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务院提出要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作为金融系统主力的商业银行，如何在净息差收窄背景下有效落实合理让利成为了社会各方关注的焦点。本文认为有效落实合理让利，仅靠外部监管政策的助力还不够，还需要商业银行加快数字化转型，为合理让利赢得空间。
数字化双重作用：合理让利和探寻增长
近日，在2020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上，央行相关人士表示，1.5万亿元合理让利主要通过引导利率下行、直达货币政策工具和延期还本付息、减免收费等三种途径完成。
前期，中国银行业协会联合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开展的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调研显示，681家中小微企业表示当前最急需的金融扶持政策是提供优惠利率和增加授信支持。疫情发生以来，商业银行已通过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减少收费等多种举措让利实体经济，正是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本的表现。
后续，商业银行应提高站位，继续发挥好头雁示范引导作用，这既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商业银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驱动，而数字化转型则为商业银行合理让利提供了有力抓手。
商业银行在让利实体经济时，需要重点关注如何确保合理让利的可持续性。在净息差收窄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利用金融科技手段，一方面可以降低运营成本和信用成本，进而为其合理让利提供空间；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商业银行探寻第二增长曲线，为其合理让利提供持续动力。这也是近几年商业银行不断加大金融科技投入，纷纷向数字化银行转型的动力所在。
陀螺评价体系：智能化指标不断提升
从商业银行稳健发展能力陀螺评价体系的体系智能化指标可以看出，近年来，银行业在战略上高度聚焦数字化转型，不断推动业务向智能化、敏捷化迭代演进，在服务实体经济及助力小微企业融资等方面获得了显著成效。
商业银行稳健发展能力陀螺（GYROSCOPE）评价体系是由中国银行业协会牵头组织、商业银行共同参与的，旨在测评商业银行稳健发展能力的一套评价体系。该指标体系共包括公司治理能力（G）、收益可持续能力（Y）、风险管控能力（R）、运营管理能力（O）、服务能力（S）、竞争能力（C）、体系智能化能力（O）、员工知会能力（P）和股本补充能力（E）等九大维度。
下面，我们将从几个指标中来观察我国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及成效。
首先，行业离柜率稳步提升，且个体间差异在逐步缩小。
2014年到2017年，全国性商业银行平均离柜率从82.36％上升到95.59％，年复合增长率达5.08％；2014年到2018年，城商行和实力相对较强的农商行平均离柜率分别从56.27％和55.25％增长至75.36％和84.66％，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7.57％和11.25％。此外，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不完全统计，2019年全行业平均离柜率为89.77％，较2018年的88.67％有所提升；离柜交易达3236.43亿笔，同比增长16.34％。
从标准差角度来看，以上三类银行标准差分别从13.24％、19.46％和18.64％收窄至3.12％、18.61％和8.73％，表明在同频普涨的同时，个体间差异正在逐步缩小。
整体而言，银行业通过网点智能化改造丰富电子银行功能、深挖用户动态行为特征数据等手段，优化了客户产品体验，提升了服务效率和满意度，降低了网点运营成本。
其次，对公业务电子化渗透率快速增长，但不同类型银行间存在差异。
2015年到2018年，全国性商业银行、城商行和农商行的对公电子化平均渗透率分别从78.98％、41.53％和48.54％攀升至84.93％、60.2％和55.72％，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45％、13.17％和7.34％。这一阶段，银行业主要通过发展线上供应链金融、银企直联、企业网银等手段，向内挖掘提升各类金融服务便捷性，创新金融服务方式，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各电子渠道进行优化升级，链接企业经营场景各环节，有效掌握动态风险状况，降低信息不对称等信用成本，全面提升对小微企业金融供给质效。
第三，金融科技得到青睐，科技投入占营收比例日渐增多。
随着金融科技备受银行业青睐并上升为数字化转型战略的重要手段，多数银行陆续在2017年报中披露了资金投入使用情况。2017年至2018年，全国性商业银行、2000亿元以上及2000亿元以下城商行、城区和县域农商行金融科技投入占营收的平均比例分别从1.92％、2.19％、3.17％、1.69％和2.14％增长至2.46％、2.58％、3.56％、2.46％和2.18％，除县域农商行外，年均增速均达到两位数。
另一方面，从2019年18家上市银行年报披露的数据来看，金融科技投入占营收的平均比例为2.34％，相较2018年提升了0.06个百分点。
从标准差角度来看，五类银行的标准差均出现了小幅增加，马太效应有所增强。对于数字化实力相对较弱的中小银行来说，采用投入高且未来变现能力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自建方式难度较大，因此更多倾向于选择与第三方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共建或者以组建联盟的方式，通过合作开放底层服务和数据达到获客活客的效果。
随着金融科技投入的加大，商业银行线上服务能力日渐增强。据《2019年中国银行业服务报告》对部分银行的统计显示，从2017年至2019年，其网上银行企业客户数从0.29亿上升至0.42亿；手机银行企业用户数则从500万飙升至900万，涨幅达到80％。
