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战后影响面最大的全球性事件之一。疫情引发的问题、分歧、矛盾或冲突，是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再次严重冲击了二战之后形成的世界发展格局和全球经济秩序。从全球治理体系、投资贸易体系、发展模式、科技颠覆、地缘政治等诸多方面看，世界已处于剧烈动荡的大变局中。
面对当前局势，中国审时度势提出了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思路。发展离不开更为稳定与友善的国际环境。在充满动荡与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如何为“双循环”战略营造一个更为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
地缘政治与全球治理体系
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构建于二战之后的世界发展格局基础之上。冷战结束后，世界发展格局变为“一超多强”，形成了美国主导、各国广泛参与并由各类国际组织专业化协作与管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美国是许多国际组织的核心“创始人”，或是出资额最多的“大股东”，承担了必要的“责任”，也做实了其全球领导者地位。
近年来，全球治理体系的作用越来越趋于低效。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奉行“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先后退出了多个国际组织。美国“退群”导致全球治理“群龙无首”，“大股东”不关心“地球村”的发展会产生一系列问题。例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战后影响面最大的全球性事件之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一次重大挑战。本来，各国应精诚合作，共同抗疫，并致力于早日恢复世界经济的发展。然而从各经济体的表现看，彼此间不仅缺乏真诚合作，反而各自为战甚至相互指责与拆台。这种局面充分凸显了全球治理体系及其协调机制的无效。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的“分裂”趋势，以下三个方面可能值得重点关注。
第一，全球治理体系更加撕裂甚至走向崩溃。“美国优先”及“退群”的做法事实上宣告，美国暂时放弃了二战后由其主导建立的世界发展格局与秩序的领导者地位，美国“一股独大”主义的全球治理体系时代也被特朗普按下了“暂停键”。未来，依靠整体性的全球治理体系及各类国际组织协商解决全球重大发展议题，通过全球共识来化解矛盾冲突应对全球挑战的有效性或将大大降低，各经济体间合作发展的挑战可能会越来越大，潜在矛盾与冲突也可能越来越多。
第二，地缘政治风险越来越大。全球治理体系“失灵”，加上单边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等日渐盛行，地缘政治摩擦与矛盾可能会越来越多。此次全球疫情冲击后，地缘政治风险会进一步加大。
第三，中美关系面临重大的挑战。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稳定的中美关系对世界经济举足轻重，中美合作则多赢，反之可能导致全世界满盘皆输。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再崛起，中国和美国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竞争与纠纷，双方的分歧似乎越来越大。美国挑起的“中美脱钩”及所谓的“新冷战”可能会成为世界经济与发展的一个系统性风险。2020年底，美国将迎来新一届大选。与特朗普单打独斗、靠一己之力“手撕”世界的做法不同，从过往经验和方法看，民主党及其竞选人拜登或许会更加注重意识形态的差异，也更加善于构建国际联盟。如果拜登上台，很可能利用美国的国际联盟加上意识形态分立，进一步推动“中美脱钩”及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脱钩”。总而言之，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中美关系逆向而行的大趋势或许不会有大的变化。
全球投资贸易体系变革
现有的全球投资贸易体系形成于二战之后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分工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基础之上，WTO机制发挥了关键性作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社会将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矛盾简单地归结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恶果，经济全球化及中国再崛起等话题成了一些西方经济体内部各种问题的一个“替罪羊”。由此，产生了突出的导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意识。长期看，这种趋势对经济全球化和WTO体系都构成了重大挑战。
美国是经济全球化和WTO体系的建构者和主要推动者。特朗普政府主张“美国优先”、“退群”、打击主要贸易伙伴与重修许多重大贸易协议、挑起贸易争端、加剧地缘政治矛盾等种种做法，表现出对WTO规则及其经济秩序缺乏最基本的尊重。
某种意义上讲，特朗普政府加速了WTO解体，此次疫情则或许彻底宣告了WTO时代的正式结束。在大变革的趋势下，世界经济或许已进入到“后WTO时代”，全球投资贸易体系将可能呈现一些新的趋势。
