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全球债务水平已然增高。过度依赖债务驱动，已导致出现结构性失衡，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可持续。
世界经济已陷入低生产率的流动性陷阱，因为储备货币国家（“全球银行家”）可以通过量化宽松政策产生过剩流动性，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缺乏足够的资金投向长期、可持续发展项目。掌握储备货币，并享受过高货币特权的全球银行家，所占用全球信贷的份额正持续上升。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融资份额中所占比重则在下降，因为它们无法推行量化宽松政策，而其投资于发达经济体市场中的流动性资产所获收益，相比从该系统中借贷资金的成本，还有4％的亏损。全球金融体系已不再服务于节流者，新兴市场经济体同遭冷遇。
疫病大流行重创全球经济，新兴市场经济体如今不仅要应对严峻的防疫挑战，还面临着财富、就业和债务等危机。
由于疫情打击，新兴市场经济体损失惨重，2020年的GDP大幅缩水：印度为-8％，拉丁美洲-7％，南非-7％，墨西哥-8.2％；也有一些地区GDP下降幅度没有那么大，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为-1.9％，中东和中亚地区是-2.9％（估测数据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于2021年4月的《世界经济展望》）。
2021年3月公布的最新《经合组织经济展望》报告指出，世界经济复苏将呈现“K”形分野，美国和中国因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和广泛推广疫苗接种，其经济将更快复苏，而其他国家/地区则将耗时更久。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增长可能放缓，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由于疫苗接种效率不足，全球贸易复苏缓慢，资本外流以及缺乏长期投资所需资金，重振旗鼓之路将颇为坎坷。疫情对全球较落后那一半国家的冲击将大大超出预估，因为疫情暴发带来的影响，那里的非正式市场失业严重、收入锐减、民众健康堪虞。
全球流动性和生产率陷阱
后疫情时代，世界面临着全球流动性陷阱。不利的一面在于，金融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表现达到创纪录的高水平，但财富分配不平等则在恶化，并且长期基础设施方面投资严重不足。联合国认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金缺口约为2.5万亿美元，年度投资为1万亿美元。然而，仅在2020年，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就增加了9万亿美元，这些资金的主要去向是政府债券。因此在短期内，叠加低利率，金融市场会出现流动性充盈，股票、债券和房地产价格都将攀升至历史高位。
但鉴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破坏性技术/疫情大流行等因素，加剧了长期的、宏观的不确定性，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国家安全、内部动乱和健康风险均会增加，投资者因而不愿向这些市场投放更多资金。简言之，长期投资在世界范围内都很紧俏，但中央银行却在漫无边际地创造短期流动性。
这极具讽刺意味。当今世界缺乏足够的投资来恢复增长、提振就业，改善不平等或解决人为造成的灾难和气候引起的自然灾害，而此时全球却一点都不缺货币基金，且利率低至创纪录。此外，由于预算赤字和债务膨胀，财政能力受限。气候学家和专家们一致认为，从技术上解决许多问题唾手可得，但在政治上则非如此，在国家和全球范围内，存在集体行动陷阱，会使任何集体行动与合作停滞不前或迁延日久。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须将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差异搁置一边，因为经济增长活力不恢复，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上不能切实缩小不平等，那么世界仍将堕入滞胀和萧条，甚至可能滑入战争泥淖。
全球趋势：2035年－2040年
美国和欧盟最新的远期评估，大致在以下主要方面存在广泛共识：
1.随着世界步入老龄化和外来移民给相关社会造成压力，人口结构将出现剧变。
2.国家和全球层面，教育、收入、财富、基础设施使用和就业机会方面的不平等现象将日益加深。
3.全球变暖日甚一日，更多自然灾害和更多疫情将随之而来，而人们对这些新变化的适应，以及应对之策，都将捉襟见肘。
4.技术进步是利于变革的工具，但也会产生破坏性，尤其会挤压就业机会。
