自身和客观世界的认知。知识可以化为物质财富，古往今来的一切典章文物都是人的这种创造性的结晶。人的知识创造性是永恒的、无限的。人对知识的追求不可能有止境。
《财经》：你对人的本质的定义，是个体，还是群体？如果是个体，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
向松祚：对人的定义只能是对个体来讲。每个人都具有无限创造性，只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显现出来而已。就像佛法讲的，人人都有佛性，没成佛只是因为没有把我们的潜能发掘出来。
其他哲学家有类似的表述。比如，王阳明主张“人心本性自足，不假外求”，说的就是人心有内在无限的创造力。王阳明的学说受陆象山的影响，陆象山的思想又来自孟子和大乘佛教的影响。西方讲的最好的是康德。他认为宇宙的秩序就是人心的秩序，他在《纯粹理性批判》里提出“知性为自然界立法”，对我有重大启发。这些先哲都是静态地讲创造性，我所说的创造性是动态的。
《财经》：对于人的本质进行重新定义，意味着你对经济学的认识与新古典经济学有重大区别，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就建立在理性经济人的基础上。
向松祚：是的，最近五年来，我就在新的认识基础上重建经济学的哲理基础。
如果人的本质是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那么，人的一切行为可以分成两个层面：适应性行为和创造性行为，起支配主导作用的一定是创造性的行为，因为只有创造性才能克服未来的挑战。新古典经济学讲的主要是适应性行为，价格机制都是适应性的。这种被动的适应性行为只是人的行为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人的面向未来的创造性行为。新古典经济学讲的是均衡，创造性行为就不可能有任何均衡，它是一个动态的、非均衡的体系。由此出发要研究，人的创造性的行为的根本性规律。
《财经》：人的创造性的行为有规律吗？
向松祚：当然有。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规律是规模效益递减，而人的创造性的基本规律是规模效益递增。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创造是累积过程，不断地跨越台阶，每跨越一个台阶都是收益递增的结果。
《财经》：现代经济学注意到技术进步的作用，因此也讲规模效益递增。
向松祚：但是它没有讲清楚，规模效益递增的本质在哪里？
在我看来，最能够彰显规模效益递增的，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摩尔定律”。它本来只是英特尔公司创始人戈登·摩尔的预测，但是由于全世界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们持续不懈努力，无限创造力的汇集让预言成真。摩尔定律并不是一个客观规律，它是人的无限创造力的彰显，是人的无限创造性的最佳范例。
人类积累了几千年，突然爆发了工业革命。知识技术不断累积，又出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现在又出现人工智能革命。整个人类的演化其实就是规模效益递增的结果。
创造性活动的四大规律
《财经》：从大历史角度看，规模效益递增确实是一个基本规律，如果递减，人类可能早就消失了。但是，恐怕也不能以此来否定效益递减规律。在适应性的世界里，可能还是规模效益递减规律。在创造性的世界里，可能是规模效益递增规律。
向松祚：是的。从生产的角度看，支配人的经济行为的是四个规律：规模收益不变、规模收益递减、规模收益递增、收益指数性增长。
它们反映人类进化的历史：在人类早期，由于没有掌握多少知识，大体规模收益递减和不变；农业时代主要依靠资源投入，基本是规模收益递减；工业革命以后开始出现规模收益递增；信息科技时代，基本都是规模收益递增，乃至指数性增长。到人工智能时代，一定是收益指数增长时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人的创造性不断累积。
《财经》：这就是说，在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经济规律？
向松祚：很多学者总是试图用一个道理解释整个历史，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只能分段解释，当然可能有交集的部分，但是在新的阶段里一定有新的规律。
我把人的创造性活动总结为四大基本规律：规模收益递增、路径依赖、突变、复杂系统。规模收益递增不必解释，路径依赖是因为人的创造性必定是沿着一定的路径或特定方向前进，但也会发生突变。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创造相互影响，因此是一个复杂系统，结果也是不确定的，不可预测的。
由此，我们必须承认，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创造性的，是不可预测的。经济学没有预测能力。
《财经》；经济学主要有四大理论：市场理论、公司理论、增长理论、制度理论。从创造性本身的规律再来理解经济学的传统理论，应该有许多有趣的发现。
向松祚：立足点不同，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例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核心是价格决定机制，价格由供求决定。这种理解其实并不正确，也不符合现实。价格其实是由企业家的创造性决定的，然后供求才根据这个价格进行调整。例如，手机刚推出来的时候，哪里是供求决定的？最初手机定价肯定不是根据供求关系。
在我看来，市场是一个创造性的生态体系，是无数人的创造性的活动所形成的复杂体系。价格确实是一个信号，但是市场里面最重要的信号是成功的创造者，最顶端的资源配置信号是成功者的故事。成功者在哪个领域成功了，资源就会涌入哪个领域。如果一个社会的榜样是伟大的企业家，那么这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就会上升到很高的层次；反之，资源配置就会很低端。我并没有完全否认市场理论。最初的价格确定以后，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调节才能发挥作用。
