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深入评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构成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引发的未富先老现象备受关注，劳动力总量收缩预示人口红利的逐步终结，2025年之后人口老龄化进入加速期，社会对于未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担忧升温。然而，人口老龄化是否必然影响经济基本面？片面强调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压力，可能影响社会对于经济发展的预期。理性看待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我国的政策应对空间，构成客观研判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内容。

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影响经济基本面

社会关于人口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人口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备受争议。较为著名的就是马尔萨斯人口论，它提出人口指数级增长与经济线性发展之间将面临着巨大矛盾，经济发展难以满足人口爆炸式增长引发的巨大需求，人类社会将出现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贫困化陷阱，人类生存将面临严峻的挑战，人口问题成为影响经济基本面的重要因素，这构成了控制人口的重要理论依据。然而，时至今日，当代社会并没有出现马尔萨斯所预测的结果，尽管世界上有部分国家陷入持续的贫困，但也有不少国家生产生活出现持续的改善，表明人口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复杂性。

尽管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主要侧重人口总量，但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人口结构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并不明确。理论上讲，人口结构变化不仅关系到劳动力供给的问题，而且会影响社会的抚养压力，评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重点在于分析是否影响了经济增长趋势等基本面问题。人口老龄化的显著特征就是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高，从事社会生产生活的劳动力总量下降，促使经济面临着下行压力。

然而，这种观点的前提是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如果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而且通过移民或者机器人等措施缓解劳动力供应压力，那么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将得到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冲击也就能够得到较好的应对。

结合实践来看，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引发经济基本面的改变。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分析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资本积累的变化，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经济基本面的变化。人口出生率持续低位运行将对劳动人口规模产生下降压力，社会储蓄将面临减速挑战，引发资本供给规模的收缩，从而通过资本链条影响经济基本面。然而，从美英德等国数据来看，资本供给规模并没有伴随人口出生率的低位运行而持续下降。美国人口出生率从1992年的1.58％下降至2019年的1.048％，其间美国储蓄占GDP比重虽然有波动，但储蓄占GDP比重在1992年为17.3％，而2019年底这一比例为17.8％，储蓄占GDP比重并没有伴随人口出生率下降而出现显著调整。

英国近年来出生率徘徊在1.1％至1.2％之间，但储蓄占GDP比重从1990年至今保持在14％左右，德国人口出生率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就已经降至1％以下，但储蓄占GDP比重不仅没有伴随人口出生率低位运行而下降，而且还出现了适度的上涨，从1990年的25％上升至2019年底的27％左右。上述事实验证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人口出生率下降虽然可能伴随人口老龄化的风险，但并不必然促使资本供给出现显著变化。

劳动力是除了资本之外影响经济基本面的另一个重要要素。从劳动力供给来看，世界发达大国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伴随劳动力供给的巨变。美英等主要发达经济体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生育率普遍不高，但美英等经济体的人口结构并没有出现急剧的改变，大量移民的进入对于缓解或者避免人口老龄化引发的人口结构变化问题起着重要的作用。美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1990年就超过了12％，但美国从1990年至2019年平均每年接受移民超过100万，每年移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在0.35％左右，截至目前，美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仅仅上升至16％左右，将近30年的时间美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并没有持续恶化，而是相对平稳。上世纪90年代英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就达到了18％左右，但每年接受了大约20万左右的移民，占总人口的0.3％以上，结果是英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至今仍然保持在18％左右。

劳动力及资本的供给并不必然随着人口出生率低位运行而出现趋势性的下降，经济基本面并未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而出现显著改变，这种观点可以进一步从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表现得到验证。上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发达国家大多面临着人口出生率下降引发的人口结构变化问题，但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未见趋同，而是出现了分化格局，有些国家经济表现出较强的韧性，有些国家经济出现了较大的波动，这些表明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确，人口老龄化等人口结构变化并不必然伴随经济下行压力的持续增大。

中国拥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空间

从上述分析来看，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对经济基本面产生大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口老龄化不值得关注，必须结合世界各国的自身实际，研判老龄化的趋势及相关的政策空间。人口老龄化已经逐步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现实环境。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为1.18，尽管2016年实行了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但没能逆转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的趋势，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2019年仅为3.34‰，位居改革开放以来最低水平。在此背景下，客观审视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的影响，必须深入分析中国是否具有应对的政策空间。

首先，中国经济的巨大韧性为宏观稳定提供长期支撑。有些评论将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简单归咎为人口红利，认为解放后婴儿潮出生的人口构成大量廉价劳动力，促使中国在承接全球产业分工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由此推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尽管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逻辑，但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显然还包括其他因素，比如持续深化的对外开放政策推动要素跨境大规模配置，拓展了全球市场从而拉动外需持续增长，不断深化的价格机制、产权体制及分配制度等改革，激发了巨大的市场活力。因而，中国巨大成就虽然与大规模劳动力释放的人口红利相关，但也与对外开放拓展全球市场有关，与计划体制转为市场体制等巨大改革红利有关。从这个视角看，人口老龄化将伴随人口红利的逐步减弱，但中国经济的巨大韧性将为中国经济继续增长提供长期支撑。

其次，多措并举调节劳动力供给，为平滑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压力提供重要支撑。人口老龄化如果出现断崖式现象，那么劳动力供给短期可能面临较大压力，对经济社会构成的影响可能较为突出，如果能够采取措施平滑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那么劳动力的供给问题就比较温和，由此构成的影响可以通过宏观政策调整进行应对。近年来适时调整的全面放开二胎的生育政策，被业界视为平滑人口老龄化的务实之举，尽管放开二胎对于近几年人口出生率影响并不显著，但如果没有二胎政策，当前人口出生率可能更加令人担忧，二胎对人口增长的积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与此同时，中国高度重视机器人及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换人已经不再陌生，这种方式客观上也是平滑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劳动力供给压力的政策之举。除此之外，2016年中国已经申请加入国际移民组织，中国未来也可以通过制定移民政策，吸引包括高端人才在内的劳动力的移民。近几年来，延迟退休议题也逐步进入公众视野，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由此将为缓解劳动力供给压力产生积极作用。

第三，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强化创新转型升级，为应对人口红利减弱创造增长新动力。经济增长有赖于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及制度等要素，未来人口老龄化将伴随着人口红利的减弱，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将更加仰仗其他四大要素。虽然40多年改革开放已经促使资本、土地、技术及制度等各方面的红利不断释放，但改革开放的空间仍然很大，金融开放改革相比其他领域仍然相对滞后，资本账户可兑换及汇率市场化等改革仍然有待推进，农村土地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产业转型升级正处于关键期，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有待大幅度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在不断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战略部署正在稳步推进，资本、土地、技术及制度的红利将持续释放，这些为宏观经济增长的动力培育创造重要的空间，有助于应对人口红利减弱问题。

第四，重视发展老龄经济，为宏观经济稳定创造增量空间。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并非都是负面，人口老龄化所对应的养老、医疗、养生等产业无疑将成为重要的大市场。中国人口基数很大，人口老龄化会带来几亿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由此催生的老龄经济将成为新的增长亮点。为推动老龄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市场机制促进供需双轮驱动。一方面，在供给层面优化政策举措，促进老龄经济相关产业的供给，不仅注重促进老年产业的发展，也要注重提高老年服务质量，量质并举方能满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完善社会保障机制，让老年人敢消费、能消费、愿消费。打破传统的以儿养老等模式，推动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让老年人得到较好的保障，同时优化金融资产证券化体制机制，平滑老年人生活消费的基本路径，为老年人消费创造稳定的预期，客观上将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新的老龄经济的增长点。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