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0日，哈佛大学荣休教授、著名中国问题学者傅高义（Ezra F. Vogel）先生逝世，享年90岁。12月21日，冬至。这是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天，过去就该期待春天了。可惜，就在这一天听闻噩耗。

这天早晨，各个国关微信群里陆续传来了傅高义先生过世的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不能接受，搜了一下新闻，发现英文新闻还没出，便开始四处打听，多希望这是一个假消息。可惜，哈佛大学的康义德教授回复了一句“很不幸，这个消息是真的”。看着微信里此起彼伏的哀悼，回忆如斑驳的旧胶片电影，一帧帧重现。

“第二个费正清中心”

认识傅高义先生是在2011年，我第一次赴哈佛大学访学。他受邀参加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会，并留下来与我们进餐。当时不知道他那么有名，只见到一位笑眯眯的长者。我们托着纸质的餐盘，边吃边聊。他告诉我正在写一本关于邓小平的书，而我苦于博士论文还没有找到方向，便向他求助。他问了一个让我受益终身的问题。“What’s your puzzle？”（你想研究的问题是什么？）

说实话，我过去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从前总是想得非常宏观，看到一个大方向就开始搜集和整理材料。但这不是美国人做学问的方式。如果说东方的思维方式更强调“由大及小”，那么西方的思维方式更侧重“以小见大”。傅先生让我先找到一个问题，最好是与常理相悖的问题。这样一来，一旦能够解释清楚这个问题，也就同时推动了理论创新。这是先生给我上的第一课，也是很重要的一课。

后来，我开始在哈佛听课，像海绵一般四处吸收养分，每天都在寻找那个问题。直到3月的某一天，突然福至心灵找到了灵感。然后，就开始约这个方向的教授，希望能跟他们请教论文。可惜很多教授不是说没有空，要不然就说指导不了，不愿意多说。我在敲了多扇门之后，没有找到愿意辅导我的教授，于是试着给傅高义先生写了封邮件，想碰碰运气，没想到他竟然答应了。第一次去他家，才发现他的时间都是以15分钟来计算的，每过15分钟就有一位新的访客。由于他家总是宾客云集，被誉为“第二个费正清中心”。

先生给我上的第二课是听从内心的召唤，做自己热爱的事。他是这么多大牌教授里最真诚帮我实现梦想的人。我对美国外交决策过程非常感兴趣，尤其想研究人的思想是通过何种机制变成了外交政策。先生说他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无法帮我定写作大纲，但是非常敏锐地指出，如果我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可以找找兰普顿关于中国外交决策的文章来学习一下。我有一次偶然谈起现在研究美国的政治人物，想补一点关于官僚政治的课，他非常热情地给我发了书单，还把他当年写的中国建国后官员体系的文章发我分享。他愿意倾尽全力帮我联系他在华盛顿的朋友们。让我给他们写信，约时间采访。对一个四处碰壁，连门都还未入的学子，先生的帮助不啻于黑暗中的一道亮光。虽然先生忙于《邓小平时代》的写作，但是每次我约他讨论论文，他总是慷慨地匀出时间。

作为大龄女性高校行政人员，人到中年想转型做学术，内心总是有些不自信的，担心已经错过做学术的黄金年龄，更担心自己到底能做出什么成果来。先生跟我说，你年龄不大，看看我今年多大了，你在我面前就是年轻的小朋友。我仍在写书，你只要想做研究，什么时候都不晚。从他身上，我领略到了学者的光辉。真正的热爱，纯粹的兴趣，永远记得初心。

我认识先生时，他已经80多岁了，但是他的勤勉和工作节奏完全碾压年轻人。2000年先生从哈佛退休后，每天仍坚持工作10小时，花了整整10年光阴，才完成《邓小平时代》的书稿。此书首印50万册被抢购一空。同年，基辛格出版了《论中国》。两位泰斗级人物同时出版关于中国的鸿篇巨著，必然被比较一番，最后结果是《邓小平时代》胜出。2012年3月，该书获得国际关系领域著作的至高荣誉——莱昂内尔·盖尔伯奖，并被誉为“了解当代中国的必备著作”。比尔·盖茨也成为他的书粉，还激动地发推文说，“傅高义教授关于邓小平的书太棒了，是我今年最爱读的书之一。”

“先秦高士”