在疫情期间，银行业加快金融科技创新探索步伐，特别是在监管部门指导下，通过OCR、视频双录、RPA自动报备等应用成熟的技术，对零接触的对公远程开户进行了全面尝试运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此外，结合陀螺评价体系中其他板块数据，我们还观察到体系智能化能力排名前十的银行中，有接近50％的银行在服务能力板块排名中也跻身前十，一定程度上可推断出体系智能化能力对提升服务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具有积极作用。商业银行体系智能化能力的快速提升，可有效破除服务小微企业过程中存在的流程繁琐、风险管理难度大等痛点难点，进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这也为后续商业银行进一步合理让利提供了抓手。
合理让利：金融科技四项助力
利用金融科技缓解信用风险高问题，降低信用成本。
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之所以高，主要是因为信用风险溢价高。针对这一问题，一是可以采用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信息识别与交叉核验、自动化审批和统一授信视图，做到“千人千面”的智能风险定价，提升信审的科学性、精准性、前瞻性。
二是可以采用联邦学习等技术接入外部多维的结构化、非结构化海量数据，对风险模型进行大量数据样本训练，实现风险定价的精细化和风险预警的前瞻性。
三是可以利用API、SDK等开放银行技术，与其他金融机构和第三方平台协调合作，有效降低单家机构风险识别和监测的盲点以及误区。此外，还应积极促进供应链金融智能化。利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海量的资金流、信息流、物流等数据，开发不同的融资模型与算法实现精准放贷。
利用金融科技提升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当前，商业银行服务中小微企业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利用金融科技，通过大数据等手段缓解信息不对称；另一种是利用人海战术，基于传统村社关系网络来缓解信息不对称。
两种模式在服务中小微企业时都取得了较好成效，但由于人海战术需要持续的人力投入，运营成本普遍较高，如在陀螺评价体系2000亿元以下城商行的榜单中，服务能力板块排名前十的银行中，有一半的银行成本收入比高于同类型银行的平均值。因此，商业银行合理让利的另一个突破点是利用金融科技手段降低运营成本。
一是利用人工智能手段实现“千里眼，顺风耳”。通过引入智能营销技术，一方面可减少商业银行线下地推模式耗费的大量人力资源，降低运营成本；另一方面可有效对客户群体进行标签化识别分类，提升运营效率。
二是可以依托5G技术，利用物联网实现对动产存货等抵质押物实时识别定位、动态监控、自动盘点，有效降低银行贷后管理成本，也可以降低重复抵押、押品不足值等风险。
三是可依托大数据及开放银行模式，实现批量获客、批量服务，自动审批等，通过一站式服务降低服务小微企业的运营成本。
利用金融科技创新服务模式，完善产品体系。
当前，受限于研究能力不足，商业银行服务民营和中小微企业的金融产品、服务体系仍不健全，有针对性的创新金融产品仍较少，如针对中小微企业缺失抵质押物而发放的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占比较低、首贷产品较为缺乏等。
因此，在落实此次合理让利政策时，商业银行应立足客户实际需求，将小微企业核心经营数据信用化，同时运用大数据技术，减少对合格抵质押品的依赖，提升信用贷款比例；同时，利用金融科技手段积极创新抵质押模式，进一步扩充抵质押品范围，围绕知识产权、人力资本等要素创新产品模式；此外，针对从未在金融机构获得贷款融资的市场经营主体，积极对接工商、社保等外部数据，为首贷户提供精准支持。
利用金融科技探索未来增长路径，开启第二曲线。
自英国著名管理大师查尔斯·汉迪提出第二曲线理论以来，各行各业都在努力寻找自己的第二增长曲线。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在原来的“第一曲线”状态下，其主要功能在于融通资金、金融资源配置，也就是存贷款服务。今后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商业银行原有的一些大企业客户将会更倾向于发债、IPO等直接融资模式，而信贷融资需求减弱，商业银行原有的依靠净利息收入盈利的传统增长模式面临挑战。因此，在原有大企业客户流失之前，商业银行亟须找到新的角色定位，开启“第二曲线”。
从现有实践可以看出，金融科技为商业银行开启第二曲线提供了利器。未来，商业银行可利用金融科技手段解决如何寻找未来潜在客户、探索新的增长路径等系列问题，助力银行尽快开启第二曲线。
未来展望：科技投入仍有待提升
近几年，虽然国内金融机构日渐重视数字化转型，纷纷加大了金融科技的投入，但与国外金融机构相比，中国商业银行现有金融科技投入水平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如，在信息科技投入方面，2019年，美国四大行中摩根大通的科技预算为114亿美元，位居美国银行业首位，美国银行、富国银行和花旗集团的科技预算则分别为100亿美元、90亿美元和80亿美元；国内金融机构中，2019年，国有六家大型商业银行在信息科技方面投入金额仅为716.76亿元，与美国金融机构存在较大差距。
在科技人才队伍方面，国内多数商业银行科技人员占比不足5％，科技人才总量少、占比低；而据麦肯锡（2018年）调研显示，摩根大通技术人员占总员工的比例约为20％，高盛技术人员占比则达到25％。此外，建行《2018年金融科技研究与评估》显示，国外大行在金融科技专利研发上具有累加优势，而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在以专利数量为核心指标的金融科技投入能力上要落后于欧美银行，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Bank 4.0》作者布莱特·金在书中说道：“银行业正处在一个‘技术主导一切，并且无处不在’的世界中，不被淘汰的唯一办法就是为那些数字化的消费者打造新的体验模式，重复网点的模式终将失败。”随着5G、AI、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及融合变革，人类正加速进入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商业银行只有紧抓数字化契机、顺应科技发展潮流，才能继续在这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中开新局、育新机。
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银行业继续深化数字化转型，为有效落实合理让利、助力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贡献更多金融力量。
（作者供职于中国银行业协会研究部；编辑：袁满）
（本文为作者的学术思考，不代表所在单位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