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拜登正式就任第46届美国总统，美国将在很多方面回到熟悉的时代。拜登将接手应对一场空前的经济危机，就像他十二年前成为副总统时一样。
2009年，奥巴马就职总统时适逢美国近一个世纪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那年1月，美国失去80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接近8％。奥巴马就任不到一个月就签署7870亿美元的《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以下简称“复苏法案”），以期挽救美国经济，拜登负责监管该法案实施与运作，他在那时被称为“警长”（Sheriff）。奥巴马对复苏法案期许颇高，他希望“这个法案不仅要防止大衰退，还要重建民众对诚实、负责任政府的信念”。
然而事与愿违。虽然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该法案是有效、显著且无欺诈行为的金融危机应对措施，但大多数选民从未同意经济学家的观点，即如果没有复苏法案，经济衰退将会更严重。在公众眼中，复苏法案“更像是我们负担不起的美元，而不是我们可以相信的变革”。奥巴马的首席战略师大卫·阿克塞尔罗德（David Axelrod）在回忆录《信徒》中写道。奥巴马更因此被共和党政客嘲讽为复苏经济乏善可陈却挥霍无度的“赤字支出者”。
家住凤凰城的克莱尔·蒂尔帕克（Claire Tyrpak）就是对奥巴马复苏法案失望的美国人之一，她在那场大衰退中失去了房子。作为民主党进步派理念支持者，她虽然对2020年民主党胜选欢欣鼓舞，却对拜登政府应对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前景持保留意见，特别是当她看到奥巴马政府一些处理当年金融危机的经济顾问进入拜登团队。
“从他（拜登）的言论和2009年曾经发生的事情来看，我不认为他的政策能迅速恢复美国经济以及给予美国人民更多利益。他似乎想让事情回到过去，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的是大规模的系统性变革，而不是渐进式变革。不幸的是，大多数当权政客并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他们富有的金主服务。我希望我在这个问题上是错的，但时间会证明一切。”蒂尔帕克对《财经》记者说。
像蒂尓帕克这样的美国人很多，他们对拜登政府抱持复杂的心态。拜登会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吗？他要面对疫情与经济衰退交织在一起带来的极端挑战，一方面要如履薄冰在疫情下逐步重启经济，另一方面还要处理经济和疫情给美国留下的双重重创。这是以往任何美国总统所不曾面对的挑战，他能否成功应对这种双重困境不仅决定美国经济走向，更会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就像奥巴马应对金融危机举措带给美国挥之不去的遗产。
复苏缓慢恐诱发特朗普2.0
经济学家们认为拜登政府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从那次经历中吸取多少经验教训。奥巴马团队当时低估了在大衰退中政治和经济可能出现负面互动的不利情况，也因此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做出误判，以至于让2009年经济走势整体处于自由落体状态，财政刺激措施一直落后于曲线的滑落。
贾里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是拜登的长期经济顾问，是研究收入不平等的进步派经济学专家，他是拜登政府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他经历了2009年复苏法案带来的有毒政治，在他看来，拜登已经听到了历史的回声，他不想任期的第四个、六个或八个季度都蹉跎在低迷的经济上。
“他（拜登）将是上任以来在这方面经受最严峻考验的总统。”伯恩斯坦说，“罗斯福总统在大萧条时期做了惊人的工作，但他是往墙上扔面条（throwing noodles at the wall，比喻测试政策有效性）。拜登将用他上次作为首席执行官的经验带给白宫独特的体验。”
2008年颠覆美国的经济危机由房地产泡沫引发，并导致金融市场动荡。如今这场危机有一个不同但却影响更深远的原因。“疫情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不断加剧的感染、住院人数和死亡人数与经济疲软之间存在直接联系。许多企业，如餐馆和个人服务业，都被要求限制活动，紧张不安的家庭变得更加谨慎。”穆迪分析机构（Moody’s Analytics）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Mark Zandi）对《财经》记者表示。
