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下称《意见》）公布，这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重心已经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全面脱贫逐步转移到让一部分人先共同富裕起来，直至实现全面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建立大同社会，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的梦想，更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其出发点就是寄望于先富带动后富，通过解放生产力和提升效率，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准确地界定共同富裕，对此《意见》已经给出了明晰的要求：经济发展质量效益明显提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经济体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持续缩小，低收入群体增收能力和社会福利水平明显提升，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基本形成，全省居民生活品质迈上新台阶；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美丽浙江建设取得新成效，治理能力明显提升，人民生活更加美好。等等。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虽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指标，但实现共同富裕不是简单地均贫富，更不是简单地砸钱办事。能够用钱解决的事情都是相对简单的事情，虽然浙江财力雄厚无疑是中央选择其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考量之一，但中央更看重的是其市场主体的多元性、较为突出的科技创新能力，以及为人称道的社会治理水平。换言之，可持续的创富能力和协调发展的能力，才是推进、实现和维系共同富裕的推进器和导航仪。

综观全世界范围内福利社会建设的成败得失不难发现，实现并维系共同富裕主要面临两大挑战。一种是不顾经济发展水平和现实财力，在民粹主义推动下搞过度福利化，欲共富而不得却往往陷入均贫，这也是所谓“拉美化陷阱”的表征之一。一种是随着制造业外迁导致的产业空洞化，工薪阶层收入下滑，福利体系日益承压，而经济进入服务业阶段后的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比如金融业和餐饮业收入差距的天地悬殊，更令社会凝聚力随税收和福利支出水平等争议性议题导致的舆论极化而日益下滑，这在欧美日先行发达经济体和富裕社会中更为常见。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可持续的创富能力，始终是共同富裕的不二法门。靠简单的均贫富和吃大锅饭来实现共同富裕，终不免会坐吃山空并导致社会生产力下滑，凝聚力下降。这也是《意见》中专门提出要提高“低收入群体增收能力”的用意所在。不过，先行发达经济体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之后收入分配格局所出现的问题表明，仅仅靠在工资性收入层面发力难以扭转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如何让更多的居民有更多的机会分享社会整体财富增加的成果，这也是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必由之路。

正是从这个考量出发，《意见》以较多的笔墨提出要拓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丰富居民可投资金融产品，完善上市公司分红制度。鼓励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计划。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巩固提升农村集体经济，探索股权流转、抵押和跨社参股等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实现新形式。立足当地特色资源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支持浙江率先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等等。

当前国际政经局势复杂多变，中国也进入内外双循环的新发展阶段，实现共同富裕是证明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优越性的试金石，是我们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的坚强基础；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作为赶超型经济体的历史使命，之前已经有不少成功的先例可供参考，而更好更公平地分享现代化的成果，则依然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作为一个古老而又重新焕发生机的文明体，理应在此领域作出自身应有的贡献，这也是垂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要求。人们期待浙江勇于探路，尽快推动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框架基本建立，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