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压舱石”。《中国制造2025》开篇即指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 202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达到31.31万亿元，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全国327万家制造企业吸纳了1.05亿人就业，占总就业的27.3%，也是各行业之首。制造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顺利转型升级，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至关重要。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发展大变局中，新冠疫情冲击加速了世界发展格局的重构，中国经济可能都会面对更为复杂且充满不确定的外部市场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可能要做出一系列大的变革以拥抱未来，这既包括全球的产业分工及产业链重构、生产组织及管理模式、全球市场及营销模式等，也包括视野、思维、格局、担当等发展心智的变革。在世界大变局和新格局下，中国制造业如何合纵连横？如何由大变强进而实现制造强国的梦想？笔者从“取势”“明道”“优术”三个层面做了如下思考。

四个“取势”看新格局

首先，“后WTO”时代，稳定并改进中国制造业的“外循环”通路与平台。

近年来，虽然贸易依存度逐年下降，从2006年的最高点64.48%降至2019年的31.8%，但考虑到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庞大的体量，商品贸易的绝对额实际上仍处于连年增长趋势，从2006年的9690亿美元增加至2019年的45761亿美元。

过去四年，美国特朗普政府主张“美国优先”、从多个国际组织及协议“退群”、打击主要贸易伙伴与重修许多重大贸易协议、挑起贸易争端、加剧地缘政治矛盾，同时表现出对WTO规则及其经济秩序的漠视。某种意义上讲，特朗普政府加速了WTO解体，而新冠疫情冲击或许宣告WTO时代正式结束，世界经济可能进入到“后WTO”时代，发展双边、多边和区域性的投资贸易协议来逐步替代甚至取代全球性的WTO体系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趋势。拜登政府虽然声称会更加重视国际组织，加强与盟国与伙伴的沟通与协调，但是其构建的针对中国的国际联盟计划会使中美在改革WTO上难以精诚合作，再加上全球治理体系的缺位，WTO的整体改革与变革可能会遥遥无期。

在这个全球大变局和新格局下，中国制造业如何稳住国际市场，保持商品贸易稳定增长，对中国经济和中国制造业都是现实的挑战。笔者建议：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可以积极利用中国自己签订的多边和双边投资与贸易协议，做出相应的布局。如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即将进入实施阶段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和《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hina-EU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or CAI）。另一方面，可以从全球范围内“取势”第三方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贸易协议，透过第三方优化通路借力打力。比如，越南、日本、新加坡等国家与欧盟签署了全面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制造企业可以透过这些国家与欧盟的投资贸易关系从而改善欧盟市场准入等问题。同样考虑，通过在墨西哥的布局来通过新的北美贸易协议进入美国市场。在这个新的时代，中国制造业可能需要更好地修炼我一直在弘扬的“以全球应对全球”的打法。

其次，更多经济体会选择“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制造业需要在全球供应链、生产布局等方面做出新一轮的调整。

疫情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例如法国、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已经表示，未来在战略物资和国计民生等生产方面会选择“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减少对外部制造（尤其是对中国制造）的依赖，这种调整可能导致许多企业需要进行新一轮的全球生产布局及供应链体系重构。当然，经过几十年的全球产业分工和经济一体化，事实上已经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可以拥有全面、完整的产业链及全流程、全域的经济生产能力。实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难度非常大，中小经济体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

应对策略之一，可以继续强化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成本优势。无论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任何经济体发展本土制造业都需要经验、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的积累与投入，也需要时间的沉淀。经过40多年发展，中国制造业突出的全球竞争优势包括：工业门类齐全、产业集群以及相关的范围经济、完整产业链、大量的熟练技术工人群体、制造业的学习曲线优势、相对完善的硬软基础设施（包括清关便捷）等等。这些竞争优势形成了中国制造的综合成本优势，其他经济体短期内可能还难以超越。同时，中国制造业在拥抱数字转型、发展智能制造及工业4.0等方面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依仗传统优势并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以加强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成本优势，是保障中国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地位的一个基石，也是中国制造可以持续穿透国际市场的一把“利剑”。

应对策略之二，中国制造业在打造产业集群和生产集群方面拥有丰富而可能独特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与模式对诸多发展中国家可能有较大的借鉴意义。面向未来，中国制造业可以考虑从传统的商品贸易出口商向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输出转型。在一些区域市场，如东盟、拉美等，中国制造业可以投资发展产业集群的“外循环”模式，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其本土制造业。在这方面，日本企业有过很好的成功经验。二战之后，日本企业快速崛起为领先的工业化国家。上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龙”崛起，透过大量对外直接投资，日本企业向“四小龙”及其后来发展起来的中国大陆不仅大量输出了制造环节，更为关键的是持续输出生产组织所赖以维系的整体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以及必要的生产管理方法。

