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触发了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内生修复机制，以贸易和资本流动规模（相对于GDP）衡量的全球化水平开始收缩。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采取了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美国引领了后危机时代的复苏进程。欧盟经受住了解体危机，欧元化险为夷，欧元区内部结构失衡有效缓解，边缘国家国际收支赤字和财政赤字均大幅收敛，欧元区呈现出“德国化”的特征。中国采取的一篮子稳增长措施也对全球复苏做出积极贡献。虽然全球经济免于陷入“大萧条”，但也未能挣脱“长期停滞”的泥潭。债务的积累成为压抑利率、物价和总需求的长期因素。
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政治力量顺势而为，成为去全球化和经济再平衡的第二重力量。多边主义遭遇危机，双边主义取而代之，民粹主义甚嚣尘上。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还给中国打上了“修正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从贸易到金融，再到体制和意识形态，中美冲突不断显性化，范围愈广，程度愈深，游走在“新冷战”边缘。欧盟对华外交立场也从温和转向强硬，将中国定位为“系统性竞争者”，在对华经贸关系中更加强调“对等”原则，还一改此前政治和意识形态中立的立场。中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扩大开放化解中美冲突和应对全球化逆流，在实现经济“软着陆”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中取得平衡。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从天而降，全球疫情扩散第四波的峰值尚未来临。疫苗上市与拜登的当选是抗疫的双重利好，第四波或是“最后的战役”。但是，其影响将是深远的：去全球化遭遇第三重冲击；价值链区域化、分散化特征会更加明显；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问题将更加严峻；甚至会成为压垮“新自由主义”的最后一根稻草。美国对华立场不会因为民主党执政而改变。英国脱欧为欧洲一体化留下遗憾，但并未阻碍“欧盟2.0”共建一个欧洲的信仰，成员国一致行动的能力和效率反而有所加强；在综合考虑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新时代的改革目标任务，也为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国确立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增强创新驱动和释放内需潜力将成为两大基点，这有助于中国，也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再平衡。
我们时刻处在一个确定性混沌的时代，但有些人看到的是“确定性”，有些人看到的是“混沌”。这取决于观察者的历史观。历史足够长，未来才像是一条直线。十大确定性，将塑造21世纪20年代的基本轮廓。
第一，全球面临“金德尔博格陷阱”的挑战，类似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共品和安全资产缺口仍然存在。中国或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这必然与国际收支逆差相对应。
在解释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时期的世界混乱状态时，经济史学家金德尔博格认为，混乱根源于美国和英国的经济与金融地位不匹配。一方面，随着制造业和经济实力的衰落，英国向全球提供金融公共品的能力衰减；另一方面，19世纪末，美国就取代了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最重要的制造业大国，但在金融上，美元尚未取代英镑，纽约尚未取代伦敦，美国未能向全球提供金融公共品。虽然早在1925年美元就取代了英镑而成为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确立起了金融霸权（埃肯格林，2011），但美国对外奉行的却是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和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且直到二战后，美国的金融霸权才稳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是有意愿却没能力提供公共品，而美国却是有能力没意愿。金德尔博格认为，大国间权力与责任的不匹配视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球失序的根源。约瑟夫·奈（Nye J.）将其称为“金德尔博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以描述世界缺少领导者和公共品提供者所导致的混乱状态，安全资产短缺成为一种常态。
奈还认为，中国崛起以后的动向可能不是示强，而是示弱，即不愿肩负起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从而使世界再次陷入失序状态，如同特朗普经常抨击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自居而获取优惠的贸易条件。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有望在未来5年－10年超过美国而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早在2014年就超越美国），但人民币国际化水平、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等均没能达到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水平（图1）。这是世界公共品和安全资产缺失的一个解释。
