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昆明跑马山殡仪馆霞飞厅，98岁的“反腐斗士”杨维骏躺在灵柩里，面容庄重祥和。
这一刻，杨维骏才真正属于他的至亲好友。悼念厅里回荡着京剧唱段，京剧是杨维骏的一大爱好，他曾自述京剧多“扬正去邪，颂善斥恶”。
悼念厅大堂中央是杨维骏的遗像，两侧挂有挽联：“克己奉公两袖清风、光明磊落一生正气”，横批是“一生荆棘志不衰”。
2020年6月9日18时3分，杨维骏因病医治无效在昆明逝世，享年98岁。杨维骏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形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杨维骏曾任民盟云南省委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和中央委员，云南省第五届、第六届政协副主席。退休后，他因“反腐斗士”之名和带领村民“公车上访”闻名。
90多岁高龄时，杨维骏曾亲赴中央纪委信访室，举报云南发生的多起强征耕地和背后官商勾结的贪腐问题。他也因此被评价为：“年龄最大、职务最高、反映问题不为自己而是最为老百姓着想的实名举报者”。
在6月12日的小型追悼会上，杨维骏的遗孀、儿女、孙辈、生前挚友一一致悼词。杨维骏的女儿杨多奇追思父亲时提到：父亲在弥留之际曾问她一个问题——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杨多奇追忆和父亲促膝谈心的时光。两人曾谈到老子、孔子、黑格尔、尼采等哲学家。杨多奇在悼词中说：“您经常对我说人要回答：我是谁？我要去哪里？我要做什么？您用一生回答了这个哲学命题。正如诗人臧克家所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而您就是永远活着的这个人。”
实名举报高官背后
悼念厅门口，贴着一副挽联——国有柱臣巨奸白倒，盟存血性大纛公擎。这是杨维骏的反腐贡献之一。
挽联中的“白”，指的是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2014年8月，白恩培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调查，2016年10月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获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白恩培的事情，杨老反映了很久。”杨维骏身边的知情人士郑清（化名）感叹其间的艰难。
杨维骏反映的问题之一涉及云南省兰坪铅锌矿被贱卖。兰坪铅锌矿是亚洲最大铅锌矿，曾被估值5000亿元。2008年杨维骏得到线索称，在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的主持下，兰坪铅锌矿被四川私人老板刘氏以低价控股近六成。
郑清回忆，杨维骏对此很愤慨，他认为这是重大国有资产流失，“以后拿什么留给云南的子孙后代？”杨维骏的反映材料里，多次提到兰坪铅锌矿被贱卖。
2011年，白恩培卸任云南省委书记，由秦光荣接替。杨维骏亦对秦光荣反映此事，但等了一段时间没有下文。杨维骏对郑清说，“他（秦光荣）在给我打太极”。杨维骏决定直接去秦光荣的家里反映有关问题。
郑清告诉《财经》记者，杨维骏几次傍晚时前往秦光荣的住处等候，都等不到人，便改成早上去堵秦光荣。当时正值云南秋冬季节，早上6点天还没完全亮，杨维骏就已守在秦光荣家门口。“等到六点一刻，有人给秦光荣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对方说秦书记刚起来。杨维骏听到后，上前就去摁门铃，秦光荣穿着睡衣，披了一件外套下来见他。”当天，杨维骏与秦光荣共进早餐。秦光荣表示，白恩培和仇和（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是中管干部，他不便过问，但发生在云南的事情可以查一查。但此后，不了了之。
