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女孩自缢后，家人发现女孩的银行卡里一分钱都没有。在女孩生前的房间里，除了遗落在地上的一枚五角钱硬币，再无其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女孩于2018年9月去世的几个月后，她的家人和朋友还时常接到不同号段的催债电话与短信。女孩生前曾在多个网贷平台借贷，其中一笔1100元来自甜兔App（下称“甜兔”），从表面看来，这是一款分享菜谱的软件，但实际上提供“一站式贷款服务”，1分钟内填写信息，审核后1小时内放贷，贷款额度1000元－5000元，周期是7天。
“甜兔”、“雏鹰”、“闪电虎”、“节气猫”等App平台，多以动物命名，被称为“动物系”网贷平台，属于甘肃兰州特大“套路贷”案件中的涉案方。
3月27日，由全国扫黑办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专题片《扫黑除恶——为了国泰民安》，再现了这一特大“套路贷”案。
《财经》记者获悉，这起特大“套路贷”案件于1月12日由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甘肃高院”）二审宣判。法院认定，以网贷公司为依托形成的犯罪组织应依法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主犯王焘、吴华彪等人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余18名组织成员，分别被判处5年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法院查明，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王焘、吴华彪等人通过“网牛”、“甜兔”等21个网贷App平台，与47.5万人签订贷款合同36万余份，合同金额89.6亿余元，实际借款金额共62.7亿余元，还款金额共91.1亿余元。其中39万余人被“软暴力”催债，89人在逼债催收后自杀身亡。
“套路贷”也称“夺命贷”。兰州特大“套路贷”案件有何套路，并在网贷市场监管趋严中“疯狂吸金”？这些平台何以吸引众多年轻人走上“拆东墙补西墙”的网贷之路？
有利可图的生意
“动物系”网贷平台背后，是王焘等人的一系列野心与冒险。
“为了挣钱，抱着侥幸心理做了这个事情（网贷）。”这是王焘在案发后的“自白”。今年38岁的王焘，又名王淑焘，从一名销售员起步，曾在阿里巴巴、浙江盘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斯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任职，自己创业后涉足过网页游戏、互联网母婴产品、广告公司等多个领域。
进入“互联网金融行业”，是王焘命运的一个转折点。《财经》记者了解到，2017年开始，王焘自觉其他行业无利可图，他和鲁枢（目前在逃）经朋友介绍认识，并于2017年6月决定做现金贷业务，当时现金贷还属灰色地带。王焘负责推出“土豆用钱”App，2017年10月，土豆用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土豆用钱公司”）成立。“土豆用钱”运行不久即遭监管政策当头一棒。
2017年11月21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立即暂停批设网络小额贷款公司的通知》，要求各级小额贷款公司监管部门一律不得新批设网络（互联网）小贷公司,禁止新增批小贷公司跨省（区、市）开展小额贷款业务。随后，网警上门，“土豆用钱”停运。