5.金融化在短期内可以提供流动性，但长期而言，则会影响金融稳定，加剧社会不平等和带来债务可持续性等问题。
6.从单极格局过渡到多极，导致地缘政治竞争升级，而随着贸易、就业和既有规则受到挑战，达成合作与付诸集体行动将增添更多变数。
7.随着新兴大国要求更有分量的发言权，现存全球治理体系在安全、技术、财政、货币政策和其他结构性问题上，日益显出支绌之态。
疫情带给世人的教训是，除非所有人无虞，否则没人可置身事外。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当前的世界体系，如果不去解决它们的问题，这些国家的危机也将危及或者拖累富裕国家寻求和平、繁荣与健康的努力。
美国成为消费全球信贷的银行家
按照目前的体制，形成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多边机构，无法应对当下的挑战，一方面是因为资源不足，另一方面国际环境也已发生深刻变化。二战刚刚结束时，大多数国家饱受战火凌虐，在美国领导下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战后重建提供资金支援。这一举措令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国家都完成了战后的复苏和经济增长。彼时占据主流的发展融资范式是，富裕工业国家拥有贸易盈余和更高的储蓄，拿出一部分来帮助较贫穷国削减轻贸易赤字，并提供发展所需资金。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供应链持续向北欧和东亚转移，以中国为首的中等收入国家成为世界工厂和主要储蓄国。以德国为中心的北欧供应链也推动了顺差增长，但这些顺差部分被南欧的逆差所消耗。随着美国通过增加债务成为最大的全球消费市场，世界金融结构已经改变。
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年对外部门报告》，以及2021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见图1）所表明，尽管经常账户赤字在2006年扩大至峰值，此后有所缩小，但赤字不断增加导致的资产负债表效应则持续放大。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净负债稳步增加，已从2005年占世界GDP的3.9％增长到2020年的16.7％（数据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网站）。换句话说，在2005年－2020年间，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净负债增幅，达到世界GDP的12.4％，其中相当大一部分由欧洲负担了（5.6％），其他国家均承受了相应份额，包括日本（1％）、中国（2.2％）、亚洲发达经济体（3.3％）和石油出口国（1.5％）。实际上，在此期间，其他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等）几乎没有增加净债务（0.3％），而新兴市场经济体（不包括中国和亚洲发达经济体）加上拉丁美洲、亚洲新兴国家、中欧和东欧，以及非洲和中东，到2020年底时债务净增1.0％，总数也仅占世界GDP的4.3％。
2005年，全球债务国/债权国的资产负债表还算相对平衡，全球债务人净债务的分布和份额分别为美国33.3％、欧洲债务国24％，其他高级债务国13.8％和新兴经济体28.8％。到2020年底，这一比例已成为美国64.8％，欧洲债务国11.2％，其他发达经济体7.3％和新兴经济体16.7％。
简单来说，全球银行家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净债务国。相应地，一种不容忽视的不对等现象正在浮现。随着美国以举债的方式吸附越来越多的资金和资源，新兴市场经济体备受排挤，苦于难以从全球储蓄中融资。美国拥有超高的信用等级，并有能力承担以美元计价的越来越多的净债务，因为其掌握着支配性储备货币，从而享有过度的特权。新兴市场经济体面对资本流动则显得软弱无力，并须保有大量的准备金。此外，由于信贷成本上升和银行主导的偏重短期目标的金融结构，它们无法推行量化宽松政策，更无法为长期投资募集资金。这些国家不敢让经常账户中出现太多赤字，也不敢放手举债。
债务人/债权人之间的这种不对等性，集中反映在经常账户赤字和净债务之间的流动平衡关系。美国在2005年至2020年间的净债务扩张，用其累积的经常账户赤字（1.8万亿美元，占净赤字头寸之净增额的15％）尚不足以解释，而净资本流入和/或估值效应占10万亿美元，即前述增额的85％（见表1）。相反，主要的盈余经济体，例如欧洲债权国、中国、日本和发达亚洲，都拥有大量经常账户盈余，但由于资本外流和估值效应，它们的净债权头寸并未完全反映出这种累计盈余。例如，日本在2005年至2020年间始终保持着经常账户盈余（累计占世界GDP的3.52％），但其净债权（股票）的净增幅仅为0.96％，这说明存在大量资本外流和估值差异。欧洲债权人、中国、亚洲先进国家和石油出口国也是如此。