当时，退休多年的杨维骏在云南官场处境微妙。他对郑清说自己被称为“刺头”，每次开会提出不同意见的总是他，官场人士多不愿与他往来。白恩培2001年调任云南省委书记，主张“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提出加快城镇化进程。杨维骏认为云南发展应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多次劝谏未果，最后连每年的老干部会议都不再请他参会。2007年，仇和调任云南，也大搞城市扩张，强力推进城中村改造。很多失地农民、被拆迁户找到杨维骏反映问题，杨为此四处奔走呼吁。
在云南“突围”困难，杨维骏想尽办法。2013年4月，杨维骏给中纪委写了一封举报信，被公布在网络上，举报信直指兰坪铅锌矿被贱卖在内的云南六大问题，建议中央深查是否有官商勾结牟取暴利。2013年夏天，杨维骏到北京看病时，亲自到中纪委举报，被评价为“年龄最大、职务最高、反映问题不为自己而是最为老百姓着想的实名举报者”。
2015年3月，杨维骏在家中告诉《财经》记者，举报信公开后，网络上有人替白恩培等人说话，在网上攻击他。举报信还提到违法征用耕地毁坏基本农田，因秦光荣曾力推“古滇王国”等项目，秦光荣让有关人员质问杨维骏：“为什么在网上晒出来？”2013年夏天杨维骏去北京看病时，云南方面还安排专人陪同。“我偷偷找朋友借车子去了中纪委，回来后他们（云南方面）特别紧张。”
2013年10月，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中央第五巡视组进驻云南省开展巡视工作。云南反腐“打虎”开启。2014年8月，白恩培接受调查；2015年3月，仇和接受调查；2019年5月，秦光荣主动投案接受调查。
曾担心“油尽灯枯”
白恩培等官员落马后，杨维骏作为“反腐斗士”愈加知名，在晚年的高光时刻里，找他求助的人更多了。
郑清坦承，其实那几年（反腐有结果前）杨老“太难了”，当时就是“单枪匹马”。那时杨维骏还保持每天游泳的习惯，每天早上游600米并计速。杨维骏提出两人每天一起去游泳，“他担心有人害他。那时，已经有官员在酒桌上放话，要让他永远闭嘴”。
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也暗示潜在的危险。郑清回忆，有一次，有人于傍晚时分在他家门口放了一封信，信封背面画了一个骷髅头，信封里装了几颗子弹。还有一次更诡异，一个女人冒充杨维骏的女儿，来到小区值班室告知回家看望家人，还告知杨家住几栋几号。女人敲门后，冲着杨维骏喊了一些人身威胁的话。“门卫把她送到派出所，后来听说这女人是个疯子，精神有问题。他碰到的牛鬼蛇神太多，他做的那些事，牵涉的利益太大。”杨维骏乘车外出，甚至有时会有车辆在后面尾随。
2012年3月，杨维骏90周岁生日。与亲友在外面过完生日，当天回家后，杨维骏有点感慨，对郑清说，“人活到90岁不容易，我还担着那么多事儿，有几件事情可以两年就好（解决）的。”
亲友劝杨维骏注意身体，否则万一他不在了，这些事情才刚开头就要石沉大海。杨维骏也清楚这些道理，他对郑清提到，也怕自己“油尽灯枯”。当时杨维骏已是耋耄之年的老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肾功能也不太好，每次前往北京携带的简单行李中，有一个箱子塞满了药品。“有一次，他在北京待了一个月，一直住在宾馆里。”
郑清告诉《财经》记者，“这就像打擂台，都是他（杨维骏）在打，在明处进攻。”那几年反映问题不顺，有的事情一点眉目没有。兰坪铅锌矿的线索还一度中断，杨维骏后来也很难了解更多进展，他担忧这些人的利益太难撼动。
