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惧怕流感，但又往往迅速将它遗忘。每当流感风暴席卷世界，焦虑与恐惧也会笼罩心头：为何现代医学仍然无法根治流感，为何准确预测遥遥无期？

如果让医学专家杰里米·布朗来回答这些问题，答案并不复杂：我们应该把历史上曾经的流行性疾病置于人类的集体记忆之中，譬如1918年暴发的世界大流感。然而在正式的历史书写记录中，这场浩劫却只留下有限的书面记载，彼时媒体也只留下寥寥数语，起因和惨痛经历至今未能被多数人所了解和铭记。正因为如此，在1918年流感暴发百年之际，供职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布朗博士出版《致命流感》一书，乃是再次提醒广大公众：如果人类不能严肃反思这场世纪浩劫，那么不远的将来人类必将再次铸下大错。

《百年流感》为我们全面讲述1918年世界大流感的起源和治疗图景。全书以历次重要流感事件为线索，论述现代社会依靠医学与科技进步，在国家与社会资源推动下，与不断变异、始终存在的流感病毒展开斗争与博弈的故事进程。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人间悲喜剧中，主角并不限于医学人士，扮演更为吃重角色的还有政府首脑、公卫机构、制药企业、公共舆论、社交媒体、民间组织，以及同样无孔不入的资本力量。在当今的后真相时代，应对和治愈流感本身已被赋予太多的政治隐喻和沉重的社会负担，而作者坦然告诫我们：悲观主义总沉溺过去，乐观主义则善于遗忘，如果想做一名现实主义者，那么反思历史，利用现有知识，采取切实行动防患于未然，才是最为理性的行动准则。

1918年大流感暴发，既是未知流感对人类免疫系统攻击得手的病毒感染现象，亦是人类短时期内大规模迁徙移动所带来病毒传播的直接后果。一战时期西欧拥挤的兵营与恶劣的卫生环境，加上1918年大批美国远征军的涌入，成为病毒演化和流行的最好场所。在首例确诊病例在北美军营发现后，流感以惊人的速度在大西洋两岸蔓延，尤其是挤满青壮年军人的营地，仅在当年秋天，就有20多万军人在北美罹患流感，短时间内死亡，而各州由于缺乏精确数据统计，死亡人数成为永恒之谜。

在欧洲地区，英法政府明知疫情传染严重，却以战时状态为由与媒体共同封锁消息，英国媒体更是提出报道流感是对前线将士士气的打击和对爱国民众热情的侮辱。风闻中立国西班牙流感猖獗的《纽约时报》更以“西班牙流感”命名之，甚至有谣言指出，德皇夫妇也被流感传染，宣传战痕迹明显。诊断水平的不足和战时卫生条件限制，加上交战国政府的种种不作为，加剧了流感的扩散和死亡人数的激增。

1918大流感结束后，人类对流感知识的掌握愈发全面，基因组成、传播变异、生存环境等皆有更深入了解。抗生素的发明和各类疫苗的研发生产，新型诊断治疗设备如人工心肺应用机（ECMO）、治疗药物达菲的出现，让人类在面临流感病毒时增强了信心；依托互联网流量数据的谷歌流感预测、各国网民自发参与的“追踪流感”（FluTracker）网站、公卫机构与公民合作展开的流感调查追踪，都说明人类社会始终在寻找和优化各种方案，试图确认流感的行踪。

但正如本书作者所指出，以上努力和尝试背后，同样纠缠着复杂的政治动机、机构间的行业壁垒、官僚间的推诿扯皮，以及冰山一角的商业勾兑与游说黑幕。人类治疗流感不再是一场简单的生命抢救战，而是演变成一场全社会参与的政经大辩论，拯救生命与发现病毒往往并不是这场辩论的核心主题，这不免让向善之人扼腕叹息。在当今美国，CDC公布流感数据与是否采取普遍接种疫苗早已不是简单的公共卫生决策，而是关涉着各种政治力量的牵制、羁绊，乃至交易。这不免再次引起有识之士的大声疾呼，流感的出现乃是对政府是否真正重视公共利益的考验。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