近年来，中国显著加快了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定位也是与综合经济实力相匹配，这都将缓解全球失衡。实际上，经过十多年的调整，全球失衡状况已经明显缓解，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已降至1％左右。摩根士丹利曾预测中国在2019年将首次出现-0.3％逆差（实际值为+0.99％）。并且，由于中国正在过渡到消费主导型经济体,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中国赤字规模可能达到GDP的-1.6％,到2030年为-420亿美元。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全球复苏周期错位，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再次冲高，但情形难以为继。“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加速释放内需潜能，国际收支趋于长期平衡，逆差时而出现（图2）。
第二，中美在政治上面临“修昔底德陷阱”的挑战，在经贸关系上面临“萨缪尔森陷阱”的挑战。两国在经济、金融与科技上的竞争，以及在治理模式的争论还将持续。
哈佛大学艾利森（Allison）教授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并将其运用到中美关系的分析之中。在其所考察的16次大国争霸中，有12次爆发了战争。虽然主流观点认为中美之间不太可能爆发“热战”，甚至不可能出现美苏“冷战”局面，但不可否认之处是，中国崛起对美国构建的全球秩序及其话语权的挑战，是现实存在的，而且还将长期存在。
一般认为，中国和美国在21世纪的经济和技术竞争，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俾斯麦统治下的德意志帝国和大英帝国之间的竞争高度相似。守成大国都建立了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体系，都认为受到了正在崛起的国家主导型经济体的挑战，均选择用适得其反的单边关税打击后者。当然，还包括更复杂的手段，如标准制定、技术限制、金融制裁和军备竞赛等。今日之中国被认为是昔日的德意志帝国，1871年统一后的德国和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也都快速实现了工业化。从技术长波来看，当前正处在第六次技术浪潮（工业4.0）的引入期，5G等技术标准的竞争是大国必争之地，如同上世纪初英国和德国在无线电通信标准的争夺一样……
两个时期的相似性还有很多，但同样地，也能找到同样多的不同之处。这些异同点的组合或许并不能明确地指引未来。但可以确定的是，从经济上来说，由于中国逐渐具备了制定规则的能力，并且在曾经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取得了领先优势，中美不可避免地进入到“冲突区间”（戈莫李、鲍莫尔，2019）。虽然合作仍是最优解，但合作策略却是在冲突和讨价还价中形成的。所以，竞争虽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为了最大化共同利益，有限合作仍值得期待。
第三，新冠疫情是一场社会实验，不仅进一步揭示了全球价值链的脆弱性，还暴露了美式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问题。美国两党无论谁执政，都需要解决同样的问题，差别仅在于解决方案。拜登及其团队成员有明显的进步主义倾向，意在美国推行一场“罗斯福式”的新政。
新冠疫情将美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不平等暴露无遗，而且还会进一步强化。经济方面，低工资阶层受冲击的程度明显高于高工资阶层，前者的失业率大致是后者的3倍，复工复产的进度也明显较慢。社会方面，白人新冠致死率最低，非裔是白人的3.8倍。教育程度低的人群的失业率更高。政治方面，疫情防控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研究发现，与老年居民比例、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口比例、经济的健康状况或医院重症监护病床的供应等指标相比，州长所在的党派是尽早采取社交隔离政策的最重要预测因素。疫情暴露了美国社会安全网的缺陷，也增强了人们对于“大政府”，以及扩大政府支持的医疗保健和失业保险计划的偏好（Rees-Jones et al.，2020）。所以，拜登在竞选中宣称要为所有美国人执政，缩小贫富差距，结束阶级对立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以保障劳工权利和扩大中产阶层群体为己任，甚至将外交政策也称之为“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今天的美国，贫富分化水平已经回到一战前夕，并有可能进一步扩大。美国或在面临“动荡的二十年代”（Goldstone & Turchin，2020）。
第四，美国国内的阶级对立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达到二战后未有之高度，两党似乎还没有做好一致行动的准备。如果两党在内政上无法达成一致，拜登的进步主义方案实施起来会困难重重。2024年如果共和党再次入主白宫，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全球来说，都有可能是一场风暴。
历史观之，总统能有多大作为，除了与个人的智慧和履历（有无在国会任职等）有关，更重要的是国会两党席位对比和意识形态差异。如果总统所在党派完全控制参议院和众议院，那么执政效率是最高的，席位优势越大，效率越高。典型代表是小罗斯福执政时期，虽然共和党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但在参众两院，民主党都拥有绝对话语权。这是“罗斯福新政”获得极大成功的重要条件。其二，如果总统所在党派只是部分控制国会，但两党立场高度一致，行政效率也会比较高。反之，如果两党意见高度不一致，效率将显著降低。其三，如果国会完全掌控在另一党派手里，且意见相左，那么总统的行政空间就只有行政命令，通过立法提案的可能性极低。
