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出口、投资是推动发展的三支重要力量，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消费、出口等均形成冲击。餐饮、旅游、住宿、客运、文化娱乐等行业及线下零售商业均受到较大冲击。受国际经济低迷和疫情的影响，今年前两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4.12万亿元，同比下降9.6％。其中出口2.04万亿元，同比下降15.9％。
下一阶段，需要引导居民消费逐步恢复正常，营造更有利的消费环境，努力做好稳外贸的工作。但逐步有序推进需要一定的时间。时不我待，在科学有序推动复工复产的工作中，扩大有效投资，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是一步见效快、作用突出的先手棋。
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要选好投资项目，加强用地、用能、资金等政策配套，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这既是对冲疫情负面影响的有效举措，也对确保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补短板、强基础、促升级，实现今后一个时期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基础设施投资具有较强的拉动作用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方面已形成了系统完整高效的体系，居世界先进水平。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特高压输变电工程均走在世界前列。2019年中国建成高速铁路5474公里、高速公路8313公里；新增风力发电、光伏发电装机分别达2600万千瓦、4300万千瓦。
重要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而且对建材、工程设备、运输装备、发电装备、能源利用等多个产业具有积极的拉动作用。
中国汽车产业近十年来迅速跃居世界首位，与中国高速公路和城市道路体系建设是密不可分的。
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建筑业、农民工就业增收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乘数效益十分明显，在某些条件下，一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可以拉动五元的多行业产出。
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仍需花大力气加以解决。高效便捷的交通体系，对生产要素高效配置，产业梯度转移具有重要作用。
中西部地区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乡村振兴，仍面临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制约。即使在沿海发达地区，包括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乃至沿海经济带，虽然高铁、高速公路建设已取得长足进展，但京津城际高铁、京沪高铁先后建成后，在不到十年间客运需求就大大超过了设计能力；珠三角地区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有效推进的形势下，城际交通瓶颈仍十分突出。
中国已连续十年成为世界能源消费第一大国，2019年一次能源消费已达48.6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3.3％；煤炭占比虽然继续下降，仍占57.7％，远高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
从中国资源条件出发，在努力发展清洁煤技术方面仍需做出努力，同时也要大力发展清洁可再生能源。对水电、风电、光伏发电及特高压、高压输变电仍需加大投资建设力度。这是推进能源革命的迫切需要，也是改善空气质量，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必然要求。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开放型经济快速发展，利用外资已连续28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世界前三，与中国基础设施水平不断提升密不可分。即使在近几年出现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等区域转移的趋势，但中国基础设施、物流体系的水平仍然是越南、印度等很多发展中国家难以赶上的。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重要亮点。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源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着眼国家长远发展，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
从全球及中国中长期发展看，以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风起云涌，为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强大动力。
数字经济成为近几年推动发展重要力量，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扩大消费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数据是与资本、人力等同样重要的生产要素已成普遍共识。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超过30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2018年中国实物网上零售额比上年增长25.4％，2019年比上年又增长19.5％，达8.52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20.7％，比2017年提高了5.7个百分点。移动支付、网上办公等蓬勃发展，为中国发展动能转换，满足日益丰富的发展需求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抗击疫情中，网上医疗会诊、智能物流配送、网上办公教育、线上零售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新技术、新业态发展。可以肯定，今后新兴技术、新兴产业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大力推进5G、卫星网络及设施、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
