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创音乐剧,距离“百老汇”还远吗?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21-04-15 16: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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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音乐剧有种强大的精神宣泄功能,观看过程中,不可言说的情感被放大,歌舞把观众带到了一个光明、乐观和充满色彩的未来世界

文 宋朝 | 编辑 臧博

 

早在1987年,百老汇音乐剧《音乐人》和外百老汇音乐剧《异想天开》在中国上演,这是中国观众首次接触西方音乐剧。30年后的2017年,观看音乐剧在中国依然是小众消费:观众只有129万人,票房收入2.55亿元。“这是由音乐剧的商业模式决定的,音乐剧和电影有很大不同。”君舍文化创始人钟丽芳对此持不同看法。这位中国原创音乐剧《当爱已成往事》的制作人认为,音乐剧是一个需要“以十年为单位长线经营的产品”。

事实上,参酌百老汇的商业模式,便能理解为何音乐剧是“以十年为单位长线经营的产品”。百老汇的做法本质上是一种可授权模式。首先,制作一部音乐剧,并在上演、巡演过程中,不断对其进行打磨,持续拓展其影响力,成为一个成熟“IP”。这是一个“养”的过程。此后,凭借作品的强大号召力,可实现授权演出,甚至可能是全球授权演出,并在一些重要市场上演和实现分账。

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中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对高层次文化艺术产品的消费潜力不容低估。而当下的现实则是,中国音乐剧市场流行一时的作品多为引进翻版制作的中文版。

在此背景下,君舍文化旗下环球百老汇推出了《不能说的秘密》和《当爱已成往事》等优秀华语原创大型音乐剧,不仅赢得观众喝彩,更有充分潜力在中国文娱市场上与美国百老汇产品一争锋芒。但音乐剧在中国,毕竟还算是相对新生的事物,处于快速生长期。欲了解这种艺术形式的本质调性,有必要回顾西方音乐剧、音乐片所走过的发展历程。

从舞台到大银幕

上世纪30年代,美国电影被音乐歌舞片主导,如果据此认为这些电影是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那就大错特错;事实正相反,电影是现实的反面,人们之所以选择音乐歌舞片,是为了逃避现实。那是社会政治动荡的十年。对于普通人来说,经济大萧条带来的贫困,让生活雪上加霜。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已经结束,但是战争投下的阴影并没有消散:由于缺少适龄男性,数以百万计的女人找不到结婚对象。恰逢有声电影诞生,这种极受欢迎的新发明仿佛及时雨。作为首部有声片,阿尔·乔生引吭高歌的《爵士歌手》(1927年)获得巨大成功,这让电影公司高层意识到,音乐片是个新类型。换句话说,将音乐剧搬上大银幕,潜力无穷。

十年间,有400部音乐剧和音乐片相继问世。成熟的舞台剧异常抢手,经常被改编成广播剧或电影,《齐格菲歌舞团》就是其中之一。这出举世闻名的百老汇经典先是经过广播预热变得家喻户晓,最终被搬上大银幕,由弗雷德·阿斯泰尔领衔主演。和今天不同,那时的电影明星,大多是出色的爵士乐或摇摆舞表演家。

正如英国电影协会国家档案馆馆长罗宾·贝克所说,“最好的音乐剧能提供给观众的,不只是逃避现实。音乐剧有种强大的精神宣泄功能,观看过程中,不可言说的情感被放大,歌舞把观众带到了一个光明、乐观和充满色彩的未来世界。当下应对新冠疫情,除了接种疫苗,音乐剧也是不错的处方药。”

上世纪30年代的音乐歌舞片有两种风格,一种是巴斯比·伯克利风格,另一种是弗雷德·阿斯泰尔风格:前者兼顾舞台的浮华与戏院外的冷酷现实,后者虽然对现实视而不见,却擅长将歌舞场面融入剧情发展中。

伯克利执导过一系列大获成功的歌舞片。他的作品有个特点,那就是喜欢将舞台剧的制作过程拍到电影里,以此给宏大的歌舞场面一个现实背景。比如,在《1933年淘金女郎》中(本片的歌舞场面由伯克利执导),“Remember My Forgotten Man”这首歌便是提醒观众,美国士兵在一战中所做的牺牲。

弗雷德·阿斯泰尔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电影的另一个重要符号。雷电华之所以能跻身好莱坞黄金时代八大电影公司之列,其成功离不开弗雷德·阿斯泰尔和金格尔·罗杰斯合作的大量音乐歌舞片。在这些电影中,观众看不到现实世界的残酷:片场是装饰艺术风格,男演员戴着大礼帽,女演员穿着缎子晚礼服。

