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3日，北京一家超市里出售的猪肉。图/视觉中国
9月CPI同比增长3％，达年内新高。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上涨近七成，成为推动9月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针对这一形势，9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尊重规律，更加注重运用市场办法，遏制部分食品价格过快上涨，保证全年物价总水平处于合理区间。
数据显示，2014年－2018年，中国生猪存栏累计已过度下降，预示后续可能出现较大市场供求缺口。更具有挑战意义的是，去年8月初东北报告首例非洲猪瘟，此后疫情在全国范围快速散发传播，使中国生猪产能受到进一步重创，直接导致目前猪肉供求失衡与市场异动。本文考察非洲猪瘟疫情传入扩散情况，并着重讨论其经济影响。
非洲猪瘟传入与扩散
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ASF）是由非洲猪瘟病毒（ASFV）感染家猪和野猪引起的一种急性、烈性、高度接触性的传染病，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英语是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法语是Office international des épizooties，也称“国际兽疫局”，是1924年1月25日建立的一个国际组织）列为法定报告动物疫病，中国也将其列为重点防范的一类动物疫情。2018年8月1日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养殖户张书森的生猪发生疑似非洲猪瘟疫情，饲养383头猪有47头发病死亡。基于国家外来动物疫病研究中心病原学检测结果，8月3日该养殖户疫情被确认为由非洲猪瘟病毒引发，成为中国确认的首例非洲猪瘟发病记录，标志着这个在某些国家已肆虐近百年的生猪杀手传入中国。
张先生事后对媒体介绍：“在我家猪得病之前，这道上扔得到处都是猪”，村里已死了很多猪。张某“于7月5日从（沈阳）浑南区高坎镇小仁境村王某家买入45头生猪。农业农村部专家组在王某养猪场的粪便样品中检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王某3月24日从吉林市船营区大绥河镇单某处购进100头小猪，加上原有猪，当时总计存栏约280头。4月份，猪群陆续出现发病死亡后，王某开始出售，除卖给张某45头外，其余均卖给经纪人……”可见首例报告疫情是否确为实际发生最早非洲猪瘟仍有待探讨。
首例非洲猪瘟报告后，疫情以超出预料速度快速散发传播。下图整理国内有关部门和OIE资料显示，从去年8月初到今年8月底一共发生了近150起非洲猪瘟疫情，31个省区市都有疫情报告。报告疫情发生频率最高时段是去年9月到年底约四个月前后，其间共报告疫情90起，占观察期报告疫情总数六成以上，该时段平均每月发生约22.5起。今年1月－8月总共发生57起，平均每个月约7.1起，比此前四个月下降近七成。今年8月报告疫情3起，9月10日报告宁夏最新1起。从公布疫情数据看，今年入夏以来中国非洲猪瘟疫情肆虐情况已经得到控制，总体形势趋于稳定。
从报告疫情地区分布情况看，辽宁17例是报告疫情数最多省份。东北四省区其中三个省区位于报告数最多的前四个省级行政单位内，四省区一共报告33起，占全国总数的22.4％，大幅超过猪肉产量大约占中国10％的比重，官方数据显示东北是非洲猪瘟疫情重灾区。此外云南和贵州两省分别报告10起和9起，占观察期报告总数的第二、三名。另外频率较高的是两湖和四川等生猪存栏较多省份。
需要指出，报告疫情发生规模可能受到遗漏误差因素影响。后文比较非洲猪瘟疫情病死及扑杀数与同期生猪存栏数变动存在较大差别，提示有关部门报告数或许显著低估实际情况。上述有关疫情演进过程和区域分布特点概括，只有在假定官方数据可能低估程度在时间过程和空间分布两方面保持相对稳定前提下才能大体成立。
何处与如何传入之谜
