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冲击之下，今年的就业压力之大前所未有。

宏观数据显示，疫情暴发的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从1月份的5.3％直接攀升到6.2％，上升了近1个百分点，创下了2018年公布数据以来的新高。

截至5月，城镇新增就业人口460万，同比减少22.95％，城镇新增放缓趋势明显。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同比减幅都超过了24％。

新冠疫情暴发至今超过五个月，对中国经济乃至就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波及的人员规模庞大，打击了农民工、女性、中老年、高校毕业生等多个就业群体，引发下岗失业、收入骤减等问题，并可能在未来具有长期的持续影响。更严峻的是，现有社保政策设计对就业困境的缓解效果非常有限。

笔者认为，保就业的政策应首先保企业，帮助它们渡过生产经营难关，稳住就业基本盘。其次，应充分利用新型就业、灵活就业、自雇就业等缓解劳动者的收入冲击，也为恢复市场需求提供活性。再次，通过公共就业岗位和教育体系吸纳大学毕业生，保护他们在中长期的就业机会。社会保障的政策也应致力于提高社会保障的动态瞄准表现，有效避免脆弱群体因疫情冲击陷入贫困之中。

疫情对就业冲击的阶段性明显

在疫情暴发初期，人岗脱离规模虽然庞大，实质的就业冲击尚未形成。出于防止疫情蔓延的需要，中国自1月底实行了大规模、强力度的人员流动限制，封村封路、停工停课、社会隔离。由于疫情突发而春节前发生了人员大规模跨地区流动的春运，春节后的流动限制带来了劳动者与就业岗位之间被迫分离的情况。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这一时期的人岗分离规模庞大，但还不是实质性的失业。疫情得到控制，他们就会回到原来的就业岗位。在这一阶段，迅速控制疫情就是最大的保就业政策。

随着疫情被逐渐控制，地方和企业开始复工复产，但是疫情影响使得复工速度受到限制，就业容量有限，失业规模上升。

3月之后，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多数企业逐渐复工复产，城镇就业规模在3月、4月逐渐回到4.16亿、4.23亿，休假未上班的就业人员规模同时下降了6100万，脱岗问题显著得到缓解。然而，物流受阻、收入下降导致的内需不足、国际市场萎靡、仍在执行的疫情防控政策等因素都使得企业复工率受到了限制，经济整体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下降。随着农民工陆续返城，城镇地区的失业规模在3月到4月之间增加了100万人。

疫情长周期持续影响的累积效应使得企业的生存压力日增，市场信心不足也导致市场投资不足、用工政策保守，高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又使得就业矛盾达到高峰。

虽然多数地区复工复产的规模和速度非常显著，但是疫情的不确定性使市场不能完全恢复到疫情之前。长周期持续影响的积累效应开始体现，更多企业出现解雇员工或破产。

市场在这一时期采取的保守型投资和生产经营决策也具有拖尾效果，将在未来一个时期影响经济的就业吸纳能力。这些因素将导致即使疫情消散，原有的就业岗位和增速在短时间也不能完全恢复。然而，大规模高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使得就业矛盾达到高峰。2020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将再创新高，达874万人。

疫情对就业影响的主要特点

疫情使得各行业生产都受到影响，其中就业占比最高的几个行业受到更显著的冲击。特别是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等行业。虽然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复工复产逐渐展开，但是市场低迷所带来的需求下降、开工不足仍然存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等面临的市场需求骤减，至今仍然非常严峻。这些企业经营受困将导致大批就业人口面临下岗再就业。批零、商务服务、住宿餐饮行业中，小微企业占绝大多数，正规的金融支持政策难以充分覆盖，缓解企业压力的政策显著不足。

就业的冲击集中于农民工、女性等弱势劳动力群体。经济下行过程中，脆弱群体往往成为就业冲击的主要承担者。企业面临压力时，农民工等低技能劳动者、女性、中老年等弱势群体的就业往往率先被调整。由于自身就业技能有限而经济状况又相对脆弱，这些群体失业后的再就业往往更不容易实现，生活上更容易陷入贫困。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也引发了家庭成员患病、学校停课、养老院解散、服务业受限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家庭女性成员往往显著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干扰了其劳动力市场表现和就业竞争力。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整体下降可能带来长期影响。中国今年大学毕业生规模超过870万，虽然这些学生的就业搜寻过程在春季甚至去年冬季就已经启动，但是直至他们正式离开学校进入劳动力市场，疫情对他们的就业冲击才真正显现。