政策的连续性对于稳定市场预期至关重要。在美国两党政治中，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某个政党在多长时间和在多大程度上控制权力机关。由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都是终身制，白宫和国会的权力分布就至关重要。1919年－1933年，共和党完全控制白宫和国会；1933年－1947年，换成了民主党；1956年－1981年这26年间，是两党的“蜜月期”，立场较为一致。里根之后，没有一个党占绝对优势的时间超过8年。近30年来，轮流“坐庄”更加频繁，取得绝对话语权的持续性更差，两党意识形态差别更加明显。这不仅使得政策目标趋于短期化，还导致在任总统很难平衡两党的诉求。因为，如果过分地妥协，很可能会遭到本党派的反对，难以取得连任。
皮尤调查显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两党政治频谱出现了民主党向左、共和党向右的趋势，两者交集越来越小。虽然最新结果是2017年的，但特朗普在任期间，这一鸿沟显然在扩大。两党选民对特朗普个人支持率的差距达到了二战后的峰值。共和党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为87％，仅次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88％。但是，民主党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低至6％，创下战后最低纪录（Pew，2020）。这种观念的差异很难在短期内收敛。
虽然民主党在2020年总统选举和国会改选中都取得胜利，但难说是压倒性的。特朗普仍获得了46.8％的普选票，共和党还缩小了在众议院的席位差，守住了参议院的“均势”（参议员席位比50∶50）。如果出现较大分歧，移民、金融监管、最低工资、环保、医疗等问题需要获得60票才能立法，故共和党仍然有不小的约束力。2022年国会改选、2024年总统大选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局面，都是未知数。虽然新冠疫情使民主党赢得了中间派的支持，也使小部分共和党改变了立场，但两党意识形态的完全融合还需要更多“粘合剂”。
第五，贫富分化还将长期存在，仍将是压抑有效需求和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经济不平等既是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的结果，反过来又会导致政治动荡和社会骚乱。
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国家从一战后出现的“大压缩”开始转变为“大分化”，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愈演愈烈。其中，美国最为突出，当前的贫富分化水平与一战前持平，收入最高的1％的人占据国民收入的20％，最高10％与最低90％各占一半。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更为严峻，前1％的富有阶层占比约40％。这种状况是在全球化、金融化和技术进步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而政府要么是推波助澜，要么是听之任之，至少是施加的反向作用力较弱。市场天然会扩大贫富分化，因为市场法则接近于“丛林法则”。美国历史上两次贫富分化都是在自由市场观念占主导的时期形成的，一次是南北战争之后的自由放任主义，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新自由主义”。但是，我们不认为贫富分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政府被垄断资本和精英阶层裹挟着而制定的政策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美国政府鼓励移民、放松金融管制、降低最高边际所得税率和偏低的资本利得税、遗产税等政策都扩大了贫富分化。
基于对全人类从原始社会开始的不平等历史的考察，沙伊德尔认为，暴力性冲击是矫正不平等的关键力量，可将其概括为“四骑士”：大规模动员战争、变革性革命、国家衰败和致命传染病。两次世界大战是典型案例。“工业时代的战争造成的物质破坏、没收性征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通货膨胀、对全球货物和资本流动的破坏等一系列因素结合在一起，消灭了精英的财富，并且重新分配了资源。它们同时也作为平等化政策变动的一个独特而强大的催化剂，提供了特许经营扩张、工会化、福利国家扩张的强大动力。”再比如前苏联的十月革命、罗马帝国的衰败和黑死病等都实现了“大压缩”。
当下的美国正面临霸权解体、经济衰退、阶层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等多重冲击，拜登能否团结两党意志，将其进步主义方案推进下去，将决定美国向何处去。新冠疫情所暴露出来的经济社会问题将在多方面凝聚两党共识，如产业链对于国家安全和贫富分化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等。后新冠时代，医疗产业链和社会保障体系或取得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军工产业的地位，民主党必然借此大做文章。关键问题是，政策的连续性如何？
第六，量化宽松政策短期内较难退出，零利率/低利率环境还将维持，政府对低成本债务融资的路径依赖较难摆脱。央行的利率曲线控制和大规模购买国债的行为被认为是现代货币理论（MMT）的应用。过去十多年的低通胀环境是MMT的“沃土”。下一个十年，可能出现的再通胀会压缩MMT的空间，带动长端利率上扬。