相关资料显示，非洲猪瘟20世纪初最早在非洲发现，此后部分非洲国家不断出现疫情。1957年非洲猪瘟首次冲出非洲传入欧洲出现在葡萄牙，上世纪60年代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先后报告疫情。70年代非洲猪瘟侵入西半球，进犯古巴、巴西、多米尼加和海地等国。1985年比利时、荷兰等西欧国家也出现疫情。进入21世纪后非洲猪瘟疫情范围进一步扩大：2007年传入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俄罗斯，2008年传入阿塞拜疆和伊朗，2012年－2014年先后传入乌克兰、立陶宛、波兰、拉脱维亚。
中国当代生猪业发展虽受到各种猪病和传统猪瘟困扰，然而一直是非洲猪瘟非疫区国家。随着近年非洲猪瘟在邻近国家传播趋于活跃，中国早已重视非洲猪瘟防控工作。如2012年原农业部等十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做好非洲猪瘟防范工作的通知》，指出“俄罗斯等国家非洲猪瘟疫情不断，并呈继续扩散蔓延态势，对我威胁不断加大”。同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将非洲猪瘟作为需重点防范的外来动物疫病。遗憾的是，这些努力最终未能阻止非洲猪瘟侵入。
由于非洲猪瘟可能通过多种方式跨国传播，因而中国疫情来源国存在多种可能。不过从两方面情况看，中国非洲猪瘟疫情源自俄罗斯可能性比较大。
一是2017年3月俄罗斯东部城市伊尔库茨克暴发非洲猪瘟，意味着该国非洲猪瘟疫区从早先欧洲区域的萨马拉州向东推进几千公里，达到与中俄边境只有1000公里地点，从流行病学角度看传入中国风险概率大幅提升。部分基于这一考量，2017年4月13日农业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非洲猪瘟风险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指出俄罗斯新疫情“发生地距离中国较近，并且伊尔库茨克州是远东地区重要的交通和商贸枢纽，与中国贸易和人员往来频繁”。要求各地相关部门“高度警惕传入风险，密切关注境外疫情动态”。
鉴于俄罗斯相关疫情进展，2018年3月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布题为“非洲猪瘟对中国的威胁”报告，对“非洲猪瘟很有可能会被传入中国”提出更为明确预警。鉴于中国地理位置和生猪生产及猪肉消费在全球中特殊重要地位，该报告对非洲猪瘟可能传入中国将对东南亚和东亚国家影响以及全球生猪产业影响深表担忧。中国非洲猪瘟疫情暴发后FAO首席兽医Lubroth提到该报告指出：“这不是关于非洲猪瘟是否会传入中国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传入的问题。”可见国内外机构事先就认为俄罗斯非洲猪瘟传入中国风险较大。
二是非洲猪瘟病毒毒株类型国际比较结果支持上述推测。目前对国际上发现的非洲猪瘟病毒已鉴定出24种基因类型。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采用分子流行病学基因测序方法研究结果显示，引起中国本次非洲猪瘟疫情的毒株为基因II型，部分基因序列与格鲁吉亚2007株和俄罗斯伊尔库茨克2017株非洲猪瘟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同源性在99.93％到99.98％之间，二者可视为同一个病毒。由此可见，虽然未有定论，存在事先与事后证据，说明中国非洲猪瘟源自俄罗斯的可能性较大。
业内人士指出，非洲猪瘟跨国境传播方式包括生猪及其产品国际贸易和走私、国际旅客携带猪肉制品、国际运输工具上的餐厨剩余物、野猪自然跨国境迁徙等等，因而更难准确判断非洲猪瘟通过何种具体方式传入中国。媒体曾报道去年8月中旬黑龙江从俄罗斯非洲猪瘟疫情地区进口过24吨活猪，不过从报道情况看这个小批量进口发生在报告疫情之后，应该不是非洲猪瘟最初传入中国的渠道。野猪迁徙传播疫情虽没有报告证据支持，然而在逻辑上也难以完全排除。