可以说，资本持续流向美元资产，意味着美元拥有至高的投资回报，享受作为价值存储工具、记账单位和支付手段等多种好处。但名目繁多的制裁和持续紧张的地缘政治风险，再加上通货膨胀和美国经济增速放缓，都让美元这一有利地位有所衰减。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人口结构年轻，经济增长前景更光明，它们缺乏的是保持增长的投资，因为它们的积蓄越来越多地用于为增长缓慢、规模大到不能倒的借款人提供资金。
总而言之，“特里芬困境”使美国能够利用全球储蓄来消费，同时还能维持经常账户赤字，却忽略了国内不平等问题，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废弛，导致生产率下降。这种情况不可持续。
2021年4月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1年－2026年全球国际投资头寸将缩窄，这实际是假定了美国将在未来五年内缩减其经常账户赤字。但鉴于拜登政府已经承诺推出5.1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特朗普时代通过的0.9万亿美元，加上1.9万亿美元，还有新推出的2.3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这相当于2020年GDP的22.9％，也就意味着美国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恶化幅度都将超过预期。
如事实果真如此，除非风险息差显著增大，否则新兴市场经济体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基础设施投资的紧缺状态将会持续。
换句话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做的乐观预测，将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美国削减其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由于此类赤字只能由更大规模量化宽松来提供资金，而持续累积的债务只能由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来解决，因此，中期看来美国的赤字和债务状况将会继续恶化。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2021年3月作出的预测，尚未计入2.3万亿美元基础设施一揽子计划。该预测认为，从2022年到2031年，年度平均赤字将达到1.2万亿美元，远超过去50年的规模（即占GDP的3.3％）。到2031年，赤字将达到GDP的5.7％。同一年，债务将达到GDP的107％，为该国历史最高水平。
坦率地说，美国之所以能够承受如此空前巨大的债务，是因为储备货币国家可以推行量化宽松政策，而无须担心在短期内推高通货膨胀。到2020年，四个储备货币央行（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惊人地增加了9万亿美元，到2021年3月底达到29万亿美元。而在2006年底时，这一数字仅为5万亿美元。当前，各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包括新兴市场经济体央行）超过40万亿美元，这一数字已相当于全球养老金和保险公司的资产规模。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的数据，2002年时，中央银行资产仅占G20国家银行总资产的8.9％，到2019年已增加一倍以上，达到19.6％。储备货币中央银行正是利用其量化宽松政策，改变了全球金融体系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和动力，以及金融领域的行事方式。
实际上，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个银行系统，其中占领先地位的银行家和货币发行者，已成为大而不能倒的借款人，且在越来越多地吸附更多全球信贷资源。如果这位银行家保持审慎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将债务限制在可持续水平，它将屹立不倒。
全球债务形势
根据国际金融研究所的数据，2020年全球债务增加19.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未偿债务增加了6.8万亿美元，使美国未偿债务达到61.2万亿美元，占2020年底GDP的284.7％。仅联邦政府的债务就增加了4.6万亿美元，比2019年增长21％。正如经济学家特里芬（R.Triffin）预测的那样，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每年约占GDP的2％－3％）导致美国对全球的净债务累积至14.1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67％，相当于全球GDP的16％。
