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认识沈公，不过是近十年的事。托原辽宁教育出版社俞晓群社长进京之福，最近几年，每有晓群先生组织的活动或饭席，时不时便能遇到沈昌文先生，有机会能向他敬上一杯酒。沈先生虽已年过八旬，仍然思维敏捷，时有妙语佳句。

也曾参加了几次为沈先生安排的新书发布会和祝寿活动，面对数以百计的慕名捧场观众，他依旧如小学生般恭敬起立，娓娓开讲，将准备好的包袱一一抖出，引得读者前俯后仰。这等风度和敬业精神，确可为后辈垂范。

也是因为有一层这样的机缘，我向俞晓群社长提出，有可能的话，希望能为沈公出一本书。晓群慨然允诺，隔了一段时间，便将为沈先生88岁祝寿所编的文集交付于我。文集收录了沈先生34位同事、好友、作者所写的回忆文章，以《八八沈公》为题，于2019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推出。此书的出版，也算了却了我的一点心愿。

《读书》奇迹

出版此书的另一个好处是，让我借着审读书稿的名义，对沈公的出版工作有了更进一层的认识。从上世纪50年代进入人民出版社担任校对算起，直到21世纪初的“新世纪万有文库”，沈昌文可算是历经了整个新中国出版史。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晚年的两个时期。1986年起他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到1996年初退休，是他出版生涯的辉煌期，可称为“三联时期”。退休之后，他与辽教出版社的一系列合作，则是他个人出版理念的较完整实现，可称为“辽教时期”。

回顾沈昌文的出版生涯，他用力最深、发挥最大，也最难为后来者所超越的，似乎仍要算主编多年的《读书》杂志。他将几十年来在学术、文化、出版界乃至政坛所建立的人脉融于一炉，于世纪之交，搭建起一个老中青三代学人可畅所欲言的平台，不可谓不是一个奇迹。黄金时代的《读书》杂志，确实做到了思想性与可读性的高度平衡，几乎每篇文章（甚至包括一些篇幅不大的短文）都可一一细读和再读。犹记得我在中学时期，每买到一期《读书》杂志，不仅从头到尾细读文章，读完之后仍然会将杂志放在床头，好时不时地一读再读其中片段。直到买了新一期《读书》，才会将老杂志束之书柜。一份思想性杂志，能对仍属少不经事的中学生产生如此大的吸引力，无非是因为它的“好看”与“启蒙”。而这两点，正是后来者所难以企及的。

过人的嗅觉

能做到这一点，沈昌文本人厥功甚伟。他与老一代知识人交往密切，才能拿到独家的重磅文稿。而对中青年学者的不吝提携，则显现出一名出版家的动物本能。出版，在本质上便是将个人所好介绍于他人的过程。一个好的出版工作者，无非是拥有过人的嗅觉，能够直觉地感受到什么样的作品可以介绍给什么样的人；又或者什么样的文章可以包装成什么样的商品。就此而论，沈昌文幼年时在旧上海银楼的学徒经历，间接塑造了他的生意人本能，对他出版工作的帮助或许还大过后来的校对员生涯。

海纳百川，同时却又需一以贯之。这“一”便是文采。言之有物，言之有文，是一份思想性刊物的最高标准。而能达到这一标准的刊物，放之世界，也只能说是屈指可数。也正因此，《读书》杂志确实将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一席之地。

他在三联时期自然也推出了不少极有影响的图书。从“畅销书”的角度看，“蔡志忠作品系列”，瓦西列夫的《情爱论》，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杨绛的《洗澡》都可列入当时的年度畅销书，这充分说明了主事者敏锐的市场眼光。在那个文化还并未充分商品化的年代，沈昌文先人一步，以商业的眼光包装文化、普惠大众，称得上是现在正活跃的年轻一代出版商的“前辈”。对这一点，他其实是颇有自觉的。2007年他在上海书店出版社所出的一本文集，题目即为《书商的旧梦》，可谓夫子自道了。

从“学术文化”的角度看，他主政时期所出版的“读书文丛”“美国文库”“文化生活译丛”“美国文化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文化：中国与世界”论丛、“新知文库”“巴金译文选集”等等，也都风靡一时，不少作品至今仍以不同形式再版，为新一代读者所知。