2018年3月FAO报告专门分析了非洲猪瘟传入中国的可能途径，基于国际经验与专家问卷调查等信息，提出“运输相关路径（TARs）是（非洲猪瘟）传入中国的最可能途径，其次是非法进口食物和中国出国务工人员。合法进口生猪传入病毒可能性不大可能”。“被污染的车辆，来自游轮、飞机和火车的厨余废弃物可能成为非洲猪瘟传入中介”。去年8月底FAO首席兽医Juan Lubroth接受媒体访谈时仍认为：“在这次非洲猪瘟事件中，很有可能是猪肉产品，而不是活猪，将病毒带到了中国。”
从国际经验看，客运航班和船只携带含非洲猪瘟病毒猪肉制品，随后通过厨余垃圾传染本国生猪，可能是葡萄牙、巴西和格鲁吉亚等多国传入非洲猪瘟的最初渠道。据2018年9月《中国新闻周刊》一篇署名文章报道，2016年“在黑龙江的东宁局口岸，检疫人员在对入境旅客进行检疫查验时，连续多日查获禁止入境物猪蹄总计140余千克，检疫人员依法截留销毁。这些被查获物，为在外务工人员因猪蹄脚便宜而在回国时顺路买回家食用”。“尽管有不少禁止进口的猪产品被查获，但是否有一些私下流入中国，并不知晓。”
还有人推测俄罗斯世界杯期间，国人出境看球赛可能因携带含病毒肉制品回国成为传入源。据媒体报道：“专家表示，一个有可能的推断是，俄罗斯世界杯期间，国人出境看球赛，顺便从俄罗斯购回携带病毒的肉制品。这些肉制品未能全部食用，剩下的成为泔水。随后，用泔水喂养生猪，引发疫情。”
多重经济后果
国外经验显示，非洲猪瘟疫情可能给一国生猪产业带来极为严重打击。评估中国生猪业现实形势，有业内人士大声疾呼“我们的养猪业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现在的最大公约数，就是不能让我们的养猪业毁掉”。“生死存亡”判断或许言过其实，然而系统观察疫情暴发以来一年多的情况，非洲猪瘟散发传播确已给中国生猪产业造成严重损害，对农业产出、农民收入甚至宏观经济运行也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第一，导致生猪存栏大幅减少的直接影响。
据官方数据，截至2019年8月底中国31个省区市共报告发生147起非洲猪瘟疫情，19355头生猪发病，13385头死亡，死亡和扑杀数量112.76万头。然而实际损失可能比上述病死扑杀数显示情况可能要大不少。
图3报告统计和农业部门提供的生猪存栏数季度变动情况。从2018年3季度到今年2季度一年间，统计局数据显示生猪存栏从4.29亿头减少到3.48亿头，下降8100万头；农业农村部数据从3.21亿头减少到2.39亿头，下降8200万头；两个数据系列降幅分别为18.9％和25.5％。如果考察2018年四季度到今年二季度九个月时段的情况，统计局数据显示生猪存栏下降8000万头，农业农村部数据减少6800万头，降幅分别为18.7％和22.1％。
考虑去年8月以后生猪通常市场周期波动以及此前产业政策干预因素影响已经较大程度得到释放，上述观察期生猪存栏数进一步大幅下降应较大程度由非洲猪瘟疫情造成，包括生猪病死与养殖场（户）补栏意愿下降等原因促成，因而相应时期生猪存栏减少数据为非洲猪瘟直接影响提供量化参考信息。辽宁首例非洲猪瘟发生于去年8月初，用始于去年二季度生猪存栏数观察可能高估疫情影响存栏数程度，用四季度数衡量则可能低估影响。
另外上述季度数据截止期都是今年6月底，没有考虑此后几个月生猪存栏进一步变动情况。根据农业农村部抽样调查数据，今年7月和8月中国生猪存栏数比上月分别下降9.4％和9.8％，应是多年来创纪录的跌幅。考虑该数据系列6月生猪存栏数为23883.5万头，推测7月减少约2245万头，7月底生猪存栏数为21637万头；8月减少2121万头，8月底存栏数下降到不足2亿头的历史低位。
基于上述数据，目前有理由认为从去年8月到今年8月底，非洲猪瘟疫情可能直接间接造成生猪存栏减少8000万头，相当于生猪存栏总量两成上下。从7月-8月有关部门400个监测县提供的生猪存栏数持续大幅下降的最新信息看，上述损失估计数后续可能还需要上调。非洲猪瘟之所以导致这么大损失，显然与疫情散发传播很快有关。
第二，对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带来显著负面影响。
如果以每头生猪平均市场价值1000元－1500元计算，8000万头生猪存栏减少市场价值约在800亿元到1200亿元。考虑多方面相关因素，由此带来的农业产出减少应该低于上述市场价值，目前粗略估计为500亿－1000亿元。2018年中国大农业部门增加值为6.5万亿元，其中牧业产出增加值接近1.5万亿元，非洲猪瘟导致生猪非正常减少的经济损失，大约相当于大农业部门增加值的0.77％－1.54％或牧业部门增加值的3.3％－6.6％。
