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疫情期间，政府支出增加成为管理公共卫生、支持失薪家庭、保护可能破产的企业从而防止产出和就业的长期损失的关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敦促决策者“花钱但要拿好收据”。类似地，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也提醒我们：“首先你要担心这场战争，然后要弄明白如何为这场战争买单。”

这些是对财政基础稳固的靠谱建议，但对其他国家来说，增加支出的长期风险极高。2008年，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指出，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部分要归功于社会和资本支出的质量。其中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储蓄水平接近或与投资水平相当，因此其经常项目赤字很小。

但如今，有许多国家并不是公共资源的高效管理者，原因在于项目选择和落实不力，社会支出定位不明，补贴浪费，或腐败严重。世界银行和IMF拥有很有效的工具衡量公共支出质量。对于治理记录不佳的政府，单纯的借贷和支出可能并非最佳选择。

毕竟，当政府因为支出不审慎而债台高筑时，老百姓就得不到很好的服务。对这些国家来说，在出口受抑、汇率承压的情况下借入硬通货，将增加未来发生债务重组的可能，让IMF等国际金融机构面对棘手的难题，因为它们现在正在敦促增加无条件支出。

经济增长依赖于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所带来的高回报。在这些领域进行明智投资的国家实现了经济财富增加，而投资不力的国家背负了更多的债务，特别是如果债务是以外币计价的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本国资本市场借贷余地有限，因此，任何额外的支出都可能需要依赖外部和商业融资。

在当今低利率环境中，人们常常认为，只要借贷成本低于增长率，增加债务融资支出便是有意义的。这一观点对于富裕国家或许不无道理，但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环境中就比较危险。在这些经济体，效率和支出质量等因素至关重要。这些问题不可忽视，因为它们可能增加未来债务负担，降低长期成功发展的机会。此外，还有更有效的办法解决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所面临的财政困境，包括提高面向弱势群体的定向援助规模、延长IMF贷款的期限、将IMF和世界银行的包括财务表现指标的计划相结合等。

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后，布雷顿森林机构合作制定了中期政策框架，以提供新融资和保证资金用于有意义的发展计划。现在可以重新利用这些政策框架，为债权人提供更大的保证，关键结构性瓶颈和治理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对于担心这些条件的人而言，如果要未雨绸缪地进行债务期限调整，借款人必须拿出增长和债务可持续性框架，可在第三方的指导下制定和实施。

当然，既能提供长期纾困，又能解决财政空缺和不可持续的债务的框架，需要改善国际金融机制，从而让债务偿还实现可持续性。与此前的减债操作（重债穷国计划和多边债务纾困计划）相反，当前环境表明债务危机负担将主要落在中等收入借款人头上。因此，需要新的债务期限调整架构，积极纳入商业贷款人。

所有这些计划都必须得到G20的认可，G20同意已经致力于新的全球债务重组框架。这一方针必须在形式上包括所有主要债权国。加入这一操作符合所有债权人的利益，不管是避免免费搭车者问题，还是确保债务信息的透明度。

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手段。如果不果断行动，发展中国家就有可能在后疫情时代进入失去的几年乃至几十年。在疫情经济中，财政冲击吸收器、有效的公共支出，以及未雨绸缪地调整不可持续的债务偿还的新工具，都是必要响应手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0；编辑：许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