近年来中国企业的生产技术与管理水平已有较大的提升，“软性”管理能力具备了一定的全球竞争优势。尤其在非主流行业（比如纺织品与日用品等），中国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优势，以及在供应链和产业集群方面的网络资源，可以输出到诸多比我们滞后的发展中国家及经济体。这种“软硬”组合拳的供应链“赋能”策略，可能成为中国企业实践全球资源整合战略及巧妙进入全球市场的一个新战法，也是中国制造业探索实现全球资源整合的新范式。

第三，高度重视潜在的地缘政治及其风险。

近年来，全球治理体系的作用越来越趋于低效。疫情冲击、中美关系的恶化以及“中美脱钩”几乎使全球治理体系土崩瓦解。民主党人拜登上台，可能想通过强化和其盟友及伙伴的联系与协调，以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国际联盟，这可能使中国面临新的国际关系及地缘政治挑战。上述趋势下，地缘政治将来在中国企业的商业活动及决策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未来，中国企业在国际商业活动中，特别是对外直接投资及全球资源整合，要高度重视商业决策的地缘政治风险。

第四，诸多经济体可能加强外商投资准入的审核。

疫情之后，可能越来越多的经济体会加强对外商投资准入的审查与审核，尤其可能会加大对来自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国国有企业投资的审核，可能产生的挑战是：一方面，中国制造业通过海外并购直接获取品牌、技术和人才来实现核心能力突破的难度增大，依靠“海外购”快速补制造业的“短板”会越来越难。未来，中国制造业可能要更多依靠内生性发展，苦练内功，补短板，打造核心竞争力。

明全球发展之“道”

中国制造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在明“道”上做出比较大的变革，才能一步步地更好地被接受、被信任与认可，被尊重。面向未来，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全球视野和格局，塑造中国制造业的全球责任与担当。未来，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加强外商投资准入审核的过程中，可能会越来越多关注投资对于当地社区的“社会责任”，比如在外资企业社会责任（社会与社群利益）、劳工利益（福利、本土员工培训、工会等）、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可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与期盼。未来，中国制造业海外投资发展过程中，要更加重视自身在所在地的社会责任问题，使自身的发展真正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在利他的同时实现利己，需要践行并展现中国制造业的全球责任与担当。

在大变局和新格局下，中国制造业要重视系统改进中国与世界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既要继续加强经济纽带，也要越加重视非经济性的“道”层面因素的影响。通过经济利益与价值对接的“组合拳”系统提升中国制造业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企业家应更加需要重视“道”的修炼，提升我们企业的全球价值对接能力。做好这一点，在中国企业全球化及其全球资源整合的发展道路上，更可能在全世界范围从“被接受”发展到“被信任”和“被尊敬”，对消除“中国威胁论”做出贡献。

发展“向上思维”

过去，中国制造企业的生存之道是先活下来，再谋发展，把“价格战”作为主要市场竞争手段。这种思维主导的行业，产品与服务的价格往往是越来越低，企业匮乏必要的资金来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也很难竞聘全球优秀的技术及管理人才。这种靠低成本及价格战为主导的行业也很难为员工支付世界级的工资与待遇，难以帮助我们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全民共同富裕。我们的聪明智慧、奋斗精神及资源配置大都是聚焦于靠价格低来获取竞争优势。笔者将上述行为背后的商业文明思想称之为“向下思维”。

要强调的是，在德国、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制造业发展的初期，也曾流行过基于成本的“价格战”；也走过学习、模仿与复制的道路，产品质量也曾饱受争议，创新能力在当时也比较弱。因此说，“价格战”和“山寨”等战法本身无可厚非，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性选择。然而，中国制造长期持续由“向下思维”主导，过度关注“价格战”和“山寨”，这可能会严重阻碍中国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变革。

与“向下思维”相对应的是“向上思维”。美国、日本和法国等部分欧洲国家，其社会的主流商业文明是企业聚焦创新，通过差异来践行向上的价值创造竞争。在“向上思维”主导行业与领域，企业的梦想与导向是通过创新与真正的差异（品牌与体验等）来实现产品及服务的价格越来越贵，品质与体验也越来越好。这种“向上思维”主导的企业可以给员工世界级报酬，同时也可以惠及可持续发展并给股东带来丰厚而合理的回报。面向未来，需要也希望有更多的具备条件的中国制造企业践行“向上思维”。

做好三个“优术”

根本提升中国制造业发展水平及全球竞争力的角度再思考，笔者建议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优术”策略。

第一，扎实推进基础科学发展，构建“兴趣驱动”“爱好驱动”“梦想驱动”的科研发展环境。

在新格局下，中国经济及制造业的发展都可能面临更加复杂和严峻的外部发展环境。无论是开展全球资源整合及海外并购，或是继续维持过往的国际贸易关系，都可能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当前，虽然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的整体优势突出，但在高端装备制造（如航空航天装备、高端数控机床、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机器人装备、现代农机装备、高性能医疗器械、先进化工总成装备等）、关键性零部件及生产基础设施（如半导体产业及芯片制造、工业软件及操作系统等）等等领域，中国还明显落后于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从长计议看，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实现中国制造业由点及面的整体突破，或许要在核心技术层面更多依赖自我发展和自我积累，这离不开扎实推进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进步。