首先，更多的经济体可能会选择“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突如其来的疫情和隔离政策导致物资短缺，凸显了相互依赖的全球化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也引发了经济及生产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国的担忧。未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比如美国、法国、日本与印度）可能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将许多产业和产品贴上战略性和涉及国家安全的标签。一方面，努力实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经济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以此为借口实施投资限制和贸易保护，加大了市场准入难度和经济交易的成本。
其次，类似于WTO的新的全球性投资贸易体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或难以成型，多边、双边和区域性的投资与贸易协议或将成为主流。尽管依靠现有的WTO体系支撑的全球投资贸易体系时代结束了，但在全球治理体系土崩瓦解的背景下，加上中美关系充满不确定性及恶化，在短时期内迅速建立一个新的全球投资贸易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局面下，未来的双边、多边和区域性的投资与贸易协议或将不断涌现。
尽管疫情冲击可能加速上述两大趋势变革，但笔者认为，经过几十年的全球产业分工和经济一体化，事实上已经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可以拥有全面、完整的产业链及全流程、全域的经济生产能力。践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难度非常大，而对于中小经济体来说这种战法几乎是不可行的。在新的世界发展格局下，能够依托自身庞大的内部市场（经济总量和消费人口）更为重视打造相对独立且完整的产业链，构建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在全球新格局下,依靠内外双循环以支持中国持续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综合看，在新的世界发展格局下，主要经济体中的美国和日本的全球产业链调整可能要经历相对比较长的时间；从产业链完整性、工业门类齐全、经济总量和人口规模等要素看，欧盟和中国在应对后WTO时代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挑战具有一定的结构性优势。
中国应对之策的思考
在百年未有之全球大变局下，挑战中也蕴藏着巨大的战略机遇。中国审时度势，提出了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思路。结合上文所述对世界发展新格局的观察，笔者对如何营造优势的外部发展环境以更好支撑“双循环”战略做了如下思考。
第一，经济利益助力合纵连横，广交朋友以营造友善与和平的国际发展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利益是中国在世界上广交朋友的一个基石。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商品贸易出口占全球比重约13％，进口占比约11％。可以说，“中国制造”和“中国消费”是中国合纵连横的强大经济基础。近年来，中国在深化改革与扩大对外开放方面进展巨大，包括自贸区建设、外商投资负面清单、金融和汽车等产业扩大开放、上海进博会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一带一路”国策深耕细作也取得了阶段性成就。这些努力对于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的吸引力，巩固中国与世界各经济体的投资和贸易关系等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有助于扩大并夯实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朋友圈”。
不过，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在新的形势下只强调利用经济利益发展朋友关系可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澳大利亚在经济与贸易上对中国的依赖远高于美国，中澳之间无可置疑存在巨大商贸纽带关系。然而，近年来在许多地缘政治、国际治理及国家安全等敏感性问题上，澳大利亚几乎全部都站在美国的立场。比如最近在华为问题上，澳大利亚先于美国开“第一枪”，成为全球第一个禁止华为等中国供应商为其提供5G设备的国家。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澳大利亚主动与美国、法国、德国、新西兰等盟友沟通，牵头脱离WHO，展开所谓的针对中国的“国际调查”。
面向未来，我们在强大的经济贸易利益基础上，可能需要更多地重视非经济利益元素以改善、发展与加强中国的国际关系。这些非经济元素的一部分，可以包括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的“软实力”概念。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感召力的因素，包括政治价值观、文化及外交政策等。当今世界，不同经济体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宗教与信仰及价值观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每个经济体所关注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及对各个非经济元素的重视度也各有不同。面对当前的全球大变局，中国可以通过更有穿透力的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元素组合拳，合纵连横，广交朋友，更多地交真朋友，全面扩大并夯实中国在世界的铁杆“朋友圈”，为“双循环“战略构建更为和平、友善及稳定的国际环境。
第二，加快发展双边和多边投资贸易关系，将“儒家经济圈”（CES）发展成为一个战略着力点。
