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跨国制药公司来说，2020年11月10日落下帷幕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就是一场“斗秀场”：药企们一边展出自家明星产品，一边宣布未来在中国市场的雄伟计划。
武田制药希望未来五年在中国上市15款以上创新药物；诺华在未来四年内将引进50多款新药到中国；阿斯利康计划未来五年内,引进55个创新药和适应症到中国,并将来自新药的收入占在华收入的比例达到60%；辉瑞则提出了一个连内部人都觉得“激进”的“80% & 80%”战略目标，三年内中国参加超过80%的全球早期以及关键临床研究，80%的项目引进中国。
在中国市场，肿瘤药物的竞争几乎演变成一个“猎场”，药企们抢着研发、做临床、申请上市，参与医保谈判，对“带量采购”左右观望。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新发400万癌症患者。中国在癌症诊疗上的支出约90亿美元；中国的肺癌市场占全球37%，胃癌为44%，肝癌为52%。
药品审评审批改革、医保谈判常态化、建立新药专利权期限补充制度等一系列政策端的变革，对药品市场整体利好。可各家跨国药企，对政策的理解与反应各不相同，也决定了在中国市场上不一样的决心与策略。
谁在肿瘤药物上领先？
全球有700多家公司正在开展抗癌药的临床研发。在2018年全球药品销售额超过500亿美元的33家大型制药公司中，28家有丰富的肿瘤药管线。
药品行业“产品为王”，一款明星产品常可以撑起大块业绩。
罗氏一直是全球肿瘤领域的领头羊，有三款肿瘤药物——贝伐珠单抗、利妥昔单抗、曲妥珠单抗，被称为“三驾马车”，占罗氏2020年上半年销售收入的32%。仅贝伐珠单抗就实现了约31亿美元，再加上PD-L1产品与乳腺癌药物，肿瘤药物驱动了罗氏上半年的销售业绩。
然而，罗氏在今年遭到最直接的挑战。据Evaluate Pharma的报告，随着去年BMS和新基的合并，从2020年起，这一维系多年的格局或将发生改变，BMS将在肿瘤领域发起强势冲击，甚至有超越罗氏的可能。
中国市场上，进口肿瘤产品被五六家跨国药企把持。肺癌领域有罗氏、辉瑞、诺华、阿斯利康“混战”，罗氏在乳腺癌领域占有最大的优势，血液肿瘤药物则诺华、新基优势最明显。
阿斯利康2019年在中国区实现了48.80亿美元的销售业绩，占全球收入比重超过20%，三代EGFR抑制剂奥希替尼功不可没，其年报显示，该药7.62亿美元的新兴市场收入，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市场。
2020年上半年，阿斯利康肿瘤产品收入53.24亿美元，同比增长31%。其中非小细胞肺癌治疗药泰瑞沙，销售额达20.16亿美元；PD-L1单抗英飞凡销售额达9.54亿美元，增长52%。
百时美施贵宝，2020年上半年制药营收达到209.1亿美元，其中PD-1抗癌药Opdivo实现34.2亿美元营收，比2019年同期增长6%。
强生2020年上半年390.27亿美元的全球营收中，肿瘤药物贡献了58.04亿美元，仅多发性骨髓瘤药物Darzalex，就实现了18.38亿美元营收。
诺华2020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全球营收236.3亿美元，同比增长3%，创新药物增长5%，乳腺癌药物Kisqali等驱动了创新药营收的增长。
适合中国市场的药物
跨国药企加紧研发，希望更多的肿瘤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柳叶刀》2019年的一篇综述显示，从2009年到2018年的十年间，700多个候选肿瘤药物的1500多个临床试验在中国进行，其中40%是小分子药物。
事实上，抗癌药研发的成功率从2017年的11.7%下降至2018年的8.0%，仍阻挡不了巨头们加码研发。在2018年，全球处于研发后期的药物管线数量达到849个，比2013年增长了63%。
在肿瘤研发管线中，罗氏研发管线占比最高，达到56%；其次是阿斯利康，有56个研发管线，占比达到54%；辉瑞肿瘤占比目前管线42%，已上市19个肿瘤产品，在研40项；诺华已经精简到165个研发管线，肿瘤管线占比为39%；礼来的研发管线，没有实现肿瘤优先，免疫和糖尿病领域的比重超过肿瘤，后者只占22%。
抗癌症药物早已进入精准治疗的时代，对特殊靶点的追求超越癌种的局限。
2018年11月底，拜耳研发的Vitrakvi，是全球首个在美获批的跨多种肿瘤药物。这是一款口服TRK抑制药物，治疗携带NTRK基因融合的肿瘤，适用带特定突变的多种癌症。
当年获批时，曾被解读为“广谱抗癌药”。然而，在美国实体瘤患者中，只有不到1%的患者存在NTRK基因融合突变。“Vitrakvi不能算是广谱抗癌药，一定要有基因突变。”拜耳中国处方药事业部中国医学部副总裁郎志慧告诉《财经》记者，该药在中国市场需要进行单独的临床试验，完成之后会提交上市申请。
扩增中国的研发团队，也是跨国药企展示对中国市场决心的一方面。而在华市场份额与政策环境的变化等，促成了药企的不同选择。
有的公司将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升级为全球创新中心，从过去只能参与全球研发转变为有能力引领全球研发；有的公司将在中国设立的创新中心，以平台式孵化器的方式与国内创新研发企业合作；也有的公司关闭在华研发中心。
“从行业整体看，跨国公司中国研发中心的自主权太小。”武田中国医学事务部负责人陈杰告诉《财经》记者，跨国药企常常以欧美市场为主导，研发首先要满足欧洲、美国与日本市场，大多跨国药企在华营收占全球的比例不到10%，“如果像阿斯利康那样达到20%以上，自然会匹配到更大话语权、更多策略”。
药物的研发，是一个发现与发明结合在一起的过程。前期的发现工作，包括临床前的体外实验等，偏重基础研究，像是大海捞针，通常由实验室来承担，由生物科学家、化学科学家、制药科学家主导。