初试网络现金贷，王焘收益不少。王焘表示，“土豆用钱”半年时间放出1亿－2亿元的资金，产生7000万元利润，他分到1000万元。2018年，看到国内市场有很多人又开始做网上贷款，其中一种方式是以“手机回租”业务的名义。他认为有利可图，和鲁枢商议后决定重启炉灶。实际上，“手机回租”业务只是对高利息网贷的遮掩——和用户签订手机买卖合同，再将用户手机回租，每天收取费用，这个过程中签订的是虚假合同，手机物权并不发生转移。
裁判文书认定，2018年3月，王焘与鲁枢等人共谋后，将之前土豆用钱公司的网贷业务App以A/B面形式伪装上架运行，逃避监管，诱骗他人，由鲁枢、颜超（在逃）等人筹集放贷资金，王焘组织人员运作管理，实施新的网络“套路贷”，骗取钱财、牟取暴利。
2018年8月，经鲁枢介绍，王焘与吴华彪相识。吴华彪开有一家俱乐部，亦做资本投资，人脉广泛。为谋求利益，吴华彪也出资加入这场“冒险”。案发后，吴华彪表示，他知道没有牌照做小额网络贷款是违规的，他曾吹牛告诉王焘可以帮忙找人办理牌照，但最终牌照的事不了了之。
网贷的套路
在网贷的道路上，王焘等人越走越远。为逃避打击、隐瞒“套路贷”诈骗真相，与开发的一系列网贷平台对应，王焘等人陆续登记注册20余家公司（以下统称为“杭州网贷公司”），如杭州昌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杭州东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因网贷等互联网金融跨区域、跨行业，受害人遍布全国各地，这给传统的金融监管带来难题。
杭州网贷公司涉案的“闪猫”“花猫”“白鸽”“雏鹰”“甜兔”等贷款软件相继上线运行。多平台之间，通过“借新还旧”“以贷还贷”的方式垒高债务。
“甜兔”的用户洪程称，自己曾经历过前述自缢女孩的无力感。现年28岁的洪程告诉《财经》记者，陷入网贷后，欠款好像总还不完，“每天都是还款日，吃饭、睡觉都在发愁怎么借钱还钱，生不如死”。
洪程曾是一名无忧青年，生在沿海城市，20岁步入职场，由父母赞助买房。洪程称，转折出现在2018年辞职后，“因急着用钱，也不好总问家人要，开始刷信用卡”。
几次还不上钱后，信用卡被停用。这之后，洪程在短信中看到“甜兔”的推广链接。洪程点击下载，试着借了1000元，很快700元到账，先行从本金里面扣除的300元俗称“砍头息”。7天到期后，没有钱还，客服说可以延期1天收10％的利息，延期7天收30％的利息，洪程延长了7天。再次到期后，洪程依然还不上，这时候又有人给他推荐了另一些借贷平台，“每个平台再收取利息”。
“网贷比吸毒还上瘾，如果没钱还，就再去借，‘砍头息’就扣掉不少，越陷越深，最后就是不停借钱。”洪程感慨。其间，他“拆东墙补西墙”从网上借贷，还从新入职公司挪用了一些钱。
洪程2018年底粗略计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共在30多个网贷平台借贷，本金和利息合计达到20多万元。
为逃避监管，“甜兔”等网贷平台都有A/B面。以“甜兔”为例，外观是活色生鲜的各大菜系菜谱，但实际上提供的是一站式贷款服务。这些平台主要面向的是急需用钱，但通过正常的贷款平台难以贷到款的用户。平台大多会在页面虚假宣传为：7天免息、低利息、低门槛、无抵押、纯信用、快速放贷等，掩盖其高达1303％至5214％年化利率的实情。
风控对网贷平台而言至为重要，它决定是否放款。裁判文书认定，上述网贷平台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易宝支付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下称“易宝支付”）开通收、付款账户。易宝支付的客户经理吴刚，明知杭州网贷公司从事非法业务，仍为该公司上线运行的所有App开通虚拟账号提供便利，接入易宝支付风控数据服务非法放贷，并直接“投资”网贷牟取暴利。