全美已有40万人死于新冠肺炎，240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新冠疫情给美国经济带来几乎是金融危机时期两倍的失业数，使2020年成为美国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失业人数最严重一年，共损失937万个工作岗位。裁员从最早受疫情打击的服务和餐饮业蔓延到公司白领，这种失业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恢复。不仅如此，年初新冠病例激增继续导致裁员人数一路飙升，今年1月第二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跃升至近百万。
“长期失业人数比例不断上升、不平等加剧以及社会紧张局势加剧，可能会制约2021年经济反弹。”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首席美国经济分析师格里高利·达科（Gregory Daco）对《财经》记者表示。在达科看来，即使在今年强劲的招聘之后，整体经济仍将比新冠大流行前的水平减少约400万个工作岗位。美国已经永久性失去一些企业，对于现在长期失业者而言，他们可能难以重返劳动力市场。
这种大规模失业背后是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包括小企业永久性倒闭，家庭可支配收入锐减，特别是对于中低收入者而言，这些家庭自从新冠疫情暴发之初就因无法远程居家工作而失业，因此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他们的经济境遇如果不尽快改善会引发一连串政治效应，很多经济学家对此深表担忧，因为低迷的就业率曾经不仅拖慢美国经济从2008年大衰退中恢复过来的速度，也将奥巴马的复苏法案毒药化。
2010年中期选举当月失业率为9.8％，相比奥巴马就任时数据几乎毫无改善。经济复苏疲软加之政府开支高企使茶党异军突起，也让共和党掌控众议院，这股民粹势力终使得奥巴马政府很多有益的经济刺激方案被推翻。时任美国财长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曾在回忆录《压力测试：反思金融危机》中哀叹，“‘情况正在以更慢的速度恶化’不是令人信服的希望信号……如不采取行动，情况会更糟，很难用反事实来激励公众。”
“如果美国经济从疫情中复苏乏力，低收入家庭的经济压力将继续加大，政治纷争和两极分化将进一步加剧。”赞迪认为，经济复苏缓慢很可能加剧社会两极分化，甚至导致特朗普主义卷土重来或其他民族主义煽动者崛起。
拜登政府若要避免这种不利局面，在赞迪看来，他们必须要利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确保强劲复苏，这才能使美国经济迅速恢复到充分就业状态，随着联邦政府回到民主党控制之下，拜登的税收和支出政策很大一部分将在今年晚些时候结出硕果。
拜登药方：发支票+强刺激
没有采取足够的经济刺激措施被认为是奥巴马政府做出的最大误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曾指出，刺激政策规模太小，时间太短，无法帮助美国克服巨大房产泡沫留下的恶果，败坏了复苏法案的名声。奥巴马时期前劳工部首席经济学家、现就职于自由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海蒂·谢尔霍兹（Heidi Shierholz）也坦承，那场大衰退的复苏被推迟了好几年，因为我们未能针对当时问题的规模采取相应行动。
如今，一切似曾相识。虽然很多迹象表明，美国经济在去年底恶化的很大原因是国会和特朗普政府推迟出台新的救助计划，但一些保守理念经济学家还是担忧刺激规模过大恐推高赤字并导致“刺激疲劳”。在他们看来，拜登方案向经济注入太多燃料可能导致通胀失控。这与许多专家在2009年的观点相同，但事实证明这不完全是正确的。
“与提振过于疲弱的经济相比，我们有更好的工具来抑制经济增长过快。然而经济一旦进入缓慢增长的痛苦局面，就很难改变这一进程。”布鲁金斯学会汉密尔顿项目主管、国会预算办公室前首席经济学家温迪·埃德伯格（Wendy Edelberg）在最近一篇研究论文中预估，2万亿美元财政刺激才能使美国经济在今年三季度前回到新冠大流行前的增长轨迹。如若不采取行动，复苏过程恐需要十年。
身处经济低谷和2009年的教训都使拜登团队相信，在复苏经济上花太多比花不够好。结合当前情况，他们还从特朗普政府的疫苗推广计划以及未能在新冠疫情期间将民众和企业完全结合起来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从而提出一揽子刺激经济恢复计划。