全球债务水平持续增长，且由于能顺利IPO的企业都是科技企业和成长型公司，因此，杠杆（债务/权益）仍在增加。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19年全球公共债务已经超过2007年的债务水平GDP的23％。这主要是由发达经济体驱动的，在这些国家中，公共债务从GDP的72％上升到105％，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公共债务增长略少（从GDP的35％到54％），低收入国家增幅最低（增长了14％，占GDP的44％）。但现在有几个低收入国家却陷入债务困境。
当前的金融结构会产生一种道德风险。如果主要的借款人利用其对全球货币政策的掌控来降低利率以使债务更可负担，这时储蓄者为借款人提供资金近乎被“征税”。付利息可以扣税，但对股息还是源头征税。此外，由于IPO上市成本较高，通过债务进行融资比通过股权进行融资更便宜也更快。最后，现有股东更喜欢通过加大杠杆以增加利润，因为增加股权将可能削弱他们的控制权。
上述诸因素促使新兴市场经济体倾向于追随发达国家借款人的做法借债。但是因为较高的信用风险（这些经济体的信用评级偏低），它们无法获得用于开发和投资的长期贷款。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四季度，以美元计价的未偿国际债券和跨境贷款总额为22.6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比重达26％，而这一数字占据全部未偿国际债券和跨境贷款的一半（依据全球金融系统委员会2020年6月之数据）。到2020年中期，美国以外的非银行美元信贷超过12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14％强，2007年时这一数字尚不到世界GDP的10％。
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开始通过发行本地货币债券以利用国际资金，其结果是这些经济体面对资本外流时极为脆弱，欲与其相抗，就必须维持越来越高的外汇储备。截至2019年底，全球外汇储备11.8万亿美元中，约有10万亿美元归属于美国和欧盟以外的国家。1990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外汇储备占GDP的5％，到2018年时增加到了GDP的近30％。
相对于其借贷成本，新兴市场经济体要维持如此高的流动性溢价，付出的代价不菲。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在1995年至2018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外部资产收益比发达国家平均少了约2个百分点，而其外部负债总额却比发达国家多了约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总收益差额相比发达国家，约亏损了4％。16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由此流失到了发达国家，数额达到每年4400亿美元，占这些国家2000年－2018年GDP总和的2.2％。”
换句话说，新兴市场经济体必须保持较高的外汇流动性才能获得外国资金，并为自己的储蓄支付高额成本。它们要想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资金，就要接受苛刻条件，因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说，规制贫穷国家的借款人不费吹灰之力，但要约束富裕国家股东们则颇为不易。
虚幻的金融系统去杠杆
今天的全球金融体系，杠杆化到了何种程度？可以这样计算出一个粗略的杠杆率：银行总资产（as proxy for bank debt）加上债券市值总额，除以全球股票总市值。表2表明，这一比率从2010年的365％下降到了2019年的277％。宽泛的解释是，在过去十年中，股市总资本额的增长快于债务增长。细致检视数据则表明，这种去杠杆化的趋势不过是虚幻的感觉。
首先，由于科技行业的快速增长，以及利率和股权溢价的下降使估值偏高，仅股票市值无法代表企业部门的总股本情况。其次，股票市场也日益集中化，上市公司的数量下降到4.1万家，而市值大部集中在大型公司。例如，中国有6300家上市公司（包括在香港上市），但中国注册公司总数有1800万家，这还没有计入无法通过上市筹集资金的非法人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不能通过上市途径募集资金）。中国正在尝试通过改革来解决这一困境，即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创建第三、甚至第四个新市场，以顺应小公司需求。此事仍在进展中。