不过时势很快便有变化，多数那个时期的学术作品和译文，尽管开一时风气之先，毕竟有资料掌握上的局限，不久便被新一代的作者和译本所替代。文化和文学读物的生命力当然更强，但是呈现手法也发生了转向。更为专业的文学出版路向，以及更为商业化的大众文学读物逐渐占据了上风，取代了80年代所流行的“文化出版”。

对沈昌文来说，他所心心向往的，恐怕还是纳百川而汇之的“海派”路数。从出版的角度看，这种路数更接近于以提升公民修养为己任的大众通识出版。诸如日本的文库本，英美世界的企鹅经典，20世纪30年代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以及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牛津简介丛书”（Very Short Introductions），都可算是这类出版的典范代表。相较而言，沈昌文主持三联时期的“文化生活译丛”，固然也有这方面的倾向，但在品种规模和内容选取等方面，还有着相当程度的差异。这或许也是他在“三联时期”虽然已经达到出版界的高峰，却仍不满足的遗憾之处。

“黄金时期”

不过与其他同辈人不同的是，他在退休之后，继续从事出版工作，以展宏图。他与辽教出版社的系列合作，包括出版《万象》杂志与“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等等，都可说是同一理路的延续。沈昌文自称与辽教出版社合作的这段时间是他的“黄金时期”，估计就是因为俞晓群的放任自流，让他的“海派”出版思路终于得到了充分的呈现。

沈昌文先生退休前后，其对三联书店都保持了持久的精神影响力。北京三联书店在沈先生退休之后，到21世纪初所出版的一系列作品集，对当代读者影响最巨，诸如“金庸全集”“高阳作品集”“黄仁宇作品集”“钱穆作品集”“张光直作品集”“余英时作品集”“钱钟书作品集”“陈寅恪作品集”“林达作品集”“宇文所安作品集”等等。这些图书和作者，有许多并非首先在三联书店推出，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1982年首次出版于中华书局，钱穆的不同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曾分别于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高阳的书更是早于1984年便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先行出版。不过，三联的隆重推出却往往直接推动或提升了作者的社会知名度，让学者有了大众的文化亲和力，让通俗文人登堂入室，有了学者的气质，从而令一般读者也愿倾囊相购。这可说是北京三联书店对中国读书人的最大贡献。

沈昌文与辽教出版社的一系列合作，尽管也引发了读书界一定程度的反响，但与“三联时期”的影响力相比，毕竟不可同日而语。这当中有出版社的品牌因素，但更重要的，可能还是整体环境的变化。市场上可供选择的品种大幅增加，图书作为一种商品，迅速转化为买方市场。融合各方各家于一炉的文化丛书很难再受到读者的全力关注。读者更愿意的是，从中选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主题进行阅读，而不是出版方出一本便买一本。

也因此，以提升公民修养为己任的通识读物，必须在进一步的转向和下沉后才可生存。但就21世纪之后的实际情况而言，中国图书市场并没有产生可填补这一空白的读物。我还记得，在出版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通俗读物《科举》一书后，引发了不少市场反响。有些读者甚至直接向我反映，此书改变了他们对科举制度的看法，颇为受益。实际上，此书日文原作出版于1963年，已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作品，少许地方还由于历史原因，存在知识性错误。但它仍能引发今天的中国读者的回应，可见市场上这类“大家小书”的稀缺程度。

这也暗合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文化”转向“学术”的社会思想趋向。学者转向学院内部，以撰写专业文章为己任，学院与公众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裂缝。这一点并非中国所独有，或许也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但人们并不能以此便可推卸自己的责任。思想产品为社会之公器，若只为行业内自娱自乐，又何必耗费纳税人的资源。

最近十年，由于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涌现了大量基于互联网的知识学习工具，诸如“维基百科”“谷歌学者”“知乎”“网络公开课”等，微博与微信上也有不少类似的科普“博主”。这些新媒体手法有其独到之处，大量多媒体的运用能更直观地展现知识，对知识的细分程度也远远超过传统纸质出版物，且可供浏览者即时所用，已成为学习者所不可少的助手。不过就对某类知识的深度完整了解而言，到目前还没有比阅读一本深入浅出的通识性读物更好的途径。这或许也是图书在互联网时代仍然可以存在的一个原因。

行文至此，我不禁想起沈公75岁之际，他的孙女为他画的画像：一个快乐的老头，背着书包，拎着两捆书，活脱脱一个卖书翁。或许在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卖书翁。

（作者为出版工作者；编辑：臧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