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0年4月28日，美国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人数突破百万，死亡人数已超过越南战争中的阵亡人数。各州居家令已实行一月有余，曲线终于缓缓走平，但与“别人家的拐点”依然有很大差距。这正是艾略特笔下残忍的四月，一边是春光明媚，一边是禁足令。在已经“隔离疲劳”的民众眼里，庞大的数字既触目惊心，又魔幻得几乎难以置信。
一部分州开始按三阶段原则重启经济，但每日20万的检测能力仍然不足以覆盖复工后的检测需求。科学家们全力与时间赛跑，被寄予厚望的抗体检测看来尚未成熟，但最新出炉的《曼哈顿计划》以及牛津宣布今年9月有望实现疫苗接种，又燃起了新的希望。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的疫情应对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联邦与州之间，政府与媒体之间，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争论频发，磕磕绊绊。在看似混乱的表层之下，美国究竟在如何抗疫，基于什么底层逻辑行事，又有哪些得与失？
民族记忆与另类吹哨
疫情初期，美国朝野均大大低估了本土遭受病毒侵袭的危险。CDC（疾控中心）过于严苛的检测标准，各州医疗防护设备准备不足，都表明早期对病毒传播性的严重误判。1月中旬出现第一起输入病例，直到3月1日，当华盛顿州决定打破CDC检测限制开始测试少量疑似人群时，美国才意识到病毒已经悄悄在西海岸社区传播了数个星期。
迟缓反应的出发点也许是不愿造成公众恐慌，也许是不愿影响经济势头，但也不要低估历史与心理因素。毕竟，这是一个没有经历过SARS的民族，“感同身受”只是想象。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几乎已不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一场没有疫苗、没有解药的大瘟疫并不是“现代美国史”的一章。
在面对未知事物时，人们急需寻找某种类比，于是上上下下真真假假很多人将其视为另一场“大号流感”。但类比易引发误判。新冠病毒的传播力和变异速度，与H1N1、禽流感、“每年秋天打一针”的流感不可同日而语。美国民众起初缺乏的不只是经验，还有恐惧——有助于避开危险的那种恐惧。在一个高度崇尚自由、对政府干涉持警觉心态的社会里，如何逐步引导民众认识一种危险，并自愿生出适当的恐惧，从而更好地保护自己和他人，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传染病的预防并非基于人们已经看到的现实，而是基于可能性，只能通过劝说以实现主动、提前的规避。正如CDC专家约翰·百瑟所言，“我们不能命令人们待在家里……要救人，就只能劝说大家配合。”
疫情每降临一个国家，通常会唤起该国对“上一次灾难”的记忆，人们往往会做出下意识的类似反应。对于美国社会来说，“上一次”是2008－2009年因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因此，相对于中国人基于SARS经验开始囤口罩，一部分先知先觉的美国人却基于金融危机的经验开始卖股票。真正的吹哨人，让全社会开始意识到这个新病毒的巨大破坏力，告诉大家“这一次真的不一样”的，竟然是资本市场，是与大多数人的退休金息息相关的股市。
2月中，美国只有零星确诊案例，股市高歌猛进，并于2月19日达到历史最高点。投资者们普遍认为，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将主要“局限在亚洲，局限在一季度”。但意味深长的转折点发生在2月28日，中国发布2月份PMI（经理人采购指数），从1月份的50直降到35.7，投资界和实业界猛然意识到，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将远超此前的估计。
市场是聪明的。当股市进入每日上下千点的巨幅震荡模式，它未尝不是汇集了众多声音，以“下行趋势”为名，开始向全社会吹哨。第二天，也就是2月29日，华盛顿州出现了全国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死亡案例，特朗普周末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民通报，并任命副总统彭斯担任疫情指挥工作组组长。从这一天起，美国的全民抗疫终于开始。