中小企业是这次疫情中的最大受害者，其现金流和业务量骤降。它们无法在股票市场进行首次公开募股，而由银行对其进行债务展期也非长久之计。疫情冲击过后，全球不良贷款将急剧攀升。
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久期（借贷短期资金用于长期投资）、外汇（可能骤然出现资本外流的风险）、杠杆（相对于权益，债务增长）和范式（重启商业模式）等方面的错配问题，如今已达到惊人的程度。企业遭遇亏损，将不可避免地使金融系统变得脆弱。新兴经济体的财务结构对银行体系有所倾斜，其中一些经济体的改革步伐迟滞，没有及时通过建立养老金和保险基金制度，以发展其长期筹资机构之根基。没有更高的国内储蓄积累和股权缓冲，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根本无法承受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冲击，很容易陷入债务陷阱或财政困境。传统银行系统没有条件进行债务-股权转换和公司重组，并且由于缺乏足够的财政空间，也使得银行体系或破产企业难以进一步依赖财政救助。此外，新兴市场经济体也缺乏量化宽松之类货币政策空间。
概而言之，即使对于发达国家市场，用进一步制造债务的方式来解决债务问题，此种政策偏见既不可行也不可持续。主流的政策倾向于对国内和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这一结构性缺陷熟视无睹。因此，世界已深陷经典的国内和全球流动性陷阱——短期资金充足，但缺乏针对高风险环境的长期资金和净资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马逊公司的资本和估值都在增长，但真正的亚马孙雨林，作为环境多样性的主要来源正陷入枯竭境地，那里迫切需要资金用于重新造林、碳捕获和保护宝贵的生物多样性。真正的金融化，破坏了我们的自然环境，因为过度消费（以及碳排放）本质上就是源于创造出的过度债务。
审视当前的全球金融结构，影子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已经增长到占全球金融资产的一半（据金融稳定委员会公布之2020年“非银行金融机构”报告），但增长主要源于短期共同基金，开发银行以及长期养老金和保险基金占比较少。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一种政策范式，即专注短期目标，而牺牲长期目标。甚至连今天的中央银行都短视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小范围和短期问题上，而市场则在推动投机，一旦遭遇流动性困境，便依赖央行施救。财政政策由短期政治议程驱动，而不是侧重于推行结构性改革。富裕国家认为其财政能力也有限界，在提供援助时没有那么慷慨，更缺乏为多边开发银行和机构增加资本的意愿。例如，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银行的总资产规模为1.6万亿美元，仅占全球银行系统资金规模的1％（截至2019年底为155万亿美元）。结果，较大的国际金融机构和区域开发银行陷入资本拮据的处境，如今在国家和多边金融机构这层级上，缺乏设计、规划、管理和运作可持续发展目标项目的能力。我们应该认识到，疫情对新兴市场经济体机构造成冲击，损害其推进重大结构性改革的执行能力，这样的后果不容低估。
发达国家如今已充分意识到，如果国际金融体系不更为兼容并包，并赋予新兴市场经济体更多发言权，则其改革将无法获得后者支持。它们也忧虑，稀释其多数股份地位，也可能会改变此类机构的性质（表3：摘自欧盟《全球趋势2035》报告）。
新兴经济体的融资难题
心态层面而言，问题在于，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全球疫情之后，在供应链脱钩、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和破坏性科技发展等加剧的背景下，叠加气候变化加剧，自然灾害频仍，社会不平等和内部纷争不断，新兴市场经济体必须重新考虑哪些新商业模式/供应链和增长模式更适宜当下形势。此外，还要考虑推行这种结构性改革，如何筹措长期资金？
企业继续守成已不可行。完全任由自由市场运行，也非可行的选择，因为国家安全、国际制裁和种种脱钩论，意味着私营部门需要避开来自新兴市场经济的风险。确实，讽刺的是2007年之后，全球资产管理工作越来越被收拢在总部位于富裕国家的一些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由于这些资产都倾向于风险趋避，因此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新兴市场经济体中产阶级的养老金储蓄可能会流向这些公司，而这些公司很可能不会将资金回投到新兴市场经济体。
综上所述，与发展金融有关的关键问题，还应包括下述内容：