就业质量整体下降，非正规就业比例显著升高、部分学生甚至会直接面临失业。初次就业质量不高可能通过棘轮效应带来长期影响，使后续改善就业的机会受到限制。日本劳动力市场上非正规就业的规模庞大，主要就是劳动者进入市场时经济不景气而后很难改善导致的。

现有社保政策设计对就业困境的缓解效果非常有限。城镇市场上缓解就业冲击影响的保障机制包括失业保险、就业援助和最低生活保障三类。

农民工受到的就业冲击最为严重，但他们的失业保险参保率很低，且不能在迁入地获取就业援助和最低生活保障。生活失于保障使得大批农民工面临失业时不得不回到流出地，这也阻碍了下一步的经济复苏和就业再匹配。

对于城镇户籍的劳动者而言，城市低保政策的动态监测和瞄准效果并不理想，对受冲击的困难群体的实际保障能力有待检验。

就业政策的关注点

疫情暴发之后进入第六个月，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一定程度上已经进入了维持模式。虽然6月中旬北京疫情新发带来了全国层面的一轮防控收紧，但是整体而言，企业和民众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对疫情的心理准备，所以生产和生活安排受到的影响明显小于疫情暴发初期，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新一轮的解雇下岗等问题。

解决疫情冲击下的劳动力流转问题和新增高校毕业生吸纳问题，仍依赖对疫情的继续有效控制，此外防疫信息透明、个人感染检测便利化等都有利于减少不确定性，促进经济恢复。

保护现有经济实体、帮助企业渡过生产经营的难关是稳住就业基本盘的关键。

疫情全面控制之后，多数行业面临的市场需求会迅速上升。虽然部分企业面临的出口需求受到冲击，但是经过一定的调整周期后也可以逐渐转为内销。帮助这些企业渡过难关才能够有效稳住就业基本盘。

潜在的政策包括：通过金融扶持对企业“救急难”；提振企业信心，减少不确定性导致的防御性投资和用工政策；适当增加企业在招聘和解雇员工方面的灵活性，减少企业顾虑从而实质上有效保护劳动者的就业岗位；向企业发放基于稳岗表现的有条件转移支付也即稳岗补贴。

这一过程中，应避免激励企业降级原有生产、采用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这不符合中国近年来整体产业转型升级的大局，在长期中不具有政策效率。

充分发挥新型就业、灵活就业、自雇就业的优势，减缓正规就业减少给劳动者带来的收入冲击。中国住户收入调查对全国的代表性抽样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从事过送快递、外卖、开网店、网约车等情形的劳动者的占比在城镇地区为0.9％，在农村地区为0.7％，新型就业的劳动者占比仍然非常低。新型就业往往具有就业形式灵活、就业岗位技能要求和进入门槛不高的特点，它们能够有效改善面临失业冲击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

在妥善监管之下，应大力鼓励新型就业等就业形式的发展。另一方面，新型就业能够为批发零售、餐饮等实体经济提供市场活性，有效恢复这些行业的市场需求。

增设社区就业等公益性岗位、公共就业岗位，提高高等教育体系对大学毕业生的吸纳。

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等部门占中国非农就业总盘子的10％，就业规模约4700万。但是分地区来看，公共服务在地区间的发展水平差异显著，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发展仍然落后。增设相应的公益性岗位、公共就业岗位能够缓解短时就业压力，同时能够为未来的人力资源发展和地方经济发展蓄势。

与此同时，高等教育扩招能够分流大学生就业压力，延迟他们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保护他们在中长期的就业机会。

保障低收入群体和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使他们有能力继续找工作并实现就业再匹配。就业冲击不论是否导致劳动者下岗失业，都可能使其在疫情期间的收入水平显著下降，避免困难群体从此陷入贫困非常重要。

短期而言，应提高保障政策的瞄准力度，准确及时地识别困难家庭和个人并发放保障金。长期而言，推进公共政策广覆盖、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才能够真正提高劳动力市场活力，促进就业流转，助力中国经济在中长期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