2013年后，郑清发现杨维骏的“笑脸少了”，看反映材料时“眉头越来越皱”。有一段时间，杨维骏还想到，联合离退休的老干部们，在他反映的问题上联署签名。他向一些离退休的老干部提出这个建议，但应者廖廖，“只有一个人表示如果情况属实可以联名支持”。
因四处举报腐败和反映不公、不平之事，杨维骏处境艰难。郑清表示，有人“妖魔化”杨维骏，说他一天到晚整“黑材料”，还有人说杨维骏是“疯狗”，见谁都咬。“他听说后，也不生气，还说那些人是黔驴技穷，靠骂他出气。”反而，杨维骏“总体上心存乐观”，他认为这些腐败、官商勾结和不公之事，早晚会清除，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为“不平之事”竭力呼吁
追悼会这天，昆明晴空朗日。
悼念厅和火化车间外，自发而来的人在外等候，他们拿着自己打印的杨维骏遗像，一些挽联上写着“退而不休为民维权”。
朱冬梅是从云南玉溪赶来的。她6月12日早上5点多就起来了，太早还没有公共汽车乘坐，她和几位村民叫了一辆网约车，花费420元赶到殡仪馆。她说，这几年经济状况不好，已经很少来昆明，“但这次想着一定要送别一下杨老”。
2010年，退休的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乘坐专配公车，为失地农民代表开道，带进云南省政协反映问题。这便是引起广泛关注的“公车上访”事件，此事被媒体报道后，不少失地农民和自称遇到冤屈、不公者找到杨维骏求助，朱冬梅就是其中之一。
朱冬梅辗转获得杨维骏家的电话，她和几个村民找到杨家住的金牛小区。小区门口有值守，她给杨维骏打完电话后便在小区外等候。“杨老从家里到值班室找我们，没找到就回去了。等我们又打电话，他再次从家里走出来找我们。他就像家里的老人一样和蔼可亲。”
朱冬梅当时因农村的宅基地权益问题四处维权。她告诉《财经》记者，杨维骏了解情况后，叮嘱她们要依法维权。后来她的案子开庭，杨维骏通知一些村民到场旁听。“开庭那天，我一看下面坐满了人，都是来支持我的。”
从宣威赶来的农民陈辉（化名），也曾求助杨维骏。在杨维骏火化前，他排队进去用“跪祖宗”的方式祭拜杨维骏。56岁的陈辉，因维权和反映不公，头上曾中刀伤，向《财经》记者提起杨维骏时，他多次哽咽。
陈辉回忆，2003年当地强征，他和一些农民失去耕地，为此四处反映情况。2010年，通过曾受助于杨维骏帮助的人士介绍，他作为村民代表之一见到杨维骏。“杨老听说后，亲自到宣威调查，批评宣威有关领导违法征地。”但这些年来，他们的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前前后后他和杨维骏见面30多次，杨维骏劝他们“不要因为看似没有希望就放弃”，并一条条帮助他们修改反映材料。
对杨维骏心存感激，陈辉他们想表达谢意。有一次看望杨维骏，陈辉从家里带来一篮土鸡蛋，悄悄藏在杨家门后。去车站的路上，陈辉接到杨维骏的电话，“鸡蛋是不是你们的，现在回来拿走，要是不拿走，你们的事我就不管了。电话里听起来他很生气，我们就又返回去拿鸡蛋。”陈辉说。
前几年杨维骏身体尚可，坐车跑遍了昆明市区和近郊。远一点的地方因当天不能往返，服药不便，身边人劝他尽量不要去。郑清记得，“到了吃饭时，地方政府有关人员和村民都请他吃饭，谁请他都不去，让驾驶员随便找个地方填饱肚子。”
对自己不明白的问题，杨维骏会请教法律工作人士，有一些问题，他会对来访求助的人强调依法维权，“他说，有一些事情在矛盾激化前可以先调解，不要扩大矛盾，不同的矛盾有不同的解决方式，不是任何事情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只有反腐败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面对强征土地、强拆民房的事情，杨维骏看不惯。2012年，昆明五华区一个城中村面临拆迁。一天夜里凌晨1点多，杨维骏给郑清打电话，说村里发生了强拆，要亲自去现场看一下。郑清以天黑太混乱“保护不了他的安全”为由，才把杨维骏劝住。“他说，那好不去了，我亲自报警。”过了约半个小时，杨维骏又打电话让郑清再报一次警。到了第二天早上5点多，杨维骏又给郑清打电话，表示他要赶快去现场。