从世界先进国家及中国近年的发展看，电子通信等领域基础设施的发展对互联网相关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上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推动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大大推动了美国互联网及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
新世纪以来，中国在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及科技攻关方面持续发力，从光纤网络建设到移动通信2G、3G、4G建设，以国家电信骨干企业为主，在15年间陆续投入了超过1万亿元建设投资。2018年以来，中国移动通信4G基站数量达370万个，占全球总量的60％，移动通信4G用户达11.7亿，广泛应用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D-LTE成为支持中国移动通信产业的“顶梁柱”。而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互联网公司能快速成为世界公司，除了自身的开拓进取、国家政策的有力引导，如果没有电信基础设施的大发展是绝无可能的。
去年以来，世界多国正式启动了5G商用，中国政府发放了4张5G商业牌照。今年正是5G大规模建设的启动之年，大数据、车联网、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以及多种新一代信息技术运用将步入高潮。
与此同时，北斗卫星组网应用、生命科学及生物医药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也需加大推进力度。
四方着力新型基建
一是科学规划，突出重点。对于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首先要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如国家高速铁路规划、综合交通运输规划、能源中长期规划、信息产业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等确定的重点项目。有一大批项目是已开工的，重在及时复工，加快建设。
5G网络建设要持续5年－6年，要开好头，起好步。对大数据中心、信息化工程、充电桩网络等，要与相关产业发展密切配合。对川藏铁路、氢能基础设施建设等，要在做好总体规划的条件下，及时有序启动。同时，对抗击疫情总体战暴露出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物资储备体系等短板，应抓紧研究短、中、长期相结合的建设方案及时启动。
二是加强配套政策落实，创造良好环境。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涉及工程本身的设计与工程建设方案确定、用地、环境评价、拆迁补偿等方方面面。在切实执行相关法规的前提下，相关政府管理部门需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及时高效办理相关审批或核备手续。有些审核管理工作可以从传统的“串联式”改革为“并联式”，使环境评价、用地审批、工程方案审核等协同推进。
三是统筹解决资金需求。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投资大、建设工期长、社会效益大而财务回报率相对偏低等特点，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多方面协同支持。中央已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等方面及时推出了相关措施。重要产业基金等要加大规模与支持力度，金融机构要提供更多的中长期贷款，同时要用好股票市场、债券发行等手段。
近几年中国民间投资积极性有所降低，2019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7％，比上年下降4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比从前几年的60％以上降至56.4％。
中央指出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为此，需采取针对性、操作性更强的相关措施。对电力、电信、铁路、油气等重点行业实际存在的准入门槛高，民营企业受牌照、资质限制等问题要分类施策。例如，预计我国5G基础设施投资在2020年至2025年需要1.2万亿－1.5万亿元，仅靠几家央企的投资是无法完成的。
可以总结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验，吸引包括阿里巴巴、腾讯等具有重大需求且资金充裕的企业参与投资。又如，PPP模式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自2014年以来已有六年，虽取得积极成效，但对民营投资仍存在同股不同权，优质项目只给国企、投资回报率偏低等问题，应认真总结经验，加以改进。
四是“软硬”协同发展。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技术水平高，新型基础设施发展快。但也存在硬件强、软件弱的问题。在加快推进建设时，要注意加以改进完善。例如，特高压输变电工程快速发展，智能电网建设存在滞后。大数据项目快速发展，信息系统蓬勃发展，但存在着重复建设，信息共享与互联互通不够的问题。今后发展，要高度重视共享互通。
以电子政务工程为例，从中央到地方，多个垂直系统在运行，但信息孤岛现象未能有效解决。本次抗击疫情总体战中，一方面多个信息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各自为战的现象。在员工复工检验时，发生过“信息健康码”省之间、省与下级市之间发布的不能互认现象。
随着中国信息化建设快速发展，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民营企业掌握着海量数据，需要积极协调好政府、企业、社会三方在信息、数据方面协同发展、良性互动关系，形成更强的合力。
今后一个时期，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将进入一个大发展阶段，但在标准制定等方面仍存在差距，对与“一带一路”沿线国、日、韩、欧盟等在信息工程标准等方面的对接协调也需做出更大努力。从提升核心竞争力角度出发，中国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发展进程中，不仅遇到大规模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等方面的硬制约，在电子计算机、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工业信息控制系统、基础设计软件等方面的挑战更为严峻。要在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同时统筹规划，使“软件”的短板得到有效解决。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执行局主任；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