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踏着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脚步，全面进入人类社会的叙事。如今疫情在全球肆虐，造成百万人感染、上万人死亡，成为全球公共卫生及社会经济灾难。

何大一是亚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Aaron Diamond Aids Research Center）的创始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教授，早在冠状病毒从新世纪初开始出现，他和研究团队就投入求索与抗衡的研发之中。2020年新冠肺炎暴发并全球蔓延，何大一希望找到应对冠状病毒的科学解决方案。此前，何大一因对研究抗击艾滋病作出的重大贡献而举世闻名。

4月一个周末，暂离哥伦比亚大学回家休息的何大一，接受了《财经》记者独家电话专访。

全球疫情尚在早期阶段

《财经》：2020年开始，新冠病毒席卷而来，很多人都惊叹这种人类前所未见的病毒带来的冲击也是史上所未见，你有同感吗？

何大一：确实是。一切发生得太快了。一个月前纽约州宣布第一例确诊病例，现在纽约市的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武汉市。我从未见过（疫情）发展如此之快。艾滋病这种全球性的传染病规模巨大，（自1981年发现首例艾滋病以来）全世界已有2000万人死于艾滋病，但这是一个缓慢积累的过程。它是一种慢性病，不像新冠病毒来势迅猛。

《财经》：最近全球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首次超过10万例，累计确诊病例数已超过120万例。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国受到第一波冲击后，韩国、意大利和美国迎来另一波冲击，现在疫情在全球蔓延处于什么状态？

何大一：中国之后，疫情已经带来了好几波冲击。伊朗和韩国大约在同一时间疫情暴发，然后是意大利，其他西欧国家紧随其后，没过多久就轮到了美国。

美国国土如此辽阔，疫情不会多地同步发生——最先疫情在西海岸暴发，然后进军东海岸，现在纽约成为重灾区。美国另一些城市，包括底特律、新奥尔良、芝加哥等则正在迈向更大的危机，而也有很多地区尚未发生疫情的严重暴发。所以疫情波动的状态是：快速交替，持续行进。

现在最让人担心就是疫情蔓延到那些资源贫乏的地区——非洲、南美洲的一些国家、印度——尽管最近印度有了全国范围的应对，这很好，但考虑到其资源匮乏的程度和人口的密度，新冠肺炎疫情在这些国家会带来怎样的灾难，让人忧虑。

《财经》：我在美国感同身受，似乎就是会不断出现新的疫情热点，死亡人数从一个高点迈向另一个高点，感觉灾难没有尽头⋯⋯

何大一：就整体而言我想说的是，在全球范围内，现在疫情仍处于早期阶段，很多国家甚至还未开始经历新冠病毒的社区扩散和指数增长。令人不安的是那些国家会陆续触发警报。

虽然中国、韩国等一些国家疫情已开始得到控制，但新冠病毒在全球各地此起彼伏，很难完全实现正常化。这是我们所陷入的境地。

全球应同步仿效“武汉式隔离”

《财经》：在中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之际，围绕着新冠病毒仍有很多的未知。有人担心，中国是否会面临第二波疫情或者第一波疫情回潮反弹？

何大一：几周前，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包括武汉和整个湖北都只有零星的社区病例。这一成就值得称道。

问题是，中国经济如此依赖全球贸易和全球互动，当中国的周边邻国都还在生病、身陷疫情时，中国如何复工？经济如何回归正常？更何况中国境内确诊案例仍未禁绝，如果过于放松，中国绝大多数人仍容易染上新冠肺炎，因为只有小部分曾经感染的人可能已经产生了免疫力。因此，在与中国互动的世界大部分地区疫情得以控制之前，中国似乎无法放松。

《财经》：医学专家们认为，当前中国仍然面临着两个潜在的威胁，一个是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播，另外一个是境外输入病例产生的关联病例。

何大一：对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播，如果中国能继续采取严厉措施，那些残存的无症状感染者的数量将会逐渐减少。但问题是，还要等多长时间？中国人已然熬过了两个月非常严苛的时光，人们渴望恢复常态。每个人都想重返正常的经济之中。

但要彻底让无症状感染者消失，中国必须再继续坚持一个月，至少一个月。为了这一小部分无症状感染者，如此大动干戈非常困难。中国经济非常依赖全球互动，总会有人入境，也会有人逃脱筛查，非常棘手。

想当初，如果这个地球上的人更有智慧也更有紧迫感，就会在武汉封城时，把整个世界也都封上，这样的话，现在这个大流行病可能就接近灭绝了。当然，没人能够预测未来。

现在，眼看着疫情从第二波到第三波、第四波，送走一波又迎来一波。我认为，不仅美国应该好好地隔离一个月或六个星期的时间，整个世界都要隔离封锁起来，这样疫情不同步的现象就不再存在。

