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印两国在争议边界地区的军事对峙形势缓解，中印关系出现回暖迹象，印度政府和业界人士向外界透露，印度相关部门将批准45个来自中国的投资申请项目，其中主要是印度政府需要的制造业相关项目。
过去一年以来中国企业在印度的经济活动被边境冲突事件严重干扰，印度政府采取多种途径极限打压中国企业，以国家安全为由大规模封禁中国的App应用程序，取消中国企业招投标和采购项目，在从互联网到基础设施等领域全方位实现去中国化。
这种不利于经贸发展的局面在2021年2月初迎来转机。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根据中印双方第九轮军长级会谈达成的共识，中印两军位班公湖南、北岸的一线部队于2月10日开始同步有计划组织脱离接触。到2月底之前，已完成脱离接触。
2月25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印度外长苏杰生通话时表示，双方务必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局面，共同巩固既有成果，不断积累增进互信，实现边境地区和平安宁。苏杰生也表示，印方愿意推动双边关系尽早重回正轨。
边境局势缓和让一些中国企业松了一口气，然而这种微弱的回暖迹象却不能令中国投资者们完全乐观。印度的营商环境和根深蒂固的经济民族主义理念难在短期内改观，印度民间长期积蓄的反华情绪就像两国边境实控线上的紧张关系一样，从来都挥之不去，却随时召之即来。
“印度国内对中国敌对情绪没有任何改变，虽然撤军，但印度国内舆论仍然鼓吹胜利，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印度已被民族主义情绪绑架，双方同步脱离接触使莫迪受到反对党指责，被指出卖印度领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与南亚研究中心秘书长刘宗义对《财经》记者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放开对中国投资限制，中国企业也应该理性考虑是否涉足印度，尽早止损而不是追加投资弥补损失。
“虽然脱离接触，但中印两国在边境实际控制线问题上并无共识，争议点很多，即便就实控线问题基本达成共识，但在其他点还是可能发生对峙，若再发生类似状况，中国企业及其投资还会成为牺牲品，因为印度已经开了很坏的先例。”刘宗义解释说。
印度民族主义者大肆渲染抵制中国企业情绪，给印度总理莫迪以及他所倡导的“自力更生”和“印度制造”运动打了鸡血，让其将去中国化政策一推到底。其中一项手段就是针对中国专门修改外国投资法，让来自与印度陆地接壤国家的实体投资需要额外批准，这显著放缓来自中国的投资。规则的改变使得来自中国的150多个价值超过20亿美元的投资提议陷入僵局，损害了中国公司在印度的发展计划。
选择性联系中资项目
随着特朗普政府下台，印度政府不能再从美国那里借力打力，因此试图借助边境脱离契机重新向中国示好。近日，一位印度官员透露，将开始批准一些新设投资计划，只涉及那些对国家安全不敏感的行业。与印度陆地接壤国家对“非敏感”行业最高20%股权的投资，可能会恢复自动获批途径。
这一举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印度政府开始微调对华政策，熟悉印度政商界运作方式的中国工商银行孟买分行副总经理杨绪红对《财经》记者分析说，印度政府向美国靠拢的主体思路并没有变，但印度需要发展制造业，意识到不能仅靠欧美日韩等国，因为产业链转移不是一厢情愿的事，需要配套设施，不能完全将中国企业拒之门外，印度想在两头拿好处。
不仅出于对制造业供应链的渴求，印度国内经济发展局势也促使印度政府向中国资本示好。受疫情影响，印度经济下行压力大，国民生产总值萎缩严重，印度经济监测中心（CMIE）数据显示，2020年最后两个月里，11月就业人数同比下降2.4%，12月就业人数同比下降4.2%。向来对印度最为友善的评级机构穆迪也在去年把印度主权评级由原本的Baa2调降到Baa3，即垃圾级，前景展望维持负面，为22年来首次。
疫情加剧印度经济结构性困境，印度急需外资输血提振经济，但西方提供不了，只能转向中国。虽然需要中国，但印度政府的算盘也打得很精明，此次放开的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其最需要的制造业领域。杨绪红接触到这45个项目中的一些客户，这些项目包括汽车、家电、电气、手机产业链、化工等各个领域，目前客户还没有批准的确切消息。
“印度政府思路是越对中国利益少的领域，越早放松，中国获益多的就不批，完全在印度政府掌控中。”杨绪红指出，此次放松投资主要是审批棕地投资项目（外国投资者租用已有设施开展运营，而非新建设施），对于互联网金融领域项目没松口迹象，尽管印度初创企业很需要资金，这个市场印度要给欧美企业。