据《财经》记者了解，交易平台的风控逻辑是把一系列第三方风控数据形成“风控模型分数”，比如会设定“运营商通话记录”“脱敏数据查询黑名单”等多个维度的加权评分，针对借款人进行综合评分。用户通过平台、App申请贷款时，后台会调用模型公式给用户打分，如果分数超过70分，后台审核通过他的贷款，并通过“易宝支付”放款；如果在60分到70分之间，平台暂缓其贷款申请；低于60分，拒绝通过其贷款申请。不同的评分对应不同的额度，比如70分－75分，可贷款的额度是1000元－1500元。低于60分的用户被认为没有偿还能力，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价值，平台会把这些数据导流到其他公司的平台，一个客户还可以赚取10元－15元的推广费。
23岁的陈东同样在2018年陷入网贷。陈东自称为了借钱给网友，从最初一笔500元的借款陷入网贷漩涡，最终越借越多，不到半年时间，他在不下80个网贷平台和出借人处借过钱，其中在“动物系”平台借到手的资金有三四万元。陈东告诉《财经》记者，一旦开始网贷，个人信息四散而去，各种链接和放高利贷的人会主动找上门来。
“动物系”网贷平台盈利丰厚。法院查明，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王焘、吴华彪等人通过“网牛”、“甜兔”等21个网贷App平台，与47.5万人签订贷款合同36万余份，合同金额89.6亿余元，实际借款金额共62.7亿余元，还款金额共91.1亿余元。截至案发，账目显示尚未收回本息累计98.47亿元，其中实际借款金额14.7亿元，逾期利息83.77亿元。
“软暴力”催收规则
网贷用户的一个“痛点”是催收。很多受害人及其亲友表示，忍受不了催债公司电话、短信的“狂轰滥炸”。
催收平台的一大“杀手锏”是掌握借款人的通讯录。借贷人在登录网贷平台时必须提供真实身份，允许平台获取其手机通信录、通话记录等信息。还款日到期后，经过催收人员提醒、催债后，仍不还款，通讯录里的亲友和熟人都会接到催债电话和短信。有些催收人员会使用一种俗称“呼死你”的软件，不断通过电话、短信“轰炸”。
洪程的亲友就曾收到过催债短信称，洪程身患肺癌晚期，需要用钱做手术，并称洪程不想死，表示下辈子做牛做马还钱。
很多受害者的亲友收到过类似催收信息，往往是一张被P过的图片，并配上侮辱性词汇。有的催收短信里称借款人不幸得淋病梅毒和艾滋病，因借贷款无力偿还，可上门服务。甚至有催收员直言，要一天打100个电话，让受害者24小时不得安宁，还有的大年三十送花圈去受害者家。这些催收电话、短信会打给或群发给借款人亲友、同事或领导，让借款人倍感压力。
2018年4月，杭州网贷公司为及时获取出借资金，提升回款率、规避催收风险，先后与安徽云驰企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下称“云驰公司”）、合肥恒乾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等24家催收公司签订催收外包合同，将债务逾期部分外包分配给这24家公司非法催收，按照业绩考核支付催收公司的提成、奖金。
“软暴力”在催收行业并不是秘密。云驰公司的总经理江江称，他的公司知道杭州网贷公司没有牌照、业务不正常，但为了赚钱和拓展业务量就接了催收业务。催收分为：到期提醒和逾期提醒。催收业务员可以通过网络登陆，看到债务人或紧急联系人的信息，以联系对方，如果是逾期时间长的客户，还会通过电话号码查找相关联的人的微信、QQ、支付宝等信息，向对方告知债务人欠款的消息，给债务人施加压力。有些业务员会存在极端的催账手段，辱骂、恐吓债务人或债务人的紧急联系人，或使用“呼死你”、短信轰炸或P图的方式来恐吓、威胁债务人。
催收员在培训时会学习相关的催收话术。江江称，在逾期提醒时，催收员会冒充律师，负责催收所欠借款，并表示如果不还款就会起诉或到公安机关报案，以律师的身份给债务人造成压力和恐慌。但实际上，他们并不会真的起诉。
经审计，2018年6月至2019年3月，云驰公司承接杭州网贷公司18个网贷App平台的逾期贷款业务，催收合计4.14亿元，累计催收11万余人次，催收成功3.13亿余元。
法院认定，为追求利益最大化，杭州网贷公司明示或默许催收公司利用信息网络对被害人及亲友采取滋扰、威胁、恐吓等非法手段催收。
不可承受的债务
借贷者经历最初的借贷便捷过后，逐渐累积的债务变得沉重，直至不可承受。