如果借鉴中国的抗疫模式，武汉“封城”，随后湖北也实行严厉的封锁和隔离措施，再扩大到全国。在六至八周后中国新冠肺炎确诊数字有效降低，压平了疫情的增长曲线，中国的确诊病例与欧美相比，数量很少。武汉、湖北直至整个中国的其他地区，疫情都得到了控制。

如果现在全球铺开这样的措施，实行严厉的“武汉式隔离”，就会压平美国纽约、加州和西欧的疫情增长曲线；那些疫情尚未开始暴发的国家和地区，其疫情增长曲线也将保持水平状态，就像中国江苏或山东等省份一样。

《财经》：因此不是哪个国家要借鉴中国抗疫的“武汉式隔离”模式，而是全球应当共同采取类似的行动？

何大一：“我们”现在要共同忍受、渡过难关，提早结束黑暗的日子。“我们”不仅指美国，同时指全世界。任疫情一波一波地蔓延，然后启动实施“禁足令”（shelter-in-place）、保持社交距离，这样毫无意义。尚未被疫情严重打击的地区也一定不能让疫情增长曲线上升。如果患病者的数量不大，疫情增长曲线变平就更快捷容易。虽然是事后诸葛亮，但现在有所作为还为时不晚。

我们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一个州接着一个州，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我们坐等疫情一波波地发生，只能不断拖长疫情的时间线。假设现在全球同步行动，那么疫情会更早被控制住，它能挽救更多生命，也有助于我们恢复正常经济生活。

科学是全球共同的“救世主”

《财经》：两个月前，至少在美国，很多人仍然对保持社交距离无法理解，也没有真正去实施。他们认为，“武汉式隔离”导致的大规模“封城”牵涉经济社会等各方面。

何大一：两个月前，人们大约要借助“神力”才能预测未来。但现在我们一遍遍地看到疫情蔓延的同一剧情在世界各地反复上演。因此，全球应该如何应对是显而易见的。但对我来说，问题在于，过去美国似乎一直是全球的领导者，而现在这已不复存在了。我们的总统甚至不能领导他所在的国家。因此，必须由其他人填补这个空白，或者由一群世界级领导人一起扮演这个角色。但这一点现在也没有体现，每个国家都忙于应对自己境内的疫情，担心自己的经济。若从全球角度来看，很明显世界应该共同努力，但这个声音是缺失的。

《财经》：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下的世界，没有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也没有真正见效的“美国模式”，但似乎也有人不愿仿效抗疫的“中国模式”。

何大一：美国总统的麦克声最大。他现在呼吁本国公民戴口罩，又说他本人决定不戴口罩，他传递的信息是混乱的。在疫情已然在美国全面暴发之际，他告诉美国人民这个病毒会奇迹般地消失，这显然没有可信度。但是他的麦克声最大，还有他的追随者。因此，整个美国采用了各种实际上行不通的策略。

在危机时刻，人们需要条理清晰，需要领导力，需要有专业人士做指示。这不是美国，也不是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的现实情形。比如巴西和其他一些国家目前仍然不认真对待，所有人都会为之所累。几个月后，巴西重蹈美国覆辙，那时随着北半球天气更为有利，情况因之好转，在南半球的巴西疫情则会变得更糟。

新冠病毒也有可能像季节性流感一样，在南北半球之间流窜。那么我们就要面对这样的现实：冠状病毒永不消失、一直与我们共存。明年秋天，北半球再面临另一次病毒的威胁⋯⋯因此，全球同步行动至关重要。

《财经》：全球疫情发展到现在这一步，我们还有机会有效防控吗？

何大一：两个月前会更好，一个月前也还好，起码现在全球同步行动要比再迟一个月或两个月后要好。但全球领导者的声音缺位。作为公民，我们必须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共同找到一种方式共渡难关，提早走出疫情。

《财经》：若如你所说，病毒来来回回在南北半球流窜，那它会不会比1918年的大流感还糟？

何大一：那就真是太糟糕了。1918年的大流感最终造成了四五千万甚至更多的人死亡，更多的人被感染。

现在的希望在于，医学技术已如此先进，让我们能有办法使一些重病患者延续生命，维持下去，这样死亡率并不高。最为重要的是，科学团体和科研机构都在致力于找到解决方案。几乎每个生物制药技术公司、每个医学学术中心都在努力开发解决方案。我们能做的就是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减缓病毒的传播，以时间换空间，最终找到科学的解决方案，兑现人类这一史诗级的荣誉。

我们需要在疫情的攻击中找到至少18个月到24个月的喘息时间。鉴于科学界对解决方案的执着追求，我想他们会有所发现，有所应用。但不要寄希望于接下来的一年左右时间会有特效疗法。他们会找到一些能提供帮助的东西，但特效解决方案要等上更长的时间。