救命与救市，在美国的抗疫过程中始终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相辅相成，是颇为独特的一景。本质上，这是一场公共健康危机，病毒如果不能在医学专家手中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它所导致的衍生问题将会传导到经济学家手中，而经济学家的药方除了提振信心之外，似乎治标不治本，也并不对症，甚至有喧宾夺主之嫌。然而，华尔街强大的话语权加上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让道琼斯指数以史诗级的震荡出乎意料地吹响了一场集体哨音。
讲科学绕不开讲政治
传染病防控是个科学命题，但几乎每个国家在与新冠病毒的博弈中都没能绕开具有本国特色的政治考量。
美国社会中的“讲政治”，似乎包含三个层面的问题：沟通、监督、公平。
首先，谁站在聚光灯下？谁掌控着叙事？谁出面与民众沟通对病毒的理解和对防控行为的建议？
理论上，应该既有科学家给出权威的专业建议，又有政客出场以体现透明度和重视度，各司其职，切忌越俎代庖。在这一点上，尽管有“注射消毒液”这样的翻车现场，但美国政府做到了与民众坦诚沟通。每天下午，总统、副总统和医学专家们召开白宫记者会，时长从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不等，通报今天取得了哪些进展，吸收了什么新知识，正在处理哪些问题，建议民众做什么，并回答记者提问。话题从病毒到经济，从股市到外交，许多决策当场即做出。比如：总统自己为何不检测？答马上检测；与英国为何不断航？答会将其加入断航国家。惟独戴口罩是一个艰难、摇摆、不甚清晰的建议，比如特朗普说，“你不是必须戴……我选择不戴。”白宫记者会是一个让民众信息同步，困惑得到及时解释和澄清的官方渠道。这种直接的、双向的、每日一次的深度沟通，有效缓解了隔离中的焦虑情绪，大大减少了流言与谣言的空间。
其次，谁来监督防控措施的合法性、及时性和有效性？
媒体、反对党、国会、学者和选民各自在发挥作用。很多人记得3月2日，美国抗疫刚刚开始时《纽约时报》一篇抨击CDC的深度调查报道。这篇文章是一个转折点，提醒所有人当下最关键的问题是提高检测能力，并解释了检测能力为何出人意料地成为瓶颈：“CDC在将检测盒运至各州实验室后，发现了一个技术故障而不得不替换，而这一替换过程花费了数周……CDC制定的检测标准如此严格和狭窄，以至于允许被检测的数量非常少。”这是一篇毫不留情的文章，坚守着老派媒体“无意讨喜，只求真相”的倔强风骨，一键触发了对检测手段的迅速纠错。
力度最高、效果最立竿见影的，当属国会听证中的强力问责。3月13日，加州女众议员凯特·波特对CDC主任罗伯特·罗德菲尔德的质询，堪称可载入史册的一幕。在逐条列出无保险者的新冠检测费用将高达1331美元后，凯特问道：“我们想不想知道谁被感染了？不仅仅是富人，也包括穷人？”经过五分钟的连珠炮式的激烈质询，CDC在电视上当场向全国人民承诺：不管有无保险，所有人检测免费。在接受监督方面，连总统也不能例外。4月2日，佩罗西宣布将成立委员会，调查特朗普政府的疫情应对和2万亿纾困资金的发放。
第三，讲政治意味着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分配与风险规避，如何既制定公平的规则，又保护弱势群体？
早在3月2日，数百名公共卫生专家、法学家即联名发出致彭斯、各州州长及地方长官的公开信，要求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中保证公平。大疫当前，学者们敏感地意识到，这将是一个关键时刻，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各种矛盾此刻都将浮现，并引发有限资源的公平分配问题。例如，保险公司要覆盖数千美元的新冠病毒检测和治疗费用；要保护买不起医疗保险的穷人，让他们敢去医院以降低社区传播风险；要保障疫情期间其他严重病患能继续得到医疗服务；要警惕疫情引发种族歧视和替罪羊效应等等。这是学界自发的良心提醒，学者们预见到即将到来的混乱可能冲击社会原有的秩序和价值观，并提前列出了防控行为与工具的法理和伦理原则。
但美国的种族和贫富分化问题，在此次疫情中依然如学者所预料的出现了。“居家避疫？你得先有个家！”成为醒目头条。在部分州经济重启的今天，知识型工作者如软件工程师、大学教授等能够在家工作。但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在从事“必要服务”的人员中（如超市工作人员、送货司机等），非裔和拉美裔占最大比例。作为少数民族中的弱势群体，他们面临着更多的暴露在病毒下的可能，更拥挤的居住环境和交通工具，更高的失业风险。据《纽约客》杂志报道，纽约迟迟不肯做出学校停课的决定，原因之一是很多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要靠公立学校提供的免费或低价早午餐果腹。学校不得不关闭后，依然每天提供午餐盒供低收入家庭自取。一场疫情，令贫富差距变得如此现实和具体。