2018年底，借贷累积20多万元后，洪程一听到电话响或短信提示就害怕，“百分百是来催收的”，他甚至需要在酒精的麻醉下才能入睡。眼看从公司挪钱还债的窟窿已无法堵上，洪程爬上六层楼的楼顶，准备跳楼。所幸，他及时被警察从楼顶上救下。
在洪程留下的“遗言”中，他的父亲知道儿子欠下了网贷，最终四处筹钱，一次性帮他补上了这个窟窿。洪程的父亲是公职人员，“他说自己活了50多岁，从来没借过钱，第一次因为儿子低头哈腰地跟别人借钱。”洪程说。
同在2018年12月，陈东的逾期欠款增多，他的父亲和众多亲友接到催收人员的电话，事情无法再隐瞒。家人虽然再三埋怨陈东，但还是从亲友处筹借资金帮他还掉40多万元债务。他的家境并不富裕，父亲做装修，母亲在工厂打工。陈东称，“只要踩进网贷这个坑，除非有人拉，否则会在里面被淹死。”
在兰州特大“套路贷”案中，兰州市检察院指控，该犯罪集团以“套路贷”为基本方式，诱骗被害人借款，收取超高利息，并通过平台“借新还旧”“以贷还贷”的方式恶意垒高债务，被害人多达47.5万余人，采用“软暴力”催收非法债务，被催收人数达39万余人。裁判文书还提到，经大数据分析，在该案涉及的杭州网贷公司贷款的被害人中，有328人非正常死亡，经过核实，其中89人生前遭受过逼债催收。
在这89人中，一名23岁的女孩于2019年初自杀。这名女孩大学即将毕业，告诉家人已经找到了工作，每天都在上班时间出门，下班时间回家。在女孩去世后，家人查看她的手机才发现她借了网贷，并且得知女孩并没有工作。
还有一名90后男孩陷入网贷后曾两次自杀。第一次被警方救下后，他给警方送去锦旗表示感谢，但不久后，他再次失去希望，第二次自杀时没有被救下。
庭审中，对89人因催收自杀的指控，王焘等人及其律师辩护时表示，多数被害人均非仅在“动物系”网贷平台借款，而是同时在数十个网贷平台多头借款，同时面临许多家催收公司的催收。另一方面，催收行为系由相关催收公司独立自主实施，并不受王焘等人的组织、领导、授意、指使，因此不应由王焘等人负责。经过数日庭审后，法院并未认可该辩护意见。
网贷催收带来的压迫、羞辱真实存在、不容回避，一些受害人患上抑郁症。一名受害人的家属称，其家人曾在多个网贷平台借款、还款，被催收人员催收后，在家中自杀。之后，还会不断收到恐吓信息和催收电话，受到威胁，严重影响了正常生活。有一些人则留下了遗书：有人向家人坦承陷入借贷的过程，但“醒来的太晚”；有人明确表示，“网贷害了我”；有人留言，“被网贷骗了，但不敢和任何人说”；有人写道，“网贷像雪球一样越来越多，再也撑不下去了”。
为什么主要是年轻人卷入？
兰州特大“套路贷”案，其受害者之众令人震惊，其中那些因网贷而消逝的生命更令人叹息。这些年轻人是如何卷入网贷吸金狂潮的？
在兰州特大“套路贷”案中，那些深陷网贷泥潭的多是年轻人，以80后90后群体居多，少数是60后70后，《财经》记者对其中的100人抽样深入了解，其中近半数是90后。
这些年轻人初涉网贷的原因五花八门。《财经》记者了解到，受害人在向警方报案时，最常见的说法是，自己当初因资金周转需要，或者手头急需用钱而走上网贷之路。有些人会提到具体的借贷理由，有的是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或者创业需要钱；有的是还信用卡、还房贷及其他贷款；有的是刚开始工作，租房、日常需要用钱；有少数人是因为家中出事、家人生病手头缺钱；有的是转借给朋友和亲友；还有的是因为赌球、赌博、炒股等赔了钱。很多人都表示，自己并没料到会最终陷入“套路贷”的泥坑。
起始的借款金额多以1000元至5000元不等，数额并不高。但经过十几次、几十次，甚至上百次周转、拆东补西后，债务如滚雪球般快速膨胀。有人借到81万余元，还款120万余元；有人借到70多万元，还款80多万元；有人借到39万余元，还款50多万元；有人借到约5万元，还款近20万元。这些借贷人，很少有人只在一两个平台借贷或只限于“动物系”网贷平台，很多人的借贷平台都达数十个，甚至有人在数百个平台借钱——手机上的网贷App挤满屏幕的一页又一页。
