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会造成灾祸，但机遇也会潜伏其间。如各方能通力合作、彼此容让，则这场疫病大流行就可以成为一个绝佳契机，能促使大家接受过往已经铸成的错误，甩掉包袱向前走，创建更美好的未来。以香港为例，要达成政治合作、妥协或和解却为何如此困难？

香港能否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取决于政治是否稳定。一如贝鲁特的旧事所呈现，因为堕入暴力纷争，才无可挽回地摧毁了其作为中东金融和文化中心的地位。连末代港督彭定康也认为，暴力途径不可能带来什么好结果。

尽管香港对新冠疫情的处置足以垂范他地（伦敦或纽约都难望其项背），但抗议与暴力行为沉渣泛起，打破了疫情期间因隔离而造就的短暂而脆弱的平和氛围。如今连高中生都参与抗议和暴力行为，表明政治毒药渗透太深，单靠警队的行动已无法遏制。对峙双方均如对待死敌一样相互谴责，听不进一切奉劝合作的声音。

显而易见，要摆脱由抗议和暴力造成的创伤，就应进入康复进程。但即便是一位和谈专家，又将何以促成这样的和解进程？

奥斯陆和平研究所的创始人、挪威教授约翰·加尔通，是一位和平与冲突研究领域的权威人士。他认为，取径和平手段以促成冲突改弦易辙，需要确认冲突中的两方：受害者和作恶者；其结果存在四种可能：甲赢，乙输；乙赢，甲输；甲乙双方均未做好准备，只能推迟和解进程；勉强促成妥协结果，当事各方均不满意。这种“坐标系”的横轴是当事双方，纵轴是和平或冲突。加尔通建议，要达成双赢的和平解决方案，就必须有一个调解人（或调解机制），以令双方坚信，和平才是唯一可行的前进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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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情况颇为独特，直到去年发生暴力事件之前，大多数局外人都视香港的非暴力抗议活动为社会文明和成熟的标志。等到暴力弥漫，两极分化迅速升级，不论抗议者还是警察都感到自己受害太深，互相指责对方过度使用暴力。即便法庭也无法保持中立，因为相关的争议已经不是简单的法条与举证问题，其根柢是政治和根本法上的分歧，有待以政治途径解决。

真正的问题是，在“一国两制”制度下，香港居民认为“两制”高于“一国”，而政治现实则是“两制”在法律上应该从属于“一国”。如果香港只是一个内地城市，事情就简单多了，但它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必然掺杂进国际关系层面的因素。

用加尔通的术语来说，适用于香港的内地“坐标系”嵌套在更大的中国的全球“坐标系”之中，而中国与美国的复杂关系又牵涉其间。相比内地，香港是中国国内事务的较小参与者，美国则在全球博弈中占据着上风。在香港事务上，争执双方将自己描绘成受害者；但美国则凭借其在经济、金融和军事力量上的主导优势，不容置疑地对中国施以惩罚性关税和制裁。香港的“坐标系”中找不到中立调解者，因为中国是主权国家；美国则拒绝承认任何中立的调解，例如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现在形势已经明朗，全国“两会”上，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这表明北京不允许香港的政治动荡影响到国家安全。

正如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在其关于中美竞争的新书中正确指出的那样，双方都高估了自己的优势，同时低估了对方的实力。如果双方的关系只是经济关系，则争议可以通过理性的讨论来解决。但中国在政治上无法接受美国以自己的形象为样板来改变中国。此外，北京不想让香港被扯进中美之间的龃龉，如果香港成为一枚政治棋子，将严重威胁它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大量就业机会。事实上，如果美国打算迫使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退市，那么这些企业将纷纷转赴香港上市，提振香港的股票市场。

加尔通认为，要调和不同的观点，需要物质重建、解决方案及和解进程。香港是一个富裕的城市，可以迅速进行物质重建，但令误入歧途者改过自新和受伤害者走向康复，却会困难重重。更进一步，导致极化现象的根本问题有待发现并予以解决，例如住房和收入方面的不平等。最后，香港与内地之间，以及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和解，需要坦率的对话，以找到可以建立起共识的领域。

围绕疫情大流行所展开的相互指责已经证明，沉溺于口舌之争带不来光明前途。如果我们都是全球和平与人类生存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就必须找到治愈伤痛与达成和解的正确框架。后“新冠疫情”的世界将大不同于往昔，因为许多工作机会和企业都将被摧毁。全球化遭到削弱，但不一定就会导向本地化。疫情大流行表明，不能为了姑息个人自由而置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安危于不顾。当疫情大流行摧毁旧秩序时，也有好消息，那就是在科学、医学和民众等领域和层面上，仍然存在着堪称模范的合作与善意。

通往和平与团结的每一条道路，都始于个人之跬步。对一个团结的共同体或社会来说，没有什么道路难以企及，也没有什么磨难无法承受。疫情大流行教会了我们拥抱谦逊，因为正是狂悖将旧秩序引向不归路。这才是历史真正的主题——危机和机遇不是二元对立而是祸福相倚。

（本文所述，完全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翻译：臧博；编辑：袁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