“拜登政府应该采取‘高乘数’财政政策（High-multiplier，乘数概念用于衡量财政行为与产出关系），将资金输送给需要资金和可能会花掉资金的个人和企业，帮助资金在经济活动中快速流动，以推动增长。”伯恩斯坦说。
1月14日，候任中的拜登公布了1.9万亿美元疫情纾困和经济刺激方案细节，包括向个人提供1400美元额外救助金、将联邦每周失业救济金提高到400美元、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15美元/小时、拨款3500亿美元用于州和地方政府援助、拨款1700亿美元用于中小学和高教机构、拨款500亿美元用于新冠病毒检测以及200亿美元用于国家疫苗项目。
拜登建议的经济刺激方案规模远超奥巴马时期的复苏法案，该计划并非像应对传统经济危机那样通过刺激消费以使国家经济快速恢复，而是通过大规模推广疫苗接种和病毒检测等更加积极的公共卫生措施阻断新冠病毒大流行趋势，以复苏经济活动，并兼顾遭受疫情重创的人员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不仅如此，该法案有很多民众显而易见的实惠，比如直接向个人支付救助金，政府对儿童保育的补贴。直接支票可以惠及数百万在疫情期间失去收入的美国人，民主党被认为正是借助直接支票这个成功的政治信号赢得佐治亚州国会参议员补选，并获得对参议院的控制权。这些条款显然比复苏法案中隐藏的减税措施更受选民欢迎。奥巴马时期经济恢复缓慢的一个原因恰是未将资金直接发给人民，而是被繁冗的官僚机构批准程序耽误了。
“这个计划的方方面面都表明拜登已经从2009年吸取了教训，”曾为奥巴马担任高级经济学家的贾森·弗曼（Jason Furman）说，“做大，做明确，拓展人们认为可能的东西。”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埃里克·罗森格伦（Eric Rosengren）也认为，虽然这是庞大的一揽子计划，但在经济处于停滞状态时是合适的。
正如弗曼所言，在贾伊·贾格罗（Jai Jhagroo）这样的普通美国人看来，拜登方案确实传递了明确的信号，给人信心。贾格罗是一名健康行业数据分析师，他身处美国新冠感染率最高的亚利桑那州，这里一度被称为“世界疫情热点”，每119名人中就有1人确诊，贾格罗的4名家人就不幸感染新冠。
“新冠病毒彻底毁了这个圣诞节，我以往都和家人一起度过。”贾格罗对《财经》记者说，“（2020年）12月20日，我侄女病了，她在学校被传染，然后传染给我姐姐，我姐姐又传染给我父母，他们只能在家隔离养病。”
贾格罗很期待拜登强有力的刺激方案能为美国疫情带来改变。在他看来，亚利桑那州疫情失控是联邦和州政府双重领导不力的直接结果。特朗普政府不出台强有力的联邦级别政策，而是让各州自行解决。正因如此，共和党籍州长从不严格实施居家令和强制口罩令，导致疫情失控。
“拜登方案为美国人带来翘首企盼的纾困资金。我虽然不能确定拜登能多快遏制新冠病毒传播，但我可以确信大规模疫苗接种会迅速推广，我希望和家人能在他执政100天内实现接种新冠疫苗。”贾格罗说。
拜登品牌：100天1亿疫苗
100天内注射1亿剂新冠疫苗是拜登政府塑造“拜登方案”品牌的第一步，成败将直接决定他能否快速全面推行经济恢复政策。与特朗普将疫苗接种视为各州责任形成鲜明对比，拜登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联邦政府统筹资源并制定战略的全国性问题。在这种理念下，拜登方案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耗资4000亿美元加强联邦政府应对新冠疫情能力，包括加快疫苗接种部署、加强检测和追踪接触者。
拜登团队及其盟友相信，如果他们的公共卫生措施成功遏制疫情，美国经济将迎来强劲反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内的很多政策制定者都赞同，一旦新冠病毒得到控制，经济将迅速反弹。赞迪也认为，如果疫苗推广大致按计划进行,今年下半年，疫情应该会消退，美国经济应该会提速。
因为特朗普政府留下的烂摊子，目前疫苗接种工作进展不尽如人意，接种数量相较既定目标大幅缩水，最初目标是2020年底2000万人接种，实际只接种230万人。究其原因是特朗普政府曲速行动（Operation Warm Speed）负责人浪费两个多月才批准卫生官员提出的分发和接种疫苗计划，导致各州几乎没时间实施大规模疫苗接种活动。特朗普政府还拖延移交疫苗相关信息，拜登过渡团队耗费数周时间才获得相关数据系统，该系统包括疫苗数量、位置、在何处订购等信息。