很多人的收入并不足以偿还这些高利贷，还有相当一部分借贷者并没有工作和收入。有人债台高筑后，才发现“好像怎么都还不完”。一名女士称，越借越多越还不起，最后“没钱给孩子买尿不湿”。
陷入网贷的大多都是普通的上班族，他们的收入通常只有几千元，有的从事公职，有的漂在异乡打工，这些人中有各行业的上班族，甚至还有养猪的农民、警察等。《财经》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这样一个案例，有一名银行职员陷入网贷，她的同事、领导收到催收电话后，这名银行职员从主管被降级为一般职员。
在杭州执业的律师彭亚，曾服务于正规的小贷公司。据他观察，网贷面向的是偏年轻的群体，主要服务对象是30岁左右的人群，他们刚刚开始工作，还有一些是大学生，这些人收入普遍不高，有一些只能解决温饱，还有一些属于“月光族”。不少从数十个网贷平台借钱的年轻人，有的有高消费的习惯，有的是陷入网络游戏、赌博，有的是“拆东墙补西墙”。
多个网络社交平台上，都有人留下了“如何戒掉网贷”“如何向家里人坦白”“欠网贷太多怎么才能上岸”等问题，甚至还有人组织起“上岸研究所”之类的网络社群。有不愿透露姓名的社群组织者告诉《财经》记者，其社群申请人次在300人左右，都是大学在校生或者刚毕业的年轻人。
复旦大学人类学系博士、上海一家文化发展公司合伙人何煦，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文化、身份界定等，从事研究和市场咨询。何煦对《财经》记者分析，90后、80后、70后、60后这四个代群是消费市场最关注的对象。
90后及更年轻的00后的成年期赶上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而且从小生活在互联网时代，对他们来说，互联网就是世界，线上和线下的界限模糊，甚至没有界限。“对80后70后而言，线下身份更重要，比如是谁的丈夫、妻子、儿女、哪家的公司员工等，但对90后而言，或许线上的身份更重要，更能呈现他的真我或是自我。”同时，90后面临的竞争更为激烈，社会阶层的分化更为剧烈，他们成熟更早，甚至更世故，这可能也会部分影响到他们的消费行为。
在消费特征上，何煦观察到，相较于年长者，90后人群比较能赚会花，成长于互联网时代，是更被消费赋权的一代。比如，网络亚文化圈层，网上形成的基于衣服鞋子、说唱、潮玩等社群，都给90后带来比之前代际更多的消费机会。网贷对应的正是年轻人比较旺盛的消费欲望，90后消费能力不一定最强，但消费意愿最强。
何煦同时表示，这并不意味着90后就是自私、特别消费主义的一代，有一些年轻人是通过消费创造更多的价值、拓展社交圈，“甚至去探索整个世界，发现自我的更多可能性”。人的个体驱动之外，各种信贷产品的渗透还与互联网公司的业务拓展、大数据等技术的使用、消费政策、金融监管等各种因素有关。
支付宝2020年曾发布《年轻人消费生活报告》，显示中国近1.7亿90后中，6500万开通了“花呗”。此前的2019年，尼尔森市场研究公司也曾做过类似报告，称年轻人总体信贷产品的渗透率已达到86.6％。
何煦表示，在传统的消费市场研究中，年轻人因收入不稳定、收入绝对值不高，通常不被视作是有潜力的消费者。“2018年以后，几乎所有的品牌都转变了口风，就是我的年龄要下探、下探、再下探。这种趋势像海啸一样席卷过来。即便是经典奢侈品品牌，也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接近年轻人。”在何煦看来，年轻人变得更有价值，这并不完全基于他们手中实际资金，他们的时间、注意力、影响力和传播力，都构成评判一个消费者消费力的衡量维度。
洪程、陈东在向父母“坦白”后“上岸”，由父母帮助还债，有一些受害人的父母为此卖掉家中的房子。但不少借贷者没有这样的机会，在被催收后，面临家庭失和、婚姻破碎、丢掉工作的窘境，有一些人至今还在网贷的漩涡中挣扎。
末路与审判
随着互联网金融监管趋严，“动物系”网贷平台迎来末路。
公开信息显示，2018年12月，兰州市公安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利用App平台进行“套路贷”违法犯罪的案件线索，顺藤摸瓜，最终将目标锁定兰州特大“套路贷”案。