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12年，但经济似乎还处在漫长的后危机时代的复苏阶段。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可谓雪上加霜。金融危机的一个长期影响就是非常规的量化宽松政策逐渐变成了常规，政府以负利率或零利率从央行（或市场）融资成了常态。美联储等全球主要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和政府债务杠杆率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政府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处于二战后的峰值。负利率债券发行量在2014年进入“快车道”，2016年－2019年有所收缩，2019年下半年又开始增长，新冠疫情之后，发行量骤增，至今已超过18万亿美元，超过前期峰值。名义GDP增速高于债务融资成本是消化债务和降低杠杆率的条件。由于需求侧受到贫富分化的压抑，新技术浪潮对供给侧的驱动作用短期内，满足这一条件的方式只能更多地凭借货币政策对利率曲线的调控。
对于利率的展望，综合来说，总需求曲线左移幅度大于供给曲线右移将使得中性利率保持低位；全球储蓄过剩的状况短期内难有改善，会继续压抑核心资产提供过的利率，并对全球形成反馈效应；风险厌恶加剧安全资产荒，安全资产收益率难有提升；通胀预期、通胀波动率和期限溢价在“长和平”时代或将持续保持低位；资本过剩和安全资产荒似乎是一对孪生现象；政府债务的积累和融资需求的增加对利率上行形成硬约束。数字技术和无现金社会的到来还为名义利率突破零下界提供了可行性。短期内，短端低利率或零利率或将持续。中长期而言，通胀预期的升温将使收益率曲线陡峭化，并对短期利率产生向上的“牵引力”，进而增加央行控制收益率曲线和为政府提供低成本融资的难度。
第七，在全球范围内，人口结构的拐点已经出现（图3），劳动力短缺或将成为供给侧的长期约束条件。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国家和全球人口结构出现了“大逆转”：（1）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战后“婴儿潮”（1946年－1964年）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约持续至2025年才结束，而日本早已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进入到老龄化社会。
（2）中国早在2005年－2010年间就出现刘易斯拐点，农村转移劳动力从过剩变为不足，又在2012年前后开启了老龄化进程，生产者/消费者比例触顶之后快速回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转为负值。由于两个结构性转折点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现，又由于长期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制约，中国经济增长将更加受到人口的负面冲击。刘易斯拐点之后，中国劳动力成本显著快速提升，这对全球而言都是负向成本冲击。换言之，仅从人口结构来说，中国已经从通缩的输出者转变为通胀的制造者。
（3）高年龄组和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升空间越来越窄，且已基本触及上限。印度与非洲将成为全球新增劳动人口的后备军，但前者因为阶层等原因，后者因为地理上的分割等原因，都难以补足发达国家和中国带来的负面冲击。
从全球口径来看，生产者/消费者比例也已经在2015年出现拐点，且劳动力供给下行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但是，劳动力短缺并不能确保劳动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话语权会提升，因为“第二次机器革命”（布莱恩约弗森等，2019）不仅能弥补非熟练劳动力的短缺，还能对部分熟练劳动力形成替代。如果政府不能调整收入分配机制和完善社会安全网体系，资本压抑劳动的状况还将持续。技术越进步，需求侧越是受压抑。一个虚构的对话是最好的诠释。福特CEO对工会主席说：“你打算怎么让那些机器支付你们工会的会费呢？工会又要代表谁使集体谈判权呢？”工会主席回答说：“你要怎么样才能让这些机器买你的车呢？”分散的劳动者难以联合行动，政府需代表弱势群体去平衡，而非适应强势群体的诉求。
第八，价值链分工从全球化到区域化，“三足鼎立”格局已经形成。亚洲、美洲和欧洲的中心国家分别是中国、美国和德国。美墨加协定（UAMCA）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订，以及欧盟的“涅槃重生”，都将进一步增强区域分工体系的黏性。与此同时，值得关注的是，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创新将显著提升服务贸易的占比，在不久的将来或将取代商品贸易而成为主体。
21世纪以来，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分工和贸易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商品贸易虽然仍是主体，但服务贸易（如ICT、知识产权、金融等），以及数字化产品的重要性越来越高。根据麦肯锡的统计，如果将数字服务、商品贸易中附带的服务以及跨国公司子公司的无形资产等都纳入服务的统计范畴的话，2017年全球的服务贸易增加值总量已经超过商品贸易增加值总量；另一方面，价值链格局的区域化趋势更加明显，一个突出的变化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地位显著提升，并取代了日本成为亚洲贸易中心。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跨境直接投资增速趋缓。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凸显了单一价值链布局的脆弱性。新技术浪潮将弥补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不足。比较优势和效率之外，国家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等维度对价值链的影响会有所强化。所以，制造业回流和价值链分散化布局将成为长期主题。
第九，近三四十年来全球通膨率的下行和收敛（图4）是冷战的终结、全球化、价值链贸易、技术进步和人口结构变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低通胀环境与贫富分化对私人部门需求的压抑有密切关系，且未来仍将发挥作用。但是，近十多年来，曾经导致通胀下行的因素纷纷出现重要转折，或成为长期再通胀的助推力量。