郑清说，此事发生不久，负责这个城中村开发的商人来到杨维骏家中，美其名曰看望他，实际上是谈条件。对方说他们盖的房子不错，那边空气好适合疗养，不会发生强拆等，还带来一个黑皮箱。杨维骏听完就说送客，东西带走。
“不为人民活着有啥意思？”
故交杨靖华，前几年才知道杨维骏帮助农民四处维权。
现年89岁的杨靖华是一名老军医，是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杨靖华告诉《财经》记者，一次一个农民头部受伤住进医院，杨维骏打电话给他。“他把我叫去给人看病。我才知道他在做的事情，那时候我已经给他过了90岁生日，就劝他年事已高，不要管太多事情。他就说，你学了那么久共产主义，你有得没得良心。”
杨维骏与杨靖华相识于1949年3月革命斗争风起云涌之时。当年杨靖华在农校念职高，学杂费从4块银元涨到8块银元，学生无力承受闹学潮。杨靖华是学生代表之一，因此被当做异己分子追查。通过介绍，他找到杨维骏，当时27岁的杨维骏已加入中共秘密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不久担任民盟云南省支部执行委员，杨维骏在学生时代曾任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
杨靖华回忆，1949年3月，杨维骏先后介绍三批进步学生约110人，到游击队去。“当时离开昆明很困难，杨维骏就以烤烟队、采矿队等名义，找汽车把我们送走。走前我们都住在杨维骏的家里，不仅管住，他还每天给每人半块银元，足够吃了。”随后，杨靖华作为联络员，居间联络杨维骏和滇桂黔边纵，当时的口号是“方方（建国前中共华南地方组织的重要领导人）介绍，杨维骏带来。”
新中国建立后，18岁的杨靖华回到昆明，与杨维骏共事，成为民盟云南省支部的组织干事。“大概享受400来斤小米津贴，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杨维骏又鼓励我读书。”杨维骏找来大学同学给杨靖华补课，后者成功考上云南大学。
杨靖华逐渐得知，杨维骏的父亲杨蓁，考入云南讲武堂，加入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的秘书、高级参谋，后被军阀杀害，杨维骏跟母亲从上海来到云南，是从家仇国恨里长大的进步青年。1946年李公仆被害后，闻一多在昆明公开发表演讲，“很多特务来闹事，杨维骏是会场的护卫队长，因此被特务打伤了腰，后来还被追杀。杨维骏家世不错，但他追求进步和真理，一生颠沛但初衷不改”。
后来杨靖华成为医生，离开昆明后又回到昆明工作、定居。杨维骏退休后，两人才往来频密，因杨靖华的父亲也是维字辈，杨维骏把他当成亲人看待。“他年纪大了，我是医生经常关照他，一两个月就去看他一次。”杨维骏曾担任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小组组员、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两人曾经交流的话题都与文史研究有关，但这十余年来，杨维骏的聊天主题变成反腐和征地拆迁的事情。“从2010年昆明市福海社区拆迁起，越来越多村民找到他，他一发不可收拾，早出晚归调查，了解情况，搞得他特别忙和累，住院的次数也多起来。我都挺可怜他。”
在内心里，杨靖华深知杨维骏敢于直言和追求真理，他也不便多加劝说。杨维骏曾跟他讲过一个故事。在一次有关云南护国运动的研讨会上，与会人士一致认为蔡锷领导了护国运动。杨维骏却说，当时蔡锷才刚到云南几天，是唐继尧起到了关键作用，“蔡锷的后人就在旁边坐着，他也不管不顾”。杨维骏的博客就起名“直言”，专门反映土地被占、拆迁等不公，最后一篇文章发布于2020年6月5日，在他去世前4天。