2019年3月15日，中央电视台“3·15晚会”对“套路贷”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曝光，直指“714”网贷“高炮”平台，并提及“动物系”网贷平台。“714”是指贷款周期一般为7天或14天，“高炮”是指其高额的“砍头息”及“逾期费用”。
兰州特大“套路贷”案发后，警方查封王焘分别存放在两处房子里的价值300万元的黄金、价值5000万元的黄金，还有家中存放的现金2300万元。查封王焘的劳斯莱斯幻影、奔驰G63、奥迪A7等高档汽车。另外，还查封鲁枢帮他存放在澳门赌场里的1亿元存款等。这些还只是该案查封的部分资产。
相关信息显示，早在2018年11月，鲁枢就因杭州卓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列为重大作案嫌疑人被逮捕，因潜逃被网上追逃。
王焘也非没有警觉。此前因遭到一名自称刑警的网贷客户投诉，引起王焘注意，王焘便让技术人员换成虚拟的IP，隐藏公司的IP。那名自称刑警的用户，因为网贷逾期被催收，联系客服要求减免利息，并对客服表示，“动物系”平台轮流放贷、虚高本金和债务，涉嫌“玩套路”，客服将此事层层汇报给王焘。
2019年2月，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套路贷”新型黑恶势力犯罪的有关情况，表示将集中打击“套路贷”。王焘在案发后坦承，看到公安部表态将严厉打击“套路贷”，他自觉“业务不好做了”，当时已萌生解散公司的意愿。
2019年3月15日，在公安部统一部署和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兰州警方出动400余名警力在多地集中收网，并对王焘的住所、停车场同步进行搜查。次日，警方传唤安徽合肥市一家催收公司的负责人时，预感不妙的这家公司已经让员工停休，同时在碎纸机内销毁一些单据。
经过一审、二审，兰州特大“套路贷”案历时近两年。面对涉黑指控，王焘等人及辩护人表示，该案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该公司内部结构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的非法结构，公司管理制度不是黑社会性质的纪律规约，也不构成“套路贷”诈骗罪等。但这些辩护意见并未被法院采纳。
2021年1月12日，甘肃高院终审落判此案，王焘等人涉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诈骗罪、侵犯公民信息罪、寻衅滋事罪等四项罪名。
好消息是，网贷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截至2020年底，中国运营的P2P平台全数清零。2020年11月2日,央行和银保监会共同发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教育部近日表示，小额贷款公司不得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网络小额贷款迎来强监管，没有资质的网贷平台、“套路贷”团伙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被严厉打击。
兰州特大“套路贷”的一些受害者组成了社群，随时分享案件进展。司法文书提及，该案扣押、冻结在案资金10.2亿余元、港元2.27亿元，将依法发还被害人。
很多人在翘望着涉案资金的发还，近来隔一两天就有人向办案人员询问进展。他们表示，等着这笔钱急用。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洪程、陈东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