刘宗义也认为，印度人只会恢复他们急需领域的投资，2020年被印度政府暂停的中国国企采购等项目不太可能大规模恢复。
印度制造是莫迪政府自2014年以来就大力推进的基本国策，放松制造业投资引入中国资本不仅与印度政府诉求匹配，还有助于缓解印度就业压力，也不与印度国内既得利益集团冲突，印度政府的如意算盘可谓一举三得。
以汽车行业为例，可能获批的项目包括两家中国汽车制造公司，这方面欧美已经在印度深耕多年，在印度市场占主导，因此放松这部分投资不涉及给欧美企业腾出市场。通用汽车已经从印度市场退出，中国企业接手。中国企业入场还能够带动电动车生产，这是印度最需要的。不仅如此，放松汽车行业投资也不与莫迪政府背后财团（例如信实集团）利益冲突，因为信实集团没有真正的制造业业务。
虽然借助民族主义情绪肆意打压中国企业，印度政府其实早就按捺不住对中国制造业投资项目的渴望，中国手机制造商Vivo再度成为印度板球超级联赛冠名赞助商是一个信号，接下来印度政府就开始释放关于外资审批松动的消息。
《财经》记者拿到印度驻中国某领事馆一封发给中国企业的邮件，印度驻华领事外交机构负责面试中国投资企业。这封邮件日期是在媒体爆料之前，那时印度就开始重新联系去年毙掉的申请投资的中国企业，以补交材料为借口开始重新审批。
印度KC Infratech公司执行总裁卡蒂克（Karttik Chopra）多年来一直积极推进中印两国的经贸和投资往来。他对《财经》记者说，印度目前逐渐解除对中国投资限制的领域包括汽车制造、纺织等，其他领域也会逐次打开。“我们当然期望有更多的领域向投资者开放，现在到了中方采取行动（来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改善）的时候了。”
印度接下来还可能放开基础设施投资和相关采购投标项目，因为印度需要便宜的产品和服务，中国企业帮他们做工程物美价廉。据《财经》记者向知情人士了解，过去一年即使关系如此紧张，印度政府还是给为印度建造大型化工项目的中方人员发放签证。
卡蒂克建议称，印度市场一直欢迎制造业企业的投资，至少是在印度本土完成最后的组装或提供零部件以及售后服务等。所以那些制造重型工程机械、基建设备、钢铁、水泥以及电力设备等的中国企业尤其应该考虑在印度建厂。“多年来，我也建议在印度建立大型的中国工业园，就像日企或韩企等已经在印度建立的工业园一样。中印两国必须相互理解和尊重对方的需求以及工作文化，以双赢的方式携手并进。”
“税收恐怖主义”吓跑外资
放松中国投资项目是好迹象，给中资企业一个喘息机会，但印度政府在过去一年采取的恶劣反华经济政策严重打击中国企业对印度市场投资信心，这种信任流失也让中印经济关系难以回到2020年之前的甜蜜时光。
去年遭受印度政府最严重打压的就是中国互联网企业，这些企业如今已经开始对印度市场实施尽职调查，对今后投资比较审慎。在印度对其关上大门后，很多中国大型互联网企业旗下的风投公司已经将目光转向印尼，这个东南亚最大经济体的科技业投资在2020年上半年激增55%。
在大型企业重新思考印度市场的同时，一些中国中小企业却仍然以赌博的心态在印度投机赚快钱，即便经历了去年的动荡，他们也不准备离开。他们中一些人对潜在风险视而不见，只是想象来印度能够发财，一些人甚至准备扩张项目。
“大量中国企业不管中印关系咋样，只要不打起来，该去还得去，毕竟供应链转移这个趋势有点不可逆转。”印度大恒竺成（Linklegal）律师事务所顾问李钦对《财经》记者表示。
一位去年因疫情导致项目搁置离开印度的中国手机产业链制造企业员工对《财经》记者坦言，在印度投资“就是一场赌博”，用他的话说，在印度搞项目就是“吃饭喝粥，就靠这一把”。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刘宗义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中国企业赴印度投资需要保持理性并有气节，不能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印度如若真想让中国投资，应该是满足中方条件，而不是迁就它的条件。中方必须提条件，要求其包赔损失。中国企业应该通过法律途径提出赔偿，虽然印度法律制度让中国企业很难追偿，但追偿将迫使印度考虑自身的国际形象。
杨绪红也认为，很多中国中小企业没看透印度政府对待外企的本质。外企在印度赚钱很难，与中国改革开放让利外资不同，印度政府理念就是一毛不拔，让外企赚了钱也会被掏空，欧美日韩企业都很少在印度赚钱，连沃达丰这样的企业都被整得很惨。
“印度经营环境真可谓全球最差。印度政府就用这个大市场忽悠外国投资者，但对外企管控很严，随便找个问题就能卡死外企，例如针对外企查税，阻断现金流，影响企业业务。”一位在印度工作多年的投行界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