《财经》：在找到可以杀死新冠病毒的药物或者可以预防新冠病毒的疫苗前，目前我们可以依靠的就是全面检测？

何大一：检测非常有帮助。我一直说，没有全面检测就是盲目操作，看不清其传播的真实路径就无法应对疫情的蔓延。美国过去一段时间检测能力严重不足，现在仍需大幅提升检测能力。除了用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检测方法来查找病毒，还需要新冠肺炎抗体的检测技术来了解哪些人被感染、哪些人康复了。所有这些有助于更具体地分析梳理各国在疫情中的不同走势。通过全面的检测能力可以掌握疫情的全景从而制定策略、实施隔离和接触者追踪，这些都至关重要。

《财经》：我们刚才谈到不同的国家为延缓新冠病毒高峰到来，采用了不同的抗疫方法和策略，比如引发质疑的英国“群体免疫法”与更普遍的“保持社交距离法”。你怎么评价不同国家不同的疫情防控策略？

何大一：我认为我们应该采用所有的策略和方法，但是如果靠“群体免疫法”的策略，那就意味着在特定的人口中已有足够多的人被感染。实际上我们要努力避免的正是出现大范围的确诊案例。如果在10个人中只有1个人有免疫力，而你是另外那些没有免疫力的一员，你就不会受到保护；但当10个人中9个人有免疫力，你就受到那9个人的保护。就是这个办法的概率是约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口会被感染，它意味着在接下来的一两年内，会有很多人染病、病例数量攀升，急诊室告急、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告急，医疗资源不堪重负。哪怕人口中只有15％的住院比例、只用约5％的ICU病床需求，那也太多了。

所谓“群体免疫”，可以花20年的时间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发展群体免疫力，其余的人要么被感染，要么靠疫苗救治。但想要在一两年内培养出足够的群体免疫力是不可能的。死亡率会居高不下。疫情如此急迫，不会给你那么长时间去培养群体免疫力。

但我认为我们对英国推出的这个策略可能有些误解，也许他们是发出的信号，号召大家努力降低峰值或延缓峰值，以使更多人对这种疾病有免疫力。

《财经》：无症状感染的比率在各国各不相同，有数据说，美国是25％，冰岛是50％；同时；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在不同国家也大相径庭。既然各国面对的是同一病毒，病毒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异，为什么无症状感染的比率和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差异如此之大？

何大一：非常好的问题。目前已经有一些解释，但还不够全面。毫无疑问，在各国蔓延的基本上是同一种病毒，有很少的变异造成的差异，但不足以解释新冠病毒任何性质的变化。无症状感染的比率和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反映了每个国家如何应对和管理疫情。

韩国的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很低，因为韩国开展了大规模检测，收集了许多无症状或者症状轻微的病例。很多检测是在年轻人中间进行的，死亡率肯定要低。

再看意大利，他们的新冠病毒检测主要是在医院进行。检测也主要集中针对那些疾病缠身的患者和重病患者。这样意大利就有非常低的无症状感染的比率，非常高的新冠肺炎死亡率。

美国也是一样。在纽约，如果有人出现咳嗽和发烧的症状，怀疑自己得了新冠肺炎，但却不能去检测；或者有人接触了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怀疑自己也被感染了，没有什么症状，但也不能去做检测。这样纽约的无症状感染的比率非常低。同样，纽约倾向于对住院病人进行检测。这样的话，当地的新冠肺炎死亡率现在虽然不高，但会逐渐上升。所以，它不是对病毒本身的反映，而是对每个国家对检测的态度和方法的反映。

《财经》：这是唯一的解释吗？

何大一：它解释了其中的一些因素，但是也有一些其他因素，我们至今还无法理解。

比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新冠肺炎死亡率都非常高。是因为这两个国家人的基因有我们不太了解的地方吗？现在我们还不知道答案。这些都是科学家们会考虑的方面，是他们可能会去寻找的线索，或者已经在寻找线索了。

因此，我们并未忽视这样的事实，即可能存在一个重要的基因组成部分，它解释了种群差异对生死几率的影响。比如年龄段在20岁到40岁之间的人群中，为什么98％的人在此次疫情中不受影响，其余2％的人却病得一塌糊涂？这里面可能有遗传因素。你我都看过一些报道， 甚至非常年轻的人也有死于新冠肺炎的。但答案还没有出现，估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基因在疫情中起的作用会被重视，也许我们会找到答案。

《财经》：中国武汉最初出现新冠肺炎疑似病例时，你就有所关注。现在疫情和对疫情的研究，与几个月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有哪些至关重要的问题现在还是不知道答案？

何大一：还有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尽管自2003年非典疫情暴发以来，我们就已经非常详细地研究了冠状病毒，但直到现在，冠状病毒的许多基因我们还是没能完全了解，这次疫情会让这方面的工作得到加强。我们仍然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冠状病毒攻击下，有些感染者没什么事，有些人却病得很严重？对肺部的损害有多少是由病毒导致的？有多少是由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导致的？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如果病毒具有破坏性，那么我们应对病毒进行更猛烈的攻击；如果是免疫系统的内部炎症反应导致了肺部长期的损伤，那可以采取不同应对方法。我们需要理解这些基本的科学问题，才能制定出最好的对付新冠病毒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