这几年，杨靖华有时提醒杨维骏注意身体，多活几年。“他说我活一天算一天，不为人民活着有啥意思？”
媒体人梁鸿兴曾在昆明工作多年，前几年与杨维骏多有接触，见证杨维骏四处反映问题的艰难。梁鸿兴回忆起有一次去探望杨维骏，恰逢杨的女儿杨多奇在场。“她说现在理解了父亲，老人已经90多岁，活着就是为一口气，就是为了为民请命，不让他做这些事，他活着的这口气就没了。”
“光环”之外的普通老人
时光不停，杨维骏越来越老了。
在金牛小区外经营打印店的张琴（化名），得知杨维骏去世的消息后感叹：“他是个好人。”
前几年，杨维骏经常去张琴的打印店。杨维骏总穿那件红色格纹睡衣，拿着手写的纸张，让店员帮他照着打印出来，打印时他就在一边坐着等，很少说话。来了几次后，他让张琴给他在店里的电脑上建一个文件夹。“他说他叫杨维骏”，张琴才知道他的名字，好奇搜了一下，得知他是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
张琴告诉《财经》记者，有几年杨维骏频繁光顾打印店，有时候两三天一次。开始有司机开车陪他来，后来他经常一个人来，“走路很慢，一步一步挪的。打印店门前有个小坡，他上不来，我就去搀他”。这两年，杨维骏来的渐少，有几次还是保姆用轮椅推着他。
衰老日益明显，杨维骏的游泳次数也越来越少。90岁过后，每天游泳从600米减到400米，再后来是每周游几次，这几年游泳停下了。杨维骏的右眼视力也变得很差。郑清记得，“公车上访”之初，他下午还有专门时间看书，后来反映问题的材料太多，“他看的速度没有送来的快。有时一次送来的材料，就三四百页。他看得认真，还要修改，基本上每次没有修改的就是村民联名那一页”。
晚上，一般属于杨维骏的休闲时刻。他喜欢看新闻节目、时政评论节目，还喜欢看抗日电视剧。郑清告诉《财经》记者，因有些电视剧不太真实，“我就问他怎么喜欢看这些，他说晚上看这个放松一下，‘劳逸结合，否则不能长久’”。
与杨维骏接触越久，郑清发现，“光环”之外杨维骏也是一个普通、正常的人，有生病时儿女不在身边的偶尔落寞，也有自己的生活小习惯，比如喝水加冰块，冬季也是如此。杨维骏告诉郑清，喝水加冰块是从小的一个习惯，再一个可以让他“保持清醒”。
郑清还感受到杨维骏的健谈和好奇。杨维骏关注国内政治、经济话题和国际局势。郑清曾在国外工作过，杨维骏有空时会跟他探讨国外的一些改革、公务员制度、农民土地问题，还跟他探讨卡特尔(cartel)、托拉斯(trust)等垄断形式，以及诸如日本明治维新为何成功、面临的阻力、民间的态度等话题。“他的思维很开放、很发散，一点不保守。”
杨维骏退休后，曾经赴美探亲。杨维骏告诉郑清，有一次去美国，他想拜访洛克菲勒家族。“他觉得这个家族能几次在金融危机中度过，没有倒下，很好奇。但最终没有见到。”在杨维骏身边密切接触几年，郑清评价杨维骏，“独一份，没有这样的老领导”。
谈起杨维骏，故友杨靖华表示，“他虽然内心很充实，但一直是孤立无援的。只有我们少数人可以理解他。”这些年，杨维骏90岁之后的生日，杨靖华都张罗组织老友聚会，开始有十来人参加，后来是八九人、三四人，最后就剩下他自己，故交旧友一个个老去离世。
杨维骏的最后一个生日，杨靖华打电话给他，但杨维骏说有新冠疫情先别见面了。后来，杨维骏着凉引发肺炎，病情发展迅速，住进ICU病房，他想看也看不成了。
在杨维骏的追悼会上，面对曾经的挚友、老师，杨靖华三鞠躬，其后长久无言。他告诉《财经》记者，杨维骏的一个未完心愿是出版他写好的书稿，“我要在有生之年尽力帮他出版”。
杨维骏在一部自传文稿中曾写道，“谁奉迎那个宗派小圈子就可得升重用，官运亨通，谁坚持原则，不同流合污，谁的日子就不好过。”“故而随波逐流者日多。宦海沉浮自古常见，逐名逐利不耻于人，则人生又有何意义。”有感于此，他赋诗一首——冬去春来往又还，沉浮世上哪能完；人生百岁如弹指，轻看逐流心自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