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疫情再度暴发，让人们又一次深刻体认到全民健康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全民健康体系建设，既包括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如公立医疗设施、全民医保等主要由国家投资建设的医疗基础设施和卫生保障体系和制度，也包括商业化医疗机构和商业医疗保险，旨在发动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力量来满足人们不同阶层、不同需求层次和不同年龄阶段的健康需求。

防控疫情要靠加大疫苗研发的力度，更要靠公共卫生体系的有效运转，二者缺一不可。而不同社会阶层在防疫抗疫中面对风险成本不同的承担能力，则又凸显全面健康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人们注意到，越是那些处于较低社会阶层、抗经济风险能力较为脆弱的人群，越是容易在防疫抗疫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这就再次提醒人们要在平时夯实全民健康体系的基石，扩大医疗保障的覆盖面，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提升生活困难阶层医疗服务的可获得性。

在医疗保险方面，中国在“十三五”期间已基本实现应保尽保，考虑到人口基数，殊为难能可贵，接下来要提高保障的含金量和公平性，尽快实现城乡并保、全国并网，方便人民群众异地取保。

此外，可以适度加大针对不同收入阶层偏好的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力度。商业医疗保险发展得好，可以分流公共医疗保险的一部分压力，做大医疗保险资产池。而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甚至可以考虑以公共资金为普通百姓购买一定的商业保险服务，以丰富既有的公共医疗保险服务菜单，让普通收入阶层也能适度享受更为高端的医疗保险服务。

这就意味着在大力兴办公共医疗卫生机构以外，要大力鼓励社会资金兴办社会化医疗卫生机构。在强调社会性和公益性目标的同时，允许社会化医疗卫生机构适度盈利，有利于尽快做大医疗服务机构资产池，为人民群众提供多层次的医疗服务，尽快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

言及提高医疗保障标准和医疗服务水平，会有一种观点持保留态度，担心会陷入过度福利化的所谓拉美化陷阱。首先，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努力工作的方向。让人民群众享有基本的医疗保障和卫生服务，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没病防病，有病治病，享有基本的医疗保障和卫生服务，是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之一，这与脱离实际经济发展水平盲目追求高福利不可同日而语。此外，提高医疗保障和卫生服务水平不是养懒人，而是为了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人类进入近代以后的历史经验证明，享有良好的医疗保障和卫生服务的社会，往往是更具生产力和竞争力的社会。为人民群众提供及时充足的医疗保障和卫生服务，可以提前预防和及时应对各种公共卫生问题，比下大力气临机处置更为节省社会成本，也更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运转。而一个病有所医、健康和谐的社会，当然可以让人民群众将更多的消费能力投放到其他领域，从而又带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医疗保障和卫生服务不是消耗性支出，除了人口素质的提升、社会运行成本的节省之外，人民群众在这些领域的支出和消费也能拉动GDP。医疗保障和卫生服务体系到位后，人们对医药和卫生服务的需求，将对生物制药和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互联网平台的勃兴、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日益成熟，将为医疗服务升级——令其更普及又更具针对性——生物制药和生命科学的跃迁提供强大的助力，我们不能在这种竞争中落伍。

全民健康体系还应与养老挂钩，也就是所谓的康养。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加速到来，如何更健康地度过晚年，将对中国医疗基础设施和养老基础设施提出双重考验，宜及早统筹规划。如何在全民健康体系的建设中，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有机结合、养老基础设施和医疗基础设施有效对接，是相关政府部门和全社会都面临的问题。处理不好，将会造成公共卫生和社会服务的短板，提高社会运转成本；而处置得宜，不仅大幅度提升人们的获得感，节省社会运行成本，还将提供大量的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