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学其实是一个不小的文学门类，涵盖范围可以说很宽泛，文学史上诸多作品都可归入其中。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等四部历史剧，用戏剧创作技法勾画衔接英国历史上一段风云激荡的时期，自然可以归入经典历史文学；狄更斯的《双城记》更是从另一个视角写出法国大革命的复杂多面，也可以算作历史小说；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奥兰多》也被很多研究者视为历史文学精品。陈忠实的《白鹿原》和余华的《活着》又何尝不是历史小说。

但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是一种“拟现实”文学，要用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事件与人物为主要材料，将其放置于历史大环境下，叙说一段较具原创性的故事。不同于纯文学，作家只需要枯坐于书斋，神游于自己的想象世界，完全凭空构建意象，历史小说从某些角度来说，更加不好写，它难在既要考证爬梳历史事实，需要在相当高的程度上言之有据，又要补史籍之阙漏，进行适当的虚构来强化作品的文学性。虚构文学是在书斋中创作出来的，而历史小说则需要走出档案馆再走进书斋；或者说，虚构文学是建构意象，渲染情节，历史小说则须解构历史、建构意象。

17岁高中女生何佳舒的第一部小说《海棠落日》便是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作品。这部小说的主要场景设定在后海北沿46号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院落，讲述它的五个主人的故事。后海北沿46号曾是宋庆龄故居，在清代更曾是词人纳兰性德、权相和珅、书法家永瑆、光绪皇帝生父奕譞及末代摄政王载沣的府邸。作者小学时曾在那里志愿担任讲解员，并由此萌生通过一座院落写它五个主人以及清朝历史的最初想法。

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先生读过《海棠落日》后认为：“小作者以历史的和人性的态度来理解、展示笔下的人物，这是使文学超越时空而具有永恒感染力的基础。”此论毫无夸大，《海棠落日》用五个人物在新旧秩序解纽交替之际的境遇，勾勒成清朝国运兴衰起伏的缩影。

中国历史记载了太多帝王将相、政治斗争，往往多见大格局上的宏大叙事，而缺少大背景下历史人物及其个人生活境遇的细致纹理，尽管近年来的史学著作对此趋势多有修正，但我们仍然很难真正以同情之理解，以共情的目光审视那些在史书上留下名字的古人。《海棠落日》正是一位少年作家避开这些陈弊，力图开新的探索之作。

评判一部历史小说的成就，要更为复杂，至少需要从考据、创作、时代视角等角度来把握。中国史研究的基本功和核心要求之一，便是使用一手材料，《海棠落日》牵扯到的史料涵盖了清史、民国史、文学史、生活史等多个领域，对于一名课业紧张的高中学生来说，完成这些考证工作，需要相当的耐心和勇气，始终紧咬不放。最终的结果是，书中名物、职官、礼俗、人物事迹，条条有据可考，陈建功先生对此评价认为：“举凡涉及文化的诸多方面，如官制、礼俗、建筑、服饰、书画、文学等等，都展示了作者对‘无所不窥’之问学境界的追求和积累，显示了作为一个历史小说家良好的开端。”

小说的境界要求建构真实而又具超越性的文学意象，犹如赋予故事以生命。帕慕克在其著名的文论作品《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中，借用席勒的美学概念，将小说家划分成两种，一种作家的作品源于独特才情，以其不同寻常的灵感创作故事，所以称之为天真的作家；另一种作家则不完全凭借灵感，还要借力其复杂缜密思考过程，所以称为感伤的小说家。从这个角度来说，《海棠落日》融汇了两种作家作品的特征，在叙史上做足了功课，在叙事上则适度而较为克制地发挥出灵感。这种自我克制意识和突破限界冲动之间的张力，蓄积于作家内心，但终究在倾泻于纸面时，探索到了最佳平衡点。

（作者为《财经》文化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