1.新兴市场经济体仍然受到商品贸易波动造成的冲击，资本流动也不稳定。95个发展中国家外汇收入的一半或更多，源于商品贸易，而该领域极易受到过度价格波动的冲击。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外国直接投资呈总体下滑趋势，从2015年的2万亿美元下滑至2018年和2019年的1.5万亿美元。与之前的几次危机相比，因应疫情大流行而来的发展中国家非居民资本外逃达到空前规模，在疫情暴发后的前三个月，累计为1048亿美元，而全球金融危机暴发后同期内，这一数字仅为330亿美元。
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2020年外部部门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经常账户的赤字和盈余之大部，分别出现在发达经济体和某些东亚国家，例如中国、日本、韩国等（详见表4）。除了这些录得庞大盈余和赤字国家，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常账户净失衡状况仍然很小。
3.新兴市场经济体积累了外汇储备的大部分，从1990年占GDP的5％增长到2017年占GDP的30％以上。外汇储备总额达12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15％。
4.根据贸发会议估计，发展中国家在1995年至2018年，投资于外汇储备的收益，扣除借款成本，获利为-4％。如果新兴市场经济体能从其约10万亿美元的债务和外汇储备中获得每年4％的利息差额，那么这笔回报将超过它们年度经常账户赤字之净额。
5.若新兴市场经济体占全球未偿债务的25％，且仅美元债务就达11万亿美元，则将其大部分流动性与外汇储备挂钩就失去了意义，因为这些外汇储备的利息低廉，也不能用于长期资产投资。它们不敢减少外汇储备，因为如果这样做马上会被评级机构降级，随即面临大量资本外逃的风险。
6.发展中国家在整个21世纪20年代，都将面临债务偿还障碍，仅2020年和2021年高收入国家偿还其公共外债的金额就达2万亿至2.3万亿美元，而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偿还额估计为7000亿美元和1.1万亿美元。
7.相对于不断增长的债务和结构性改革需求而言，布雷顿森林机构和多边开发银行的资源捉襟见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有的特别提款权配额为2042亿（约合2930亿美元），相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应对危机的需求，这个数字并不算多。这一信用额度附加着严格条件。即便按照二十国集团的提议，将额度增加到65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额度也仅为9430亿美元。增加5000亿美元的额度，只能给低收入国家提供140亿美元外汇流动性，给新兴市场经济体提供的则为600亿美元。使用的特别提款权，仍构成债务。因为可以决定捐赠或将其作为资本投资于多边开发银行，只有发达国家才能将特别提款权运用裕如。
8.多边开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目前为1.6万亿美元（见表4），由于大股东不愿增加其股权，因此它们已经陷入缺乏新注资的局面。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拥有超过2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仅此就已经超过了这些多边开发银行。
底线是，只要全球金融体系仍处于扭曲状态，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外汇储备和资产受托管理（越来越集中）的形式，将自己的储蓄输送到发达金融市场，且新兴市场经济体得不到足够的长期融资以及直接投资等回报，那么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将受阻，其中较贫穷的国家会陷入债务陷阱。
新兴市场经济体遭遇的这种全球流动性陷阱，以及投资短缺，将反过来作用于发达国家，令其增长减缓。除非世界各国能够在不出现违约或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偿还或减少债务，否则全球金融危机的风险将上升。
一些政策建议
过度杠杆化公司的去杠杆方法，通常是债权人接受部分债务——股权转换，或直接免除部分债务，再或者就债务期限或利率水平，进行债务重组。在上世纪80年代末，因为美国发行了布雷迪债券，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重组才得以推进。该债券本质上是让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出售其不良债权，以换取30年期的零息美国国债，再由债务国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贷款和/或提取本国外汇储备购买。债务人就退出条款与债权人进行谈判，要么担保本金，要么担保打折后的本金，并重新商定利率。布雷迪债券计划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大多数放款银行是美国银行，并且它们的贷款发放对象是拉美债务国，所以该计划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原则上同意发行5000亿特别提款权，相当于6500亿美元。如果仅将这些资金用于扩充外汇储备，则只会产生流动性效应，而对实际外汇错配，去杠杆或解决结构性错配问题，为功甚微。