建立在美元信用本位下的全球化是理解通货膨胀率的背景。产业内中间品贸易的全球化，资本要素价格的下降，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和货币政策规则的变化都是解释全球范围内去通胀和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的重要原因。然而，全球化已经在2008年出现逆转，资本要素价格下行面临零利率约束，全球人口红利渐行渐远，老龄化社会的负担越来越重，货币政策也悄然降低了稳通胀的权重，货币当局不仅面临着更复杂的权衡，还需谨慎维护其独立性。这些因素都是呼唤通胀回归和菲利普斯曲线“复活”的力量。
多种因素的叠加无疑提升了通胀上行的压力，但再通胀是否真的实现，还取决于它们与债务陷阱、贫富分化、新技术革命等因素的合力。债务与贫富分化是压抑总需求和名义利率，进而导致近十年来全球经济停滞的重要因素，短期内难以缓解；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革命有可能缓解劳动力不足的压力，还将提升劳动生产率。这两个方面，分别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压抑了物价或工资。综合来说，相比于正向的需求冲击，负向的供给冲击——如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更有可能成为通胀中枢上行的驱动因素。考虑到今年的特殊情况，明年通胀率或出现脉冲式上行，而后逐渐回落。但是，除大范围战争等极端情况外，长时间出现5％以上通胀率的概率仍然不高。
第十，第六次技术浪潮已经来临，但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不确定。私人部门有效需求不足是长期难题，全球经济恐难回到二战后的“黄金时期”。
从技术长波（“康波”）的演绎来看，2010年前后，新一轮产业革命或已进入引入期。每一轮科技革命的能量不同。这既取决于科技革命本身的属性（重或轻），也取决于有多少国家能够参与其中。全球经济增长的峰值处于二战后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时期，基础性产业是石油化工、汽车（始于第三次）、电脑等。这些产业都非常“重”，同时，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使不少工业化国家经历了“再工业化”过程（美国除外），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也参与其中。所以，一定程度上，战后黄金时代集聚了人类四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也是因为吸收了五次科技革命的成果。我们长波的一个体会是，在后发国家的崛起过程中，实现持续20年－30年的高增长的机会只有一次，因为这一次是集聚了历史上所有的科技革命的成果。发达国家和中国都可能回不到持续高增长的状态了，除非再出现悲剧性的毁灭性冲击。
每一轮科技革命，都是一次“技术-经济”的范式革命。它作用于经济的方式包括：创造全新产业、毁灭传统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国家能力是由科技创新实力塑造的。历史观之，无论是后发国家想要弯道超车，还是先发国家想要保持领先地位，前提都是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创新浪潮的引领者，这又需要其成为主干创新（又称基础性创新）的原创者，而不仅仅是对主干创新的再开发和应用。未来一段时间，大国之间的技术竞争将进入白热化阶段。技术标准和行业规则的制定不仅决定了哪家企业成为行业的领头羊，也决定了谁能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国。
中国过去长期推行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策略是一种追赶策略，有助于发挥后发优势，但随着追赶空间在不断压缩，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先发国家加强了对核心技术的管控，中国必须打破路径依赖，补足基础科学、基础研发和主干创新上的短板，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掌握主动权。
任何预测都不是无条件的。历史的必然性从来都是无法证伪的命题。前文所论述的，与其说是十大确定性，不如说是贯穿于下一个十年的十大约束条件。在经济规划中，决定最优解的是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前者相对稳定，后者变动不居，故塑造未来的主要是后者，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关键变量的拐点，或者“黑天鹅”事件产生的持续影响。均衡可能是多重的，且“囚徒困境”中的次优均衡在现实中更为常见。
2008年金融危机是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出现转折的关键节点。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反思全球化和金融创新的福利效应和分配效应。随后，去全球化成为新趋势，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既是结果，也是“加速器”。
2020年新冠疫情显著影响了美国大选的结果（Baccini，2020），突出了社会安全网的重要性。它所产生的认知冲击将影响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2020年糟透了，21世纪20年代会怎样？唯有祝愿！
（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陈达飞为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主管、宏观研究员；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