基础科学是夯实工业化能力和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必要条件之一，强大的基础研究和顶尖科研人员群体是制造业突破发展的一个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基础研究虽然取得显著进步，但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还是明显的。”对比指标之一是诺贝尔奖基础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得主数量（图表1），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及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优势相对突出。

“十四五”规划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并从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等层面系统规划建设科技强国。可以展望，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规划与政策，会极大有助于系统提升中国的基础科学发展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如何有效实施，无疑是一个复杂且庞大的系统工程，这不是本文可以涵盖和深入探讨的。笔者通过国际比较，仅从机制、制度和文化等软性角度，对改善基础科学及科技创新体系做了如下一些思考和建议。

其一，构建“人尽其才”和“天下英才为我所用”的高等教育与科研管理体系和治理体系。美国的科学研究之所以强大，之所以人才辈出，主要推手是拥有一批可以集天下英才为我所用的世界级研究型大学及科研机构。在这些组织机构的治理（教授治学与学术研究主导）、科研管理及技术研究与创新的流程管理、机构与科研创新的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形成了相对比较健全且有效的科研发展体系。在这样的环境下，既做到了“人尽其才”，同时其开放和包容的文化更能够广纳天下贤士，使“天下英才为我所用”。

未来，中国可能需要重视改善研究型大学及科研机构的治理体系、管理机制及文化。一方面，这有助于我们可以更好地做到“人尽其才”。同时，可能也要超越“以中国应对全球”思维，建立“以全球应对全球”的人才发展战略与相配套的体制与机制。这样我们的企业、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具备吸引全球高端人才到中国发展的实力，尽力做到全球精英把加入中国的研究型大学与科研机构作为职业发展的首选，这可能是缩小我们在基础研究差距的一个必要条件。实现“天下英才为我所用”或许是中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一个重要基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要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越是面临封锁打压，越不能搞自我封闭、自我隔绝，而是要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

其二，全社会营造一种新的“氛围”与心态。纵观世界，取得突出成就的科学家大部分都有强烈的好奇心与事业心，从事研究工作有恒心和定力。滴水穿石，以静致远；终身探索，成就事业。未来，中国全社会可能也要形成一种以科学精神驱动的创新环境，从研究型大学到各类社会科研机构，能够超越“创富”驱动的相对比较急功近利的科技创新价值取向，建立“兴趣驱动”“爱好驱动”“梦想驱动”的科学精神与文化。

第二，国内“大循环”的市场“能量池”，为制造业转型升级铺路。

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2万亿元人民币，经汇率调整后计算，约为美国的95.67%。从疫情冲击及国内消费增速看，中国可能在2020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经济体消费市场。一方面，食品、日用品、消费电子、餐饮娱乐、服装服饰、文化旅游等庞大的国内利基市场消费量及年均增长情况，反映出中国市场及“中国消费”的广阔性及长期韧性。另一方面，近年来快速崛起的国货潮品、个性化消费及新零售模式，也折射出“中国消费”的独特性和本土化特色，反映出“中国消费”的弹性和创新空间。

整体看，依托国内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以及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形成的巨大投资需求，中国本土市场是个巨大的“蓄水池”。未来，发展国内“大循环”，能够给中国制造业创造巨大的需求，给非主流行业发展自己的品牌和技术，做商业的长期主义者，提供必要的市场支撑。从产业链的角度看，“内循环”的发展重点之一是形成一整套的产业组织与上下游循环发展机制的内部机制。依托“内循环”，形成消费市场驱动的工业中间品的研制、生产及供应链环节的“自产自销”；利用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逐步提升工业生产的内部垂直整合能力，进而逐步建立起强大的核心工业能力。对此，“十四五”规划也指出，要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使“国内市场更加强大，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农业基础更加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第三，加快数字化转型，构建制造业新的竞争优势。

近年来，一些新兴市场（如东盟、印度、墨西哥等）利用更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给全球制造业新一轮分工、供给链重构与产业转移，这些变化确实给中国制造业带来了不小挑战。但同时，技术革新也给中国制造业带来了新机遇和新优势。伴随着数字化、互联网及智能技术大规模应用于工业生产，先进制造业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已大大下降。中国走过了依靠廉价劳动力优势而完成原始积累的这座“桥梁”，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被新技术、新应用、新方法拆除了。

未来，中国制造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在供应链体系的数字化连接，生产组织柔性管理，依据消费者需求反向定制生产等方面，锐意创新，以新的生产管理模式和新的商业模式，颠覆传统制造业规模经济主导的发展方式，加快构建工业4.0时代的竞争优势，以此引领全球制造业的变革发展。

综合看，依托于改革开放40多年业已建筑起的良好工业化体系和制造业基础，“中国制造”有基础、有基因、有条件、有优势、有人才，步步为营，实现“中国制造”由大而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系统研判全球大变局与疫情后世界新格局下，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通过更好地“取势”“明道”“优术”，更合理、务实地推进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作者为长江商学院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