“别犯傻，是经济！”
相对于应对公共健康危机，救经济反而是美国的强项。政界、商界与学界历经多个盛衰枯荣的经济周期，经验不可谓不老到。也正因为如此，难免有过早动用救市工具箱的倾向。此次疫情之初，即有多位专家指出，美联储不宜过早降息。第一，此时尚且不是流动性危机，降息这丸药并不对症；第二，避免在下行通道中浪费了弹药。但在特朗普的压力之下，美联储3月3日即出人意料地将利率降低了50个基点，然而在市场的断崖式下跌中，此举并未溅起水花。
3月11日，特朗普在太晚了的时候终于放弃政治考量，决定与欧盟断航，同时提醒大家：“这一次并不是金融危机。我们的经济基本面稳固，失业率很低。”但话音刚落，市场继续连日雪崩，“熔断”频发。
如果说最初应对疫情时美国政府警觉性不够、动作太慢的话，那么在应对潜在经济困境上，美国政府却称得上不遗余力、行事果断、原则清晰。宜早不宜迟，宁可过之、不可不及。之所以如此，除因特朗普政绩主要靠经济之外，也因为上一次金融危机的记忆太近、太惨烈，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在将利率几乎降为零之后，鲍威尔于3月23日又推出眼花缭乱的一揽子救市计划并声明：“美联储承诺将使用一切工具，以帮助支持家庭、企业和国家经济渡过难关。”这一举动被解读为“不惜一切代价”（“Whatever-It-Takes” Approach），暂时安抚了市场的神经。按照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的说法，“如果2008年的救市是落基山，这一次就是喜马拉雅山。”
要让信用在经济体系中重新流动起来，否则利率为零也无济于事，这是美联储救市的核心手法，也是“伯南克手册”中试验过并留存下来的工具之一。但货币政策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财政政策才能更为直接地解决企业和个人的实际困难。在救经济上，两党展现出惊人的一致，3月26日－27日参众两院通过了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几乎以“国家托底”的坚决态度，救航空公司，救中小企业，救几乎所有人。超过80％的家庭，将收到政府直接发的钱，最多为成人1200美元，小孩500美元，无需申请，三周内直接存入个人账户。失业者除原有的失业金外，每人每周国家再补贴600美元，月总收入达4000美元上下，持续39个星期。4月24日，又推出4840亿美元的第二轮纾困计划，支持中小企业、医院并提高检测能力。
此两项法案规模之大、力度之强是空前的，但效果如何，尤其是对新兴市场的副作用几何，还有待观察。但在一个崇尚“粗砺的个人主义”，民众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社会中，它至少及时传递了共度时艰的诚意，并为每一个个体可能面临的至暗时刻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缓冲。与信息透明度一样，它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目前确诊数量全球最高的国家，为何社会整体依然保持了较高的理性，国民性格中友善、阳光、平等、互助等特质，并没有因疫情而受到侵蚀。
所谓移民社会，就是背井离乡、赤手空拳、白手起家、适者生存的一群人，为了追求自由甘愿承受风险。移民是内心深处的拓荒者，除了那句颇具哲学意味的“你从哪里来”之外，各有一段不与人道的历史和“他乡是故乡”，从头再来的决心。移民往往更为大胆和乐观，更愿意依靠自己，对政府不抱太高期望，在满足程序正义的前提下，对结果尤其是自然的结果有更高的承受力。美国抗疫模式看起来有诸多难解之处，正是与它根植于独特的移民文化土壤有关。
对于崇尚自由、尊重劳动、热爱户外活动的美国人，居家令的确愈来愈难熬。渐渐地，有更多海滩开放了，更多国家公园开放了，股市也在五周内反弹了30％，线上教育、远程医疗、智能办公等商业模式和应用场景如火如荼。一个月前，人们喜欢引用芝加哥大学医学专家艾米莉·兰顿博士的话，“你大概不觉得坐在沙发上看电影是在拯救世界，但只要大家都正确行事，我们也许终将安然无恙。”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引用特朗普的这一句（虽然也许不同意他的其他说辞），“解决方案不应该比问题本身更糟糕。” 是的，经济需要逐步谨慎重启，人人渴望享受美好的夏天。电视上，佐治亚州的一家餐馆开业了，食客寥寥无几，但戴着口罩的餐馆老板面对镜头信心满满：“我不担心，这只是第一天。明天，明天就是第二天了！”
（作者为中国某跨国公司驻美高级经理；编辑：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