未来实现上述战略目标，中国应全面加快双边和多边投资贸易关系的谈判，在全球投资与贸易体系中合纵连横跑马圈地，以后WTO时代的全球大循环呼应国内的新一轮改革与开放。从文化和地缘关系角度看，着力发展“儒家经济圈”（Confucian Economic Sphere，or CES）可以成为中国的一个重要战略抓手。2017年底，借鉴“盎格鲁圈”（Anglo Sphere）的提法，笔者提出了“儒家经济圈”概念，指儒家文化在社会文明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都对儒家文化有较高的认同感。儒家经济圈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越南八个经济体。
儒家经济圈的经济总量庞大，内部经贸关系耦合度高，长期发展潜力巨大。1）经济方面，按IMF数据，2019年儒家经济圈GDP总量为22.7万亿美元，全球占比升至26.7％（美国为21.4万亿美元，欧盟降至18.4万亿美元）。2）贸易方面，2019年儒家经济圈商品贸易总额占全球比重为27.8％，远高于美国（10.9％），低于欧盟（32.8％）。其中，儒家经济圈成员内部商品贸易比重较高（出口内部贸易占比40.7％，进口占比45.2％），与欧盟（内部商品贸易占比64％）相比仍有很大发展空间。3）在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中，儒家经济圈企业数量达202家，占比达40.4％，营收额占全部500强企业总营收的38.7％。
在儒家经济圈的基础之上，中国还可以进一步延伸区域化战略。
其一，从儒家经济圈到包含东盟的东亚。本文的东亚包括中日韩及东盟十国（10+3）。东亚与北美、西欧（欧盟）并成为全球最大的三大经济中心，且近年来东亚已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展重心。2019年，东亚地区GDP总量达到24.3万亿美元，全球占比为27.6％。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地区的经贸关系愈加紧密。2020年一季度，中国与东盟（ASEAN）的商品贸易突破1400亿美元，东盟超越欧盟第一次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未来，通过大力发展儒家经济圈（CES），构建“CES+ASEAN”融合发展机制，同时加速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进而形成更为全面的以及更有深度的东亚经济一体化合作。正如李克强总理所指出，“中日韩是近邻，我们愿意在大循环中建立中日韩小循环。”同理，在后WTO时代被重构的世界大循环中积极建立东亚循环，打造一个经济协作与文化融合的社会经济发展新极地，将有助于中国应对后WTO时代的挑战。
其二，从东亚到世界。依托儒家经济圈及东亚经济的整体协同效应，中国可以积极参与并推动各类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经济合作发展计划，进一步扩大国际循环的范围。在区域贸易协定方面，中国正积极推动发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全球市场方面，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对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ProgressiveTrans-PacificPartnership，CPTPP）持积极开放的态度。
我们还应从更高战略层面重视与欧盟的商贸关系，努力将欧盟发展成为后WTO时代中国的一个核心经济伙伴。欧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集团，其商品贸易全球占比约32％。欧盟无可置疑是全球商品贸易的龙头老大。因此，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高度重视并积极与欧盟构建更为深入的贸易与投资关系。例如，美国奥巴马政府于2013年6月启动与欧盟谈判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将其视为美国制衡中国及构建新WTO体系的重要一环。2018年7月，日本先行一步，与欧盟在东京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共同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关系。
自2012年2月第十四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提出，到2013年11月第十六次中欧峰会启动，中国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hina-EUComprehensiveAgreementonInvestment，or CAI）谈判视为中欧关系中的重要优先事项之一。截至2020年6月，双方已进行了29论谈判。一旦协议达成，CAI将取代中国与欧盟27个成员国中的26个国家（除爱尔兰）之间订立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lateralInvestment，BIT）。全面加强与欧盟的经贸关系，构建一个类似于日本与欧盟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于应对全球投资贸易体系大变革及“中美脱钩”都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综上所述，世界正处于百年之未有的大变局时期。中国可能需要新视野、新格局、新思维和新对策来应对这个新时代的到来。取势于中国全球贸易大国的地位以及在“一带一路”多年发展的成果，以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元素双管齐下，夯实与拓展中国和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关系。通过构建核心节点的多边和双边的投资与贸易关系，在后WTO时代的新格局中合纵连横，为中国企业开拓全球市场、整合全球资源搭建更多更好的桥梁与平台，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拓展更大及更友善的国际空间。这些努力，也有助于应对“中美脱钩”风险及潜在的“新冷战”，瓦解美国企图建立的反华或排华联盟。
（作者为长江商学院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