印度社会深受经济民族主义理念影响，在这种理念作祟下，虽然近年来印度营商环境有所改善，但仍然很封闭落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安德鲁·莱基（Andrew Leckey）多年在中印两国从事研究交流，他曾对《财经》记者表示，如果到访过中国和印度，你会发现中国经济市场比印度开放很多，从百货商场里的商品就看得出来，印度的百货商场就显得很民族主义。
政策不稳定性、对外资不友善法规和官员效率及索贿等问题，都让外企对印度市场望而却步。虽然莫迪政府尝试松绑外国直接投资政策，推动经济改革，但穆迪评级机构2020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印度从2017年以来，经济改革执行力道薄弱，缓慢的改革趋势和政策有限性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缓慢。此外，印度有各种复杂的税务法规，外资聘请的印度财会顾问和律师不时传出勾结印度税务官员，看准外资不懂本地税务法规而制造税务罚款向外资索贿的丑闻，更让外资企业出现重大损失及营运困扰，印度因此得名“税收恐怖主义”（tax terrorism）。
美国摩托车厂哈雷戴维森就不堪折磨，离开印度转向中国。2020年哈雷宣布全面撤离印度市场，不惜支付近1.69亿美元业务重组费用，也要关停在印业务。过去十年哈雷在印度的投资经历可谓一波三折，从来不顺。2009年，哈雷通过国外进口方式将产品销往印度，但由于印度为保护本土制造业，设置高额进口税，导致哈雷销量未达预期。2011年，哈雷决定在印度建厂，并通过从美国进口零部件，在印度完成组装，减少关税成本，从而获取利润，但销量仍旧无法提升。
导致哈雷惨淡销量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印度的税率，印度政府为了增收，对多项产业征收较高税率，就印度机动车而言，一辆车的售价有近三成收入都被印度政府收缴。此前哈雷为最大化降低生产成本，曾试图委托印度本土厂商进行生产，即便是这样一个高度依赖摩托车的国家，也没能推动摩托车生产技术进步，直到现在印度的工业化也不足以建设满足要求的摩托制造厂。这种情况下，哈雷不得不舍弃印度，加快转向中国市场。
与对任何外资都一样，莫迪政府在过去一年中对中国企业实施系统性割韭菜，最显著的就是以国家安全名义封禁中国手机App，为国内垄断财团攫取市场，莫迪依靠的垄断财团都因此得到实际利益，信实集团更是因为莫迪政府舍弃中国App拥抱美国公司的举动而在三个月内开挂了一样融资14次总计200多亿美元。但讽刺的是，对信实集团大把撒钱的美国互联网企业却要被印度征收均衡税——对外国网络广告平台征税6%，美国政府都不得不出马敲打印度。
不仅对知名中国App平台下手，印度政府去年底还对涉及现金贷的几百家中国公司一锅端。
“2017年印度第一次出台统合外资政策，中国所有投资基本上不需要审核（几个特殊行业除外），印度政府以为能够吸引大量进行产业转移的中国企业，比如家电、电子等，但令他们意外的是，除了这些企业，更多被吸引到印度的是中国的一些虚体产业，甚至是灰产和所谓的‘黑产’。”李钦介绍说。
诚然有些公司涉及灰色产业和暴力催收等不合法行为，但在疫情封锁期间，它们中的一些也为印度很多个人和中小企业解决燃眉之急。印度政府事后釜底抽薪，让这些欠债机构和个人不还款，声称这些中国现金贷企业不合法，很多企业连本金都被收割。
“印度政府这项行动给中国企业造成的损失应该是继App之后的第二大损失，印度政府就是借助这些现金贷企业可能涉及灰色领域运作资金，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其进行打击，中国企业有苦说不出。”上述投行界人士表示。
相比互联网领域，印度政府最想收割的还是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和供应链，疫情期间印度就不断挖中国墙脚，游说第三国制造业企业撤出中国在印度落脚。印度政府这种割韭菜心态无疑为中国制造业项目投资印度增加风险，因为制造业是重资产，投资周期长，对制造业所在地收益更多，带动税收就业，对自己风险较大。
“这几年印度制造取得长足发展”，李钦举例说，印度制造的军事装备密集产出，比如韩国授权生产的K9自行火炮，波音授权的飞机，法国授权的潜艇以及各种导弹，都是在印度制造的计划下，在印度本土生产完成的。
挥之不去的反华情绪和印度政府带来的潜在政治风险让中国企业必须重新审视对印度的经济投资行为，以避免重蹈覆辙。在上述投行界人士看来，中国企业今后来印度投资就是一场赌博，可以赚快钱，但就要看谁的动作更快，慢了可能就要被印度政府割韭菜。稳扎稳打长线投资在印度很不利，无法立即抽身而退。最适合的就是与印度发展贸易关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