我们估计，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将使用750亿美元以满足流动性需求。剩余的5750亿美元则可用来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革。满足自身流动性需求之外，仍有特别提款权盈余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可投资于此类资产而不会损害其财政状况，因为特别提款权将可获得相同回报（由使用了特别提款权的借款人支付）。问题是这5750亿美元是否可以创造性地被用于解决全球资金的到期错配问题，并用以填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之长期投资缺口。
我们建议，盈余国家可考虑拨出1000亿美元，投入一个专门的“贸易融资机制”，任何加入其中的银行或直接为中小企业提供短期贸易融资的区域性安排，均可从中提款。国际商会正在努力设计这样的平台和机制。
可以将4750亿美元的余额投资于多边开发银行股权，促使它们发挥杠杆作用，从而发放更多长期贷款以帮助其成员国。每个拥有特别提款权盈余的成员国，都有资格决定如何分配投向多边开发银行的投资，以及将资金投向哪几家开发银行。使用世界银行的最大多边开发银行杠杆比率，即9：1，那么上述4750亿美元的注资将使短期和长期发展融资增加4.275万亿美元，可投资于应对气候变化、发展社会基础设施和创造就业等。
这种对多边开发银行增加资本的举措已耽误得太久，但也必须现实地看待此事，即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的主要掣肘之一，还在于新兴市场经济体是否有能力设计、实施和运营此类大规模项目。多边开发银行缺乏关键的专业知识，以及相应的项目工程师，这些人可以利用客户的资产来设计和管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或计划。
另一个利用特别提款权新配额的建议，来自经济学家阿维纳什·佩尔绍德（Avinash Persaud）：将这些资金用于救灾，具体而言是免除受灾国债务，同时创建“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管的新冠肺炎疫情资产购买信托基金，富裕国家可自愿注资加入，并将其部分新获得和未使用的特别提款权永久存入信托，以形成永久性工具，并以市场利率获取特别提款权货币利息。然后，该信托将‘提用’这些特别提款权，以偿还没有资产购买能力的国家因新冠疫情而产生的债务，换取中等收入国家发行的，能抵偿该信托资金成本的特别信用工具”。
阿维纳什正确地诊断出，当前融资基础架构中的根本缺陷就是资产负债表问题。但在亚洲金融危机暴发20余年来，在著名经济学家辜朝明（Richard Koo）已经确定债务通缩就是国家资产负债表问题之后，仍少有国家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因此我们仍无从检视具体国家和全球资产负债表缺陷的关系，以及如何揭示既有结构性问题，自然也无从寻觅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当前正值好时机，考虑是否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延及应对灾害风险或影响金融稳定的其他风险。
从中期来看，新兴市场经济体应考虑发展多层级资本市场，以帮助企业部门去杠杆化，特别是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新兴市场经济体，都有重点试点计划，以提供资金众筹，以及在线融资平台和信贷/股权清算系统，这些都应加以深入探索。
总结
现在时机已至，新兴市场应认真重新思考，新兴市场经济体如何应对疫情造成的债务后遗症，以及现有融资结构的不足。在当下这一融资结构中，债务、外汇和杠杆的结构性错配，到目前为止，基本是通过央行扩大资产负债表来予以解决。
由于不断增长的债务问题既困扰发达经济体，也没有放过新兴市场经济体，因此可能很难找到一种解决债务的万全之策。具体来说，需要哪些机制、何种机构来实现去杠杆化？然而，若不认真地重新思考有哪些方案可供选择，以解决这些日益严重的不平衡现象，那么全球金融危机的风险将上升。
新兴市场经济体就这一紧迫而重要的问题进行讨论，已刻不容缓。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翻译：臧博；编辑：袁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