动物传染病具有明显外部性，保障免疫安全状态则具有典型公共品供给属性，基于这一经济学特征并与国际比较经验相一致，中国《动物防疫法》及相关法规政策规定，疫情导致生猪病死损失大部分以及活猪遭扑杀损失全部经济损失，由不同层级财政补贴偿付，构成有效控制疫情扩散传播制度安排的重要环节。这也意味着，如相关规则得到较好执行，养殖企业和农户有可能很大程度免于承担上述疫情带来的经济损失。
不过财政补贴计算和发放前提条件之一，是政府相关部门确认生猪因疫情病死或被扑杀。然而上述数据讨论显示，由于种种原因，官方确认的因疫情病死和扑杀生猪的数量，与疫情直接间接导致的生猪存栏下降规模比较仅占很小比例，因而上述经济损失实际上可能仍主要由养殖场和养殖户等微观主体承担，其中养殖场规模减少会对农民收入产生间接影响，养殖户损失则会直接拖累农民收入。
估计农民收入影响需要判断以农民家庭经营为主的养殖户目前占生猪生产大致比例。过去十多年中国生猪生产结构快速变化，存栏几千头甚至过万头大型养殖场比例快速提升，以农民家庭经营为主的500头以下较小规模养殖场（户）占比相应下降。不过对养殖户占全国生猪出栏数占比缺少权威数据，业内研究有认为仍超过六成，有的认为只有三成多。2018年中国大农业收入估计为19553亿元，牧业收入约为3378亿元，假定上述生猪减少经济损失农民养殖户需承担三分之一，则非洲猪瘟经济损失约占农民来自大农业收入0.76％－1.52％以及牧业收入的4.4％－8.8％。
第三，生猪和猪肉价格异动及其消极影响。
一方面，疫情暴发后一段时期，许多省区生猪调运依据控制疫情需要暂时禁止，产销区之间生猪价差出现大幅上升和剧烈波动。下图报告销区浙江与产区吉林生猪价差数据显示，该指标值通常在0－2元/公斤之间波动，然而去年10月到今年4月半年前后飙升到6元-8元/公斤罕见水平，价差达到通常时期高峰水平的3倍－4倍。过去几个月产销地价差仍经历较大幅度波动。
另一方面，猪肉价格整体大幅飙升并开始显现其宏观效应。非洲猪瘟疫情暴发后生猪存栏数进一步急剧下降，出栏肉猪供给显著减少导致猪肉市场供求失衡与猪肉价格大幅飙升。8月我国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2.8％，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上涨因素对CPI涨幅贡献近四成，畜禽肉贡献超过一半。虽然目前CPI涨幅仍在年初预定的3％左右调控目标范围内，然而CPI从年初1.6％上下上升到接近3％水平，难免会对货币政策运用形成某种掣肘，使央行在考虑加大逆周期调控政策时更为审慎。
最后，疫苗研发特殊困难对根治疫情和恢复产能的制约作用。
对比2006年初夏发生猪蓝耳病疫情，有关机构从2007年初突击研发疫苗，三个多月取得突破性进展，不久疫苗大规模上市为有效控制治理疫情创造了有利条件。业内专家认为，非洲猪瘟病毒在毒株结构和变异性方面的某些特点，使得有关疫苗研发面临特殊困难，导致非洲猪瘟出现近百年国际社会仍未能提供高效疫苗。中国有关机构目前正在全力以赴研发，给定中国科研实力与集中资源攻坚能力，最终应能攻克这个世界级难题；然而科研过程有其自身规律，相关进展很难有可预期的时间表。
在非洲猪瘟疫情难以很快彻底根治背景下，控制疫情主要依靠养殖企业加强生物安全保障防范措施，恢复生猪产能和稳定猪肉生产；更需借助政策调整，并取决于微观主体对市场形势和政策信号的相应能力和状态。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以来，高层高度重视并多次发文和召开专题会议部署相关应对措施，尤其是近期国办发布“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在养殖用地、贷款融资、结构性补贴、规范禁养、产销衔接、疫情防控等方面系统推出了20余项新政策。多策并举、上下互动，相信中国最终定能战胜本轮超级猪周期的冲击考验。
注：本文是题为“肉价飙升的经济学观察（2019）——中国猪产业的供给侧冲击”教学案例报告的部分内容，感谢杨业伟、李双双、石先进、白春华帮助整理数据资料和做图等。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