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头部平台的相继爆雷,P2P行业最终走向了覆灭。债权理财背后的信用风险,需要雄厚的资本作为缓冲垫;在理财领域,草根创业、互联网的轻模式打法走不通。
与P2P一起走向覆灭的,还有高息现金贷。2019年下半年起,借大数据整顿之手,很多为现金贷提供“卖水”服务的数据服务商被查,断了“粮草”,此前屡禁不止的高利贷总算得到根本性缓解。
作为大众心中互联网金融的两大典型代表,P2P和高息现金贷的覆灭,给一个时代画上了句点。互金行业,走过动荡的青春期,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P2P覆灭
2013年,余额宝的出现带火了互联网理财,P2P理财从小众走向大众,开始了普惠化之路,与第三方支付一起,成为当时互联网金融最典型的业态。
问题是,P2P的普惠化有个内在的悖论,即资产端的普惠化,对应高风险的借款人;资金端的普惠化,对应的则是追求无风险收益的普罗大众。根据理财产品分级原则,以高风险借款为底层资产的理财产品,是不应无门槛地向大众敞开的,若强行普惠化,自然会引发风险承担与损失担保的问题,偏离信息中介的定位。
2013年之后,P2P平台偏离初心,本息保障成为主流,由平台承担实质性的信用风险。作为创业机构,P2P平台强调轻资产运营,根本没有本息保障的实力,于是,大量逾期出现后,摆在很多P2P平台面前的只剩下两条路:要么关停歇业,要么“拆东墙补西墙”。
借着互联网金融的风口,大批的理财投资者涌向P2P,大量新资金涌入,对平台而言,以资金池的方式“拆东墙补西墙”具有很强的诱惑力,很多平台也走上这条路。
一旦开始“拆东墙补西墙”,P2P平台的运营重心就从控制借款人风险变为获得更多投资者资金。为吸引资金,这类P2P平台祭出高息法宝,超高的收益率,把那些真正想走“信息中介”模式的平台挤了出去。
但“拆东墙补西墙”,总是会出问题。2015年上半年,泛亚事件开始发酵,下半年,e租宝事件震惊全国。也是在2015年,互联网金融开始有序纳入监管。这个时候将P2P纳入监管,初衷是推动P2P行业走上规范发展之路,事后看,更多的是加速了P2P行业的崩溃。“拆东墙补西墙”的业务模式,规范和透明必然带来“见光死”。
2016年开始,互联网金融的整治大幕开启。P2P行业作为整顿重点,方向是从信用中介转向信息中介,但事后看,整改时间表一拖再拖,终究无法按期完成。
从信用中介转向信息中介,本质上是经营模式的银行化,而银行是最复杂的金融机构、接受最严格的监管,其经营复杂度和监管复杂度都不是P2P这类创业平台能够承载的。因此,把P2P变成银行是不可能的,备案也是不可能备案的。
2018年中,P2P出现第一波爆雷潮,污名化愈发严重。活下来的P2P平台,仍然寄希望于监管备案,终究一场空。2019年7月,陆金所宣布停止网贷业务,被解读为备案终止的信号,而其他一些龙头平台,如拍拍贷等,也都加快资金的B端化,不再对接普通投资者资金,全面转型为助贷平台。
那些资产端不够扎实的P2P平台,机构资金瞧不上,连转型助贷平台的资格都没有,只剩下退出清盘一条路。
这些年,P2P行业风风雨雨,从辉煌走向覆灭,只不过再次向我们证明,要尊重基本的商业逻辑,要敬畏风险,要尊重金融业的本质。
别了,高息贷款
2016年,P2P正式开启整顿备案之路;也是在2016年,现金贷作为风口悄然崛起。与P2P平台经营多年依旧亏损不同,现金贷平台摆脱了“先亏损后盈利”的典型互联网困境,几乎从未经历过亏损期。
开业即赚钱的模式,很快吸引了大批拥趸,创业者、传统企业、主流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转型中的P2P等纷纷抓住了这个风口。
开业即赚钱的精髓,在于“定价覆盖风险”。只要贷款利率放开,借款群体风险高、平台自身风控能力差,这些典型的经营难题都不再是难题,把利率往上加就行了。36%不行,就50%;50%还不行,就100%;甚至一些追求暴利的平台,还推出过年化1000%以上的贷款产品。
问题是,高息贷款把成本转嫁给借款人,借款人背上沉重的还息枷锁,逾期率必然上升。于是,暴力催收也就成了标配,还不上,就等着被催收吧。从商业经营的层面看,高利贷+暴力催收形成了一个“完美”闭环,足以确保贷款资金安全,确保现金贷成为一个暴利的商业模式。
暴利,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和投机者。这个行业,很快也就走上了岔路,一度成为扰乱社会稳定的罪魁祸首,人人喊打。2017年底,现金贷新规出台,基本给高息贷款判了死刑。
以2017年底为分水岭,一些大型机构、持牌机构相继走上转型之路,利用之前现金贷赚来的钱夯实风控实力;也有一些机构,仍然沉迷现金贷的暴利游戏,通过更换马甲的方式逃避监管;也有一些机构,选择落袋为安,不再碰现金贷业务,重新做起了主业。
现金贷平台的转型,催生了助贷与开放平台。
低息贷款对经营能力要求更高,单打独斗很难破局,各凭所长、优势互补,才能实现经营效率的最大化。