早在上世纪20年代,阿斯泰尔与他的姐姐阿黛尔就已经在踢踏舞界崭露头角,两人既是姐弟也是舞伴。阿黛尔婚后退出演艺界,阿斯泰尔只能跳独舞。好莱坞很快向他发出召唤。尽管如此,阿斯泰尔通往大银幕的道路并不平坦。在电影制片人眼里,阿斯泰尔“既秃又瘦,只会跳一点点”。这就是为什么,在1933年由朵乐丝·德里奥主演的电影《飞到里约》中,他只得到一个小配角。难能可贵的是,明眼人很快发现,他和搭档金杰·罗杰斯在银幕上有化学反应。从那以后,他片约不断:《礼帽》《柳暗花明》《摇摆乐时代》《海上恋舞》。事实证明,阿斯泰尔可不只会“跳一点点”。

到了上世纪30年代末,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逃避现实的需要变得更加强烈;有色电影的问世,让音乐歌舞片有了质的提升,《绿野仙踪》就这样应运而生。它是音乐歌舞片的高峰,也预示了这种类型电影的衰落。

音乐剧在中国

说回中国的音乐剧市场,这种艺术形式虽然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便已引入,但始终还是一个小众文化产品。2019年9月,《南华早报》以“从《猫》到《芝加哥》,中国人爱上西方音乐剧”为题,报道了音乐剧在国内的现状:“去年进口音乐剧售票额在中国增长了150%,音乐剧市场总收入增长了90%。”然而中国音乐剧市场的现实是,尽管越来越多的西方音乐剧本土版、中国原创版正在涌现,只是离开西方原创作品,国内市场依然增长乏力。虽然中国有全球最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但是截至2019年,音乐剧演出票房收入对国内演艺市场的贡献依旧只有不到5%。相比之下,两个邻国日本和韩国对音乐剧的接受度更高,上述数字高达50%左右,且增长稳定。不过,尽管处于萌芽期,可以预见的是,音乐剧在中国的前景非常好。

君舍文化旗下的环球百老汇与李宗盛联手打造的音乐剧《当爱已成往事》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2019年11月,这部剧正式开启巡演,导演是曾获托尼奖最佳音乐剧导演的约翰·兰多。

《当爱已成往事》采用了美国百老汇经典“点唱机音乐剧”模式,以全新的视角,通过李宗盛的近30首经典音乐串联起整部作品。音乐所表达的意境与剧情融合,听觉视觉共同作用,让观众能够在欣赏一首首熟悉的李宗盛音乐的同时,更加能体会一场爱而不得的人生旅程。《当爱已成往事》讲述了一个关于“错过”的故事——对感情的错过,对人生的错过。从这部剧中,每个人都能在歌里听到自己的心事。

毫无疑问,就像编剧林-曼努尔·米兰达之于《汉密尔顿》那样,李宗盛,准确地说是李宗盛近30首经典音乐作品,成为《当爱已成往事》的灵魂。如果说弗雷德·阿斯泰尔的电影擅长用歌舞场面推动剧情,《当爱已成往事》则巧妙地将音乐与故事融合,带领观众进入一个独特的音乐空间:《山丘》《给自己的歌》《寂寞难耐》《爱的代价》《我是真的爱你》等等。张艾嘉说过,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此外,这部音乐剧的主要演员白百何、黄渤、品冠、黄龄、王铮亮都是实力派。这就是为什么,《当爱已成往事》上海站和北京站巡演,都取得不俗票房:上海站开票18分钟票房破百万,北京站开票首日破120万。

2014年以来,钟丽芳创办的君舍文化旗下的环球百老汇先后出品过《花都艳舞》《不能说的秘密》和《消失的新郎》等音乐剧和戏剧。以《不能说的秘密》为例,这部周杰伦作品音乐剧在2018年全球巡演128场,并进入当年的“中国原创音乐剧十强”。次年的《当爱已成往事》被寄予更高期许也就不足为奇,岂料疫情打乱了音乐剧市场的节奏,这部李宗盛作品音乐剧难免被波及。线下演出暂停带来的直接影响,是门票收入锐减。好消息是,从2020年2月-9月,李宗盛将《当爱已成往事》的全部编曲工作重做了一遍,2020年10月,《当爱已成往事》以“平凡人的不凡之年”为主题,开启了14城的全国演出,也成了2020年仅有的一部演出超过30场的音乐剧巡演。和《汉密尔顿》走流媒体平台“Disney+”一样,目前腾讯音乐等多个音乐平台已向《当爱已成往事》伸出橄榄枝。

目前环球百老汇正在准备2021年《不能说的秘密》《当爱已成往事》巡演计划,同时,也正式和两档现象级的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青春有你》达成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打造同名音乐剧。此外,环球百老汇和黄渤合作的《一出好戏》音乐剧,目前进入了剧本阶段。

(作者为影评人;编辑:臧博)

编辑:臧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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