《邓小平时代》和《论中国》的成功并非简单的学术意义上的成功，这两本书的热卖表明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再发现”。中国不再是用简单地“贴标签”就能说得清楚的国家，西方人长达半个世纪对中国的“模糊认知”和“刻板印象”导致了对研究中国的严肃作品的“渴望”。在中国的GDP达到世界第二位，而美国深陷“次贷危机”时，美国的知识分子对大洋彼岸的国度产生了浓厚兴趣。

先生这本书最成功处在于其“共情式”写作，将世界各国读者“代入”了邓小平的一生和那个惊涛骇浪的大时代，了解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和困境，又是如何带领人民做出选择。对于西方读者而言，邓小平就是那把解开中国崛起之谜的钥匙。做人物研究就是要找到关键人物，这是先生教我的第三课，也是因为先生，我走上了人物研究的道路。

与先生接触越久，越觉得他有点像老子笔下的“先秦高士”，学识智慧已臻化境，思想豁达、气度暖然如春。他有着中国知识分子所推崇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不过这个“天下”远远超出了他的祖国。他是举世公认的东亚研究泰斗，也是美国唯一一位同时精通中国和日本的学者。

早年经过深入调查与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日本第一》，早早预见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将在多个层面构成对美国的挑战，同时盛赞日本诸多社会模式之成功与优越，堪称第一。彼时美日竞争初露端倪，多数美国战略界人士并未重视日本这个挑战者，对傅先生的著作多有非议，指其夸大日本潜力和成就。进入80年代，一些原本颇为自矜的美国学者，才开始为日本渐趋强大的经济竞争力感到忧虑，傅先生的《日本第一》自此大行其道，为学界广为征引。

转而研究中国后，于1989年出版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退休之后写的《邓小平时代》让他的学术生涯再攀高峰。作为一位在中日两国都深受尊敬的学者，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他希望能以学者的力量，帮助中日两国民众超越历史恩怨，建立面向未来的具有建设性的关系。先生选择在此时梳理中日交流史，是承担了他顶级学者的历史责任。

先生恐怕是美国学者中把中日矛盾研究得最透彻的人，也是我认识的美国国家安全人士中真心希望中国和日本两国都好的人。像他这样老派的学者，首先有学术良知，其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他早年做研究不但熟练掌握了日语和汉语两门非常难的语言，能用当地语言和采访对象交流，还具备扎实的社会学研究功底和田野调查能力。虽然由于他学术功力深厚，曾一度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却是一名理性务实的分析人员。反观美国一些所谓的学者和哗众取宠的政客，却是对中国一知半解，贩卖焦虑，拿中国当自己升官发财吸选票的工具。

先生从今年开始担心中美关系的波动，曾联合多位“温和知华派”史文、芮效俭、董云裳等人发表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结果被美国右翼抨击为美籍中国代言人。7月，他在《华盛顿邮报》发文《美国的政策正在将我们的中国朋友们推向反美民族主义》。10月又联合多位“温和派”学者在美国外交界的政策辩论平台《外交事务》杂志发文《对华鹰派的超前意识：侵略是对北京的错误回应》。我很少看到先生如此频繁地发文。

先生是一位坚持真理的学者，一位以笔为剑的斗士。根据费正清中心主任宋怡明的回忆，先生去世前的最后日子里还在致力于推进中美关系，他答应为宋的书撰写一章“我们如何在两个国家之间建立更多信任”。先生还打算为拜登政府写一份报告，建议如何改善中美关系。先生这样90岁高龄还在为中美关系而努力，我能想象他有多难，又有多着急。

有不少中国学者在知道先生去世后长叹：“一个时代结束了！”这是对先生最大的认可和赞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傅高义先生去世在中国和日本的社交媒体上引发非常大的反响，他去世的消息在推特上却没有多少水花。除了他的亲人、学生、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同事们，我还没有看到几个美国政治人物公开对他的离去表示哀悼或肯定他的贡献。先生在中美两国“一热”“一冷”的际遇让我有些唏嘘。在去年爆发的对华政策大辩论中，先生因观点被认为过分“亲华”，不够强硬，已成为“少数派”。

好莱坞电影《寻梦环游记》里有一个非常动人的情节，死去的人并没有真正消失，借着亲人的想念和回忆，他们仍然以另一种形式活着。一旦没人记得时，才是真正的死亡。活在我们这么多人回忆中的傅高义先生会和他的作品一样不朽。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师、太和智库研究员；编辑：臧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