“药企实验室都有自己的一块专长，无论公司多大，这方面人才都是有限的。”辉瑞中国研发中心总经理陈朝华告诉《财经》记者，有些创新的机制，可以在行业生态里寻求合作，“产出的效率更高”。辉瑞的肿瘤药物研发，以美国的实验室为主，在中国还没有设置实验室。
跨国药企的机会来了？
在陈杰看来，中国的一系列改革，让药企多了一些到中国来做研发的意愿。
2016年以前，一个临床批件审批要用18个到20个月，常常总部的上市批件已经做完了，在中国还没拿到临床批件。“这是拖后腿的。”陈杰说，过去药企七八年都没机会谈医保，全靠自费，“一切都在向利好改变”。
2020年度的医保准入谈判在即，又到了药企们摩拳擦掌、衡量降价与保量关系的紧张时刻。
国家医保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共有751个药品通过形式审查，其中包括2018年国家医保局首次组织谈判的17种抗癌药。这17种药的协议期即将于2020年12月31日到期。
2018年，经过三个多月的首次谈判，17种抗癌药纳入医保报销目录。17个药品中包括12个实体肿瘤药和5个血液肿瘤药，涉及非小细胞肺癌、肾癌、结直肠癌、黑色素瘤、淋巴瘤等多个癌种。
与平均零售价相比，17个谈判药品平均降幅达56.7%，大部分进口药品谈判后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家或地区市场价格。非小细胞肺癌药物奥希替尼降幅最大，80毫克装从1760元，降至510元，降幅达71%。据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PDB药物综合数据库统计，奥希替尼2019年在700多家样本医院终端共卖了10.04亿元，同比增长989.40%。
2019年的国家医保谈判，22种抗癌药纳入医保报销目录，相比零售价，平均降价65%。
经过国家医保谈判，进入医保目录，虽然并不一定保证销售的必然提升，但药企考虑的不只是一款药协议期的销售收入。“国谈成功可以在政策层面扩大产品市场影响力，加快进地方医保、医院的进度。”一名药企负责人说，也为后续工作带来更多益处，“比如药品扩大适应症的审批、进医保，未来DRGs付费等”。
另一项政策可以决定一款药的市场份额，甚至决定一家小公司的生死，那便是国家药品集采政策。
量价挂钩、以量换价，为了保证中标产品的销量与回款，监管部门甚至对不按规定采购、使用药品的医院制定了惩戒措施，医保基金向医院预付至少30%采购金。可对于掌握原研药的外企来说，有时说不好这到底是“甜蜜”还是“负担”。
从2018年开始的国家药品集采，三年来中选的药品平均降价幅度达54%。2018年第一批25种药，平均降价55%；2020年第二批32种药，平均降价53%；第三批55种药，平均降价53%。
在2020年8月份的第三次国家药品集采中，外资企业几乎集体“大撤退”。采取了高价、现价报价措施，少部分象征性选择降价10%左右，几乎等同于直接放弃集采市场。多家原研药企的报价直接超出最高限价，甚至高达1132%，显然放弃中标机会。
晚期乳腺癌治疗药物阿那曲唑片，原研药一度占据中国市场80%的份额，阿斯利康给出了每片29.929元的价格，超出该品种最高有效申报价的237.9%。
这与此前跨国药企的业绩之忧不无关系。拜耳在第二批国家集采中，报出了每片阿卡波糖0.18元的低价，不过其销售额也大幅下滑。2020年半年报，拜耳糖尿病药物拜唐苹（通用名阿卡波糖）全球销售额下降了73.8%。
即使放弃中标，它们也前来参与。“由于采购规则是N-1家企业中标，因此有多少家企业参与，直接影响有多少企业中标。重在参与成为了一种行业默契，所以大部分跨国药企也会到场报价。”一名医药行业分析师对《财经》记者说。
国家集采采取淘汰机制，3家竞标中2家，5家竞标中4家，大体上为N-1中标。市场份额划分是，中标1家，给予全部市场50％的量，中标2家给予60％的量，中标3家给予70％的量，中标4家以上的给予80％的量。
与第二批集采相比，第三次集采招标中，多家外资药企报价降幅甚小，仅有卫材的甲钴胺片、优时比的左乙拉西坦注射液、辉瑞的利奈唑胺片，这三个原研品种中标。拜耳、葛兰素史克、默沙东、阿斯利康等出局。
“任何一个失去专利保护期的产品，竞争都非常残酷。”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执行委员会主席、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总裁安思嘉告诉《财经》记者，中国近几年在医药审批、监管等方面的政策和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面对这种变化，“每个公司应对和反应的情况、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对制药公司来讲，集采会带来比较大的挑战”。
在陈杰看来，跨国药企的机会来了，但是有的公司赶得上，有的公司没赶上。
“各家对中国政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陈杰告诉《财经》记者，对14亿人口的市场、“健康中国2030”战略等，“大家（跨国药企）都理解了，但一到落地，到不同的病种上，理解就会不一样，也决定了在中国市场的决心与具体策略”。
政策是市场情势的一部分，“尤其在中国市场，医保作为最大的买单方、支付方，公立医院是患者就医用药的主要机构，我们只能遵循规则”。一家药企市场部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对于那些深耕中国市场，尤其是中国区营收占全球大比重的跨国药企，不会特别计算一款药短期内的城池得失，会更注重所有产品线的整体营收和未来新药、新适应症的准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