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在中国文化史上举足轻重。整个清王朝时期，举凡中国历史上所出现过的主要学术流派，如理学、汉学、今文经学、阳明学乃至湮没多时的诸子学等，都在清代文化史上先后复兴。不仅中国传统学术，明末所引入西方天文学等也在清代得以延续，鸦片战争之后国人更是借助诸子学逐渐接受西学，中国文化也随之实现从“传统中变”到“传统外变”的转换。

换言之，清代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结，也是近代中国文化的开端。就前者而言，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当然是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的撰修。

合作、妥协乃至相互利用

时至今日，《四库全书》依然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源。不过，文化和思想虽然紧密结合，但仍有基本分野。学界对清王朝撰修《四库全书》的评价就能说明问题。

众所周知，《四库全书》的撰修一方面集大成地整理了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伴随着对“违碍”书籍的禁毁。历来学者多在充分肯定前者同时，批判且完全否定后者。持平而论，这样过于简单地将全部责任推给专制皇权，会相对忽略了其中皇帝、官僚、士人以及普通民众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美国学者盖博坚1989年荣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的《皇帝的四库：乾隆朝晚期的学者与国家》一书，就特别强调《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皇帝、官员与士人等在相关问题中互动关系的权威之作。

《皇帝的四库》聚焦于《四库全书》整个撰修过程中，皇帝、官员、士人乃至民众的相对一致之处，强调各方在相关事务中的合作面相。当然，这种合作并非没有矛盾和冲突，但《四库全书》作为国家大型学术项目的完成本身就是各方合作、妥协的结果。无论是国家主持编写大型学术图书，还是发起文字检查，都不是清代乾隆朝的首创。诚如作者所言，国家承担大型学术图书的编纂本身就是中国文化传统，参与到这一传统促成相关学术项目也是士人的责任。

为此，该书回顾了中国这一学术传统的发展，特别强调皇权和政府对学术文献享有特权，“对儒家经典的管理，以及对儒家经典进行修改的特权，是昭示某王朝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

作者以为，古代中国“从理论上来说，唯一合理的统治术便是德治，而德治的特征及其运行机制又是被儒家经典定义，并通过学者对儒家经典的注疏而得以阐发的”。如此，这种涉及王朝合法性的典籍管理和修改工作必然伴随相关文字审定，其极端自然就是文字狱。这是一个虽非全然有意，但却常常相伴而行的过程。

在中国古代，政治和学术紧密结合，皇帝不仅具有最后的政治决策权，也往往具有学术决策权。中国传统理想的皇帝是“圣王”，作为学术文化象征者的“圣人”也是其重要面相。这和近代以来学术独立的观念大相径庭。于是，从学术独立角度看到的政府对学术的控制，在中国传统中却可能是皇权和政府合法性职能的一部分。

盖博坚在本书中认为，在“儒家政府框架中，创造和争议是可能的”。中国传统儒家政府虽非近代国家政权，但有其自身合法性基础，不能简单以西方近代观念来衡量。《四库全书》撰修之时的乾隆朝，无疑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盛世，所谓满汉民族矛盾也较比此前要缓和。作者对此反复强调：这个时代给中国人带来一种史无前例的繁华与安全，朝廷内外的许多士人都认为远古的理想社会似乎实现了。

这也是《四库全书》撰修展开的背景：各学术派别借助皇帝实现自身目标；学者和官僚间虽偶有矛盾，但尚能和谐相处；为使皇帝认可各自理念，学派之间彼此角逐。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盖博坚强调皇帝、官员、士人等在《四库全书》修纂过程中的协作一致。他承认18世纪中国的学者与国家间确实存有差异，但更强调要关注被克服的矛盾，而非无法调和的冲突。为此，本书通过典型人物个案，清晰呈现了《四库全书》撰修过程中各方的合作、妥协乃至相互利用的历史图景，突破了既有认识。在作者笔下，朱筠作为周旋于皇权和士人之间的学术组织者，当1772年乾隆皇帝颁布诏令采集遗书时，就以考据学的名义鼓励藏书家积极响应皇帝号召。以戴震和邵晋涵为代表的乾嘉汉学或言考据学者，在《四库全书》撰修中起到学术中坚的作用；同时，作者还以姚鼐在四库馆中的际遇，讨论宋学学者的淡出，以及与考据学者间的竞争关系。

“创造和争议是可能的”