这些不利条件都可能阻碍疫苗计划实施成效，拜登团队一些顾问因此担忧可能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矫正特朗普政府的烂摊子。为了尽快结束混乱局面，拜登已经提出细则解释如何使用200亿美元疫苗专项资金，这包括与州和地方政府合作创建社区接种点，调用国防资源提高疫苗供应，推出10万公共卫生力量协助相关工作。
“我们的计划既明确又大胆让更多的人免费接种疫苗。为他们设立更多接种场所。动员更多医疗队执行接种。增加疫苗供应，并尽快将其推向市场。”拜登说，“这将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具挑战性的行动之一，但我向你保证，我们会处理好这次行动。”
虽然充满挑战，但目前已出现好转迹象，政府和企业都在加快疫苗接种，调整接种资格规定，各州也竞相推出24小时接种站点，《财经》记者在凤凰城的朋友于1月12日驾车前往接种点注射疫苗，非常便捷并可通过软件反馈接种反应。由于疫苗接种能力提高，在1月11日单日接种量激增125万。被要求留任应对新冠疫情团队首席顾问的安东尼·福西博士（Anthony Fauci）已明确表示这个计划可行，疫苗供应量到4月底可达到1.7亿剂。
需要和共和党做大交易
推广疫苗接种是拜登经济刺激方案的第一个难题，但绝不是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于拜登来说，他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己的经济刺激计划取决于他能否搞定国会政治。在赞迪看来，即便是民主党实现掌控国会两院，拜登仍会面临不少政治制约，限制他完全贯彻在竞选中提出的政策议程的能力。
特朗普执政四年让华盛顿的党派政治比十年前更分裂，这使拜登的任务更复杂，这点从民主共和两党因纾困法案展开的拉锯战就可看出。另一方面，被特朗普时代压抑的进步主义力量对变革的需求格外强烈，特别是在税收和医保等领域，他们对拜登抱持的怀疑态度并不比政治光谱另一侧的共和党同僚少。
在这种局面下，若要推动经济刺激方案，摆在拜登面前有三条路。首先是一条曲线道路，即民主党主导的参议院可以使用和解程序，这适用于财政拨款，例如提高或削减税收、延长失业援助、改变医疗保险或医疗补助计划、刺激支出，在参议院仅需要简单多数（51票）就可通过一项和解法案，一年最多可以有三个和解法案。但这个简单模式是受限的，可能不包括拜登试图推进的一些优先事项，例如，用于病毒测试、疫苗、儿童保育、学校以及给予州和地方政府的纾困资金可能被排除在特别预算和解程序允许范围之外。
第二个选择就是取消60票的阻挠议事规则（filibuster），因为这是拜登推进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遇到的最大的程序性阻力。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民主党籍参议员舒默曾表示，他将废除阻挠议事程序，民主党人只要团结内部力量即可执行任何政策。然而，这步大棋为政策制定打开大门的同时，也会引发反弹，并对国会运作方式产生深远影响。
权衡利弊，第三条路无可避免。拜登仍然在很多议题上需要跨党派支持，即在参议院获得60票的绝对多数，这是克服共和党阻挠议事程序所必需的。2009年，奥巴马政府在国会推动复苏法案时，拜登凭借撮合两党交易的非凡能力成功说服三位共和党参议员，赢得他们的支持，使民主党在参议院获得60票。
因为民主党只能以微弱优势掌控参议院，这意味着需要更多共和党人跑票。虽然在极化政治下，能跨党派投票的中间派共和党人越来越少，但国会大厦骚乱也给跨党派合作带来契机，可能促使一些共和党人选择两党合作。即便如此，难度仍不小。拜登不仅要与温和派共和党人促成交易，还要弥合本党派不同政治光谱议员之间的分歧，例如，说服对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持怀疑态度的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乔·曼钦（Joe Manchin）。
拜登是国会政治老江湖，他能否像2009年那样促成大交易，达成大规模经济刺激法案？时任副总统拜登幕僚长、现已被任命为白宫办公厅主任的罗恩·克莱因（Ron Klain）回忆说，“我们当时需要三张共和党票，他（拜登）去了，也得到这三张共和党票……人们说，时代不同了，他不能再那样做了，但很多人在2009年时也说他做不到。”
无论拜登能否说服共和党同僚，摆在他面前的选择和时间都不多了。历史已证明，在让经济重返繁荣之路上无所作为的风险要大于做得太多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旦失败，拜登政府将注定不受欢迎，并阻碍更广泛议程。一个好但还不足够好的政策，最终会被看做是失败，从而为滑向极具毁灭性的轨迹埋下伏笔，特别是考虑到如今的政治和信息环境给拜登和他的团队留下更小的试错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