《财经》：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经济学研究价格理论几百年，为什么这么多伟大的经济学家都认识不到这个问题？
向松祚：因为他们都躲在象牙塔里面，只希望构造出来的理论逻辑自恰。比如马歇尔写作《经济学原理》时，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大公司风起云涌，科技创新天翻地覆，无数企业家在数十年里彻底改变了世界。如果马歇尔当年真的了解外部世界，就不应该那么写，所以熊彼特对马歇尔的经济学非常不满。
熊彼特非常了不起，是过去100年里最好的经济学家。新古典经济学是没有变化的，即使想变化也不知道变化是从何而来，于是找外部原因，认为是技术进步造成的。可是，技术进步是人的活动，不是外部的冲击。熊彼特认为，研究经济行为必须研究原动力。他最伟大的创见就是他把企业家作为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中心和原动力。创新、企业家精神、创造性毁灭，都是他提出来的。当然熊彼特没有从深刻的哲理基础上来讨论人的创造性。但他的经济学具有震撼性的启发。
《财经》：其实，对经济活动的认识可能也是历史演进的结果。比如说，到了熊彼特时代，那么多企业家涌现出来了，而在亚当·斯密时代，企业家还远远没有成为时代的主角。
向松祚：但是，直到今天大学经济系的教科书里，仍然主要讲供求关系，讲完全市场均衡，完美市场竞争，讲垄断的死三角损失，讲反垄断，讲静态均衡，讲帕累托最优，等等，完全没有企业家的位置。今天的人类文明都是企业家创造的，经济学竟然不讲这个基本常识，说得过去吗？
人类的制度安排有一个必然的方向
《财经》：在你的经济学建构里面，有没有科学家的位置？科学家有非常了不起的创造？
向松祚：当然有。我讲的创造者或者企业家是广义的，世界上最具有创造性的、最能够彰显人类创造性的是四类人：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和企业家。但由于是经济学著作，主要讨论经济行为，所以主要集中讨论企业家的创造性。
企业家精神说到底就是敢于创造不同，不人云亦云。打破常规，颠覆现状，这就是企业家精神。熊彼特心目中的企业家精神就不仅仅指企业家。乔布斯也是如此，他心目中最伟大的企业精神和创造力的代表人物，主要不是企业家，绝大多数是艺术家。
《财经》：现代经济学的制度理论，也就是新制度经济学还是很有启发力的。当然，你对此也有不同看法。
向松祚：新制度经济学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理解制度，当然很重要，但是基于边际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无法真正解释人类制度的演变。我认为还是应该回到人的精神的内在的无限创造性上来，才可能更透彻地理解人类制度的变迁。
比如说，欧洲国家为什么会率先走向民主？最重要的是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等，特别是宗教改革，这是西方一切制度演变之源。宗教改革来自于人的精神的突然觉醒，这就是创造性的彰显。
总之，应该从更高的层面来理解人类制度的演变，而不是简单地停留在成本收益的比较。不是说人的行为没有成本收益的比较和取舍，但那不是根本性的，是辅助性的。
《财经》：人类制度的演变是否有迹可循？现在有不少学者怀疑，人类历史发展是否有方向？
向松祚：历史当然是有偶然性的，但也有必然性。而且越是从大历史角度看人类文明，就越能发现必然性。短期当然有曲折，好像都是偶然的。但人类文明的演变本质上是人类精神的无限向上提升，这就是最本质的规律。我们探索人类社会规律的基本目标，就是发现必然性，创造条件适应必然性，才能让人类制度不断地演进。新制度经济学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一个方向，成本收益的对比和取舍没有必然性，也发现不了必然性。
从人的无限的创造性来看，我可以断言，整个人类的制度安排，不管是家庭还是公司，不管是学校、宗教团体还是国家，都有一个必然的方向。就是说，任何组织都要有助于保障和激发人的内在的创造性。我相信，人类制度一定是朝向人的思想自由、精神独立演进的。因为这是生命的本质。
《财经》：但是从人类历史来看，每一个阶段都有在扼杀人的独立和自由。
向松祚：大历史必然有曲折，在走向必然性的过程中仍然会有一些制度安排背离这个方向的。不过我相信，由于人的本质是面向未来的无限创造性，历史千折百回，大方向不会改变。
《财经》：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可能是最有价值的，而这原来是中国学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遗憾的是人们对人的思考极大淡化或忽视了。
向松祚：西方同样如此。经济学家里真正称得上思想家的人其实不多，很多属于技术派，搞模型很厉害，但是称不上思想家。阿马蒂亚森、哈耶克、米塞斯、马克思、熊彼特、奈特是思想家，李嘉图、马歇尔很难称得上大思想家。凯恩斯也没有真正石破天惊的思想。现代经济学者都是搞数学模型的高手和大师，但算不上大思想家。有一次蒙代尔对我说，他的恩师萨缪尔森是20世纪搞数学模型的第一高手，但没有笼罩一切的伟大思想。蒙代尔用的词是sweeping ideas。
作为经济学家，我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怎么认识人的本质。在对于人的本质的重新认识基础之上，我努力对现代经济学进行重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学术方向。我不认为我已经完成了，事实上是刚刚起步。
《财经》：经济学恐怕还是要解释世界，你建构的东西能够解释世界吗？能够被证实吗？
向松祚：经济世界是人的世界，不能机械地套用实证研究方法。实证只是科学的方法之一，其实也不是所有自然科学家都认同实证的。广义相对论做完之后，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纯粹思维可以把握世界。他认为物理学最终的基础是人的纯粹思维，不需要靠实验推出来。
我认为，学术最重要的是，能够对我们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做出一个本源性的说明。从这个解释里面提炼出很多内在规律，这些规律不是实证，而是代表着未来人类演变的根本方向。它是一个必然的规律，就不存在证伪的问题。这就是爱因斯坦讲的“纯粹思维可以把握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