《四库全书》的撰修是文献学的学术盛典，长于考据且作为学术主流的汉学学者起中坚作用理所应该。但问题是，清代汉学不完全是作为“方法”的考据学，汉学学者也有自身的“思想”。他们在学术脉络中与清初顾炎武等密切相关，而顾炎武等与清政府观念有异。如此，朝廷在必须倚重汉学学者撰修《四库全书》的同时，必然会对其在“思想”观念上加以限制与引导。

作者对此也颇多强调。他考察了邵晋涵的成长背景，邵为《四库全书总目》所做提要稿的内容，以此彰显汉学者对清朝廷的态度。与此相应，作者指出，清朝廷一方面不希望过分夸大私人史学家如邵晋涵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开展了一场改变当时主流学术运动的系统活动。

作者注意到，许多人都发现，乾隆朝廷对“汉学运动”怀有不良企图，其中之一就是将“汉学运动”的焦点从“内容”转向“方法论”。清朝廷的目的是将汉学家的思想或政治论断，转化为与18世纪现实政治无关的“好古式”讨论。这一点颇似福柯笔下的“规训”。学界以往多关注对汉学的外在压力，没有太多注意到清政府相对软性的“引导”。

盖博坚避开学界在乾嘉汉学起源上的种种说法，直接讨论其与朝廷统治者间相对和谐的一面，以及得以兴起的社会经济背景。从思想角度而言，中国古代盛世时期在思想上要相对平庸；但就学术发展来说，稳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则至关重要。乾嘉汉学的主流确实是学术远大于思想，虽然出类拔萃者如戴震意识到必须从学术上升到思想，并写出《孟子字义疏证》这样的理论著作，但大多数考证学者均止于考证而已。

究其原因，功力不足所限，学术偏见使然，抑或社会政治环境的左右，不一而足。简言之，作为学术抑或学问技术手段的考据学，和清朝统治者并无冲突，在诸如《四库全书》编纂等过程中甚至为中流砥柱。由此，乾嘉汉学出现学术与思想两分，其对官方意识形态之理学，于思想上回避，在学术上不屑，坚守考据立场且以之自矜。

盖博坚于汉宋学术竞争之外，更系统考察与《四库全书》撰修相伴随的文字狱，很好地揭示了其中皇帝、官员、士人和民众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作者指出，1774年9月，采集图书善本和禁止违碍书籍的平衡被打破，乾隆皇帝转向采集和禁毁反满文献。

进入文字狱第二阶段，即1774年9月到1780年12月，图书审查迅速展开，且超出皇帝的预想。其中部分原因是所谓违碍图书的性质不明确，还有就是当时士人成功举报违碍图书的回报很高。图书审查活动为许多人提供了机会，他们为求获利撰写告发书并夸大其词。

对此，乾隆皇帝也逐渐认识到：“在草泽中私自啸咏者甚多，若必一一吹求，绳以律法，则诗以言志，反使人人自危，其将何以措手足耶？……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当然，这毕竟是一本形成于30多年前的著作，书中不少内容学界都已有新的研究。前文已经充分说明本书的新意，时至今日也依然足以引发人们对学者与政治和国家关系这一重大问题的思考。但是，不可讳言，本书多专题研究和个案探讨，相关问题的全面性非其主旨。读者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四库全书》的撰修过程及相关问题，可参考近年张升所著《四库全书馆研究》，此书是此领域非常好的综合性研究。笔者以为将盖博坚《皇帝的四库：乾隆朝晚期的学者与国家》与张升论著合观，必然会对《四库全书》撰修的相关问题有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盖博坚本书的核心命题“儒家政府框架中，创造和争议是可能的”无疑充满睿见，突破了后世对《四库全书》编修中文字狱等问题上冲突认知。学术研究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作者的睿见始于他对各方在《四库全书》撰修过程中一致性的强调，不过这一角度难免于无形中高估了来自皇帝和官方的“善意”。王汎森著《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对清代文字中“自我审查”现象的研究，对此可以有所补充。

简言之，士人等的“自我审查”，可能并不完全是皇帝或官方的主观意愿，但确是他们权力意志在士人和民众中的客观展开。《四库全书》撰修中另一方面内容的展开，固然有本书所强调士人和民众利用官方意志谋取自身利益的因素，但官方权力意志作为主导方，理应在文字狱带来的“失范”行为中负主要责任。

乾隆朝这一与文化盛况相伴的思想压抑，虽然不必为几十年后中国遭遇西方的全面挫败负主要责任，但认为这思想上的盛世平庸掩盖了问题，埋下了危机，应不为过。要不然，我们怎么理解道光十九年（1839年）龚自珍《已亥杂诗》所言：“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皇帝的四库：乾隆朝晚期的学者与国家》

(美)盖博坚著

郑云艳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