于是,开放平台成为主流的模式,那些拥有“资金、流量、数据、牌照”等核心资源的机构,都能在开放平台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了成功转型。
消费金融也步入2.0阶段,助贷、联合贷款、开放平台等成为这个阶段的关键词。那些沉迷于高息现金贷的机构,则在2019年下半年迎来了监管铁拳。通过对大数据服务商的侦查,那些潜伏在半地下和地下的高利贷组织失去了风控支持和流量支持,没了“生存土壤”,失去了大规模作恶的能力。
相比P2P行业的覆灭,很多凭借高息贷款崛起的平台最后成功转型,甚至获得消费金融牌照,变成主流金融机构中的一员。
P2P的覆灭,源于商业模式层面的悖论;而现金贷平台的转型,之所以能够突破“低利率定价”与普惠借款人“高风险高成本”的矛盾,靠的则是金融科技的力量。
相比传统经营模式,智能营销、智能审批、智能客服、智能催收等模式创新显著降低了贷款机构经营成本,而且科技实力越高、综合运营成本越低,为金融机构发力金融科技提供了充分的正激励,最终在行业中涌现出一批金融科技实力雄厚的机构。这些机构反过来推动科技输出和赋能,成功将互联网金融带入金融科技的新阶段。
科技接棒互联网,B端接棒C端
2015年7月,央行等十部委出台《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将互联网金融界定为“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
事后看,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推动了金融普惠化,改善了用户体验,唯独对风控提升无能为力。风控能力上不去,客群的扩大、规模的提升带来的效果就如同“小马拉大车”,不可持续,容易出事。无论是P2P的爆雷,还是早期现金贷的高利贷化,都与此脱不了关系。
风控能力的提升,需依赖金融科技。在科技赋能下,风控能力与业务规模同步提升,金融创新发展才变得可持续。所以,2016年之后,行业发展的主旋律从互联网转向金融科技,这并非是改名游戏,而是核心驱动力的改变。
正是意识到科技成为行业发展主要驱动力,自2017年起,互联网平台与传统金融机构的合作愈发密切,金融科技成为连接二者的纽带,金融科技部门也一跃从成本中心变成了营收中心。
大的互联网巨头,纷纷设立金融科技事业部;大中型银行,也纷纷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科技输出,成了行业潮流。
2019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提出要“进一步增强金融业科技应用能力,实现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协调发展”。在官方语境层面,金融科技正式取代互联网金融的地位,互联网金融已翻篇,科技开始引领未来。
相比互联网的应用仍局限于C端,金融科技还能有效赋能B端,开启了供应链金融、小微金融的新风口。
举例来说,物联网技术的应用,让供应链本身可衡量、可分析,全面增厚传统供应链的“物流、商流、信息流”等数据价值,为供应链金融创新打开空间。物联网从信息层面促使了“物”的觉醒,而区块链则从信任层面缓解了“确权”难题。
当供应链引入区块链,类似于在一个真实交易环境中叠加一个基于区块链的虚拟系统,两个系统同步反映交易历史。基于区块链的虚拟系统无法随意删改,与现实场景中的真实交易平行推进,大大缓解了多方参与带来的“陌生人”信任问题,使得供应链金融不仅可以摆脱对核心企业确权的依赖,还能“穿透”多层交易结构,将信用赋予远端供应商和经销商。
此外,将区块链引入供应链,还能显著降低金融机构操作成本,继而为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创造空间。区块链属于分布式数据库系统,天然具有跨组织协调功能,而区块链自身的时间戳、加密等机制,又容易让各方就链上信息的真实性达成共识。
所以,区块链天然可以促进跨组织节点之间的信任关系,与供应链金融具有内在适配性。
当区块链与物联网结合时,既增厚了数据维度,又解决了数据真实性问题,还能为人工智能的应用提供土壤,将供应链金融创新推向新的阶段。
新阶段、新起点
作为从业者,回顾过去五年行业的发展,常有恍惚之感:变化来得太快、转折也来得太快。但梳理行业脉络不难发现,发展始终是连续的,现在脱胎于过去,没有早几年的互联网金融,也就没有这两年的金融科技。
当前,金融科技火热依旧,互联网金融已少有人提起。二者的确存在很多不同,但一脉相承的内核没有变,这个内核,就是金融创新与行业竞争。正是创新与竞争的相辅相成,推动着金融业不断持续向前!
(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编辑:袁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