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巴黎协定》设定了本世纪后半叶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目前全球上百个国家都设定了于2050年实现碳净零排放的目标。

2020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那么，在全球低碳目标下，中国扮演什么角色？低碳又迎来了怎样的发展商机？巨额资金背后如何撬动私人资本？碳中和带来了怎样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经济革命？在此基础上如何避免竞争限制技术进步？金融科技对绿色金融的意义是什么？带着上述诸多疑问，近日，《财经》记者独家专访了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兼总裁Deborah Lehr（戴青丽）。

资料显示，戴青丽在中美关系领域协助保尔森主席工作，负责基金会各个业务板块和重大项目的战略规划，包括基金会绿色金融中心。此外，她曾在公共、私营及非营利部门任职，重点负责中国、美国和新兴市场包括中东。她曾在保尔森出任高盛公司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期间担任顾问，在保尔森出任美国财政部长后，她曾协助创建并启动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

戴青丽向《财经》记者表示，随着气候投资成为金融机构的主流业务，再加上企业自身承诺向碳中和转型。鉴于银行和企业有意增加绿色投资，气候投资将迎来热潮，而中国将成为这场气候商业热潮的中心。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中国需采用世界一流的标准、政策和法规。

她指出，当前，气候变化与技术竞争深度交织在一起。而技术正是双边关系中的一个核心矛盾，但不应让技术竞争阻碍气候问题上的合作共赢。在这一点上，美国和中国应该共同努力，降低与环境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关税，并以联合或互补的方式来遏制排放，特别是在碳市场方面开展合作。

此外，戴青丽认为，在实现气候目标过程中，避免“洗绿”风险尤为重要，而金融科技将有助于为那些寻求进行绿色投资的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指导和更高的透明度。

开启低碳商机：中国应采用世界一流标准

《财经》：2015年《巴黎协定》设定了本世纪后半叶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目前全球上百个国家都设定了于2050年实现碳净零排放的目标，低碳目标下，全球迎来了怎样的发展商机？应对气候的投资价值在什么地方？

戴青丽：《巴黎协定》有助于为减缓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创造必要的政治意愿。然而，接下来的巨大挑战是如何为兑现这些承诺寻找资金。公共资金只能覆盖一部分费用，所以吸引私营部门的融资至关重要。各国政府需要制定监管框架、政策和激励措施，以释放用于投资的资本，帮助实现气候目标。

随着气候投资成为金融机构的主流业务，再加上企业自身承诺向碳中和转型。鉴于银行和企业有意增加绿色投资，气候投资将迎来热潮。

根据国际金融公司的数据，从现在到2030年，要实现世界气候目标预计将为气候投资带来约23万亿美元的机会。气候投资领域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可再生能源和基础设施等传统领域，正在扩展到食品、技术和汽车行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特斯拉，其股票在2020年飙升了740%。由于特斯拉的产品有助于碳转型，市场需求旺盛，特斯拉的市值现已超过通用汽车。

《财经》：在全球低碳商机下，你如何看待中国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实现预期中的目标？

戴青丽：中国将成为这场气候商业热潮的中心。中国早在2015年就开始重点推动绿色发展，目前在促进绿色金融和绿色金融科技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这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开发和创新绿色商业解决方案的好机会。以与环境相关的产品和服务为例，中国已经开始向外国公司进一步开放市场。高盛公司最近的一项研究估算，2060年中国清洁能源技术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将达到16万亿美元，创造4000万个就业机会并推动经济增长。

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中国采用世界一流的标准、政策和法规的制定。例如，尽管中国迈出了重要一步，在2021年版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中剔除了煤炭清洁利用项目，但在另一些情况下，煤炭的清洁利用项目仍有资格被作为绿色投资项目，这与全球标准有着明显的区别。中国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启动为实现气候目标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机会。然而，为了促进真正的变化，标准必须更高、更透明，执法要更有效。

实现绿色共赢：不应让技术竞争阻碍合作

《财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3月20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在碳中和约束条件下，有两个方面的任务格外紧迫：第一，实现碳中和需要巨量投资，要以市场化的方式，引导金融体系提供所需要的投融资支持。从全球来看，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如何？哪类机构将获得更大的商机？

戴青丽：易纲行长说得对。实现世界净零排放承诺将需要数万亿美元的资金。而政府自身的财政无法满足这些资金的需求。私营部门必须发挥关键作用。毫无疑问，我认为私营部门一定会发挥关键作用。

如今，世界上最大的上市公司中至少有五分之一已经做出了净零排放的承诺。世界正在向低碳未来转型，这一趋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因此，如果私营企业和国家不想落后，就必须为更可持续的未来进行必要的投资。这对一些公司来说会相对容易一些。例如，提供与环境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公司一定会从低碳转型中受益。同样，那些正在进行气候投资的科技和金融机构也会受益。

《财经》：那么，在你看来，碳中和带来了怎样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经济革命？

戴青丽：在我看来，“气候工业革命”才刚刚开始。可再生能源技术是先行者。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其经济性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太阳能成本下降了80%以上。海上和陆上风电的成本也减少了一半。成本的进一步下降使可再生能源可以与最便宜的化石燃料竞争。电池和电动车也有类似的趋势，这对其规模化和广泛应用至关重要。特别是为了促进气候创新，大量资金将被释放，未来几年会涌现出更多的新技术和解决方案。

《财经》：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新技术研发和商业化对我们实现碳中和至关重要，支持这些技术落地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但是如何才能保证良性竞争以降低成本，并进一步防止竞争限制技术进步？

戴青丽：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气候变化通常被认为是美中两国应该合作的领域，但这个领域也存在潜在的激烈竞争。气候变化与技术竞争深度交织在一起。而技术正是双边关系中的一个核心矛盾。虽然保护国家安全很重要，但与此同时，某些技术在解决气候变化挑战方面具有巨大潜力，而中国是众多创新的自然试验场。美国和中国应该共同努力，降低与环境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关税，并以联合或互补的方式来遏制排放，特别是在碳市场方面开展合作。

防范“洗绿”风险：金融科技提升透明度

《财经》：金融科技在绿色金融的应用方面，做了哪些尝试和新的突破？金融科技对绿色金融而言解决了什么根本问题？

戴青丽：要让绿色金融的规模达到实现气候目标的要求，金融科技是关键因素之一。在基本层面上，金融科技（从区块链到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是收集和分析环境数据、提供更准确的绿色投资信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以及让银行系统覆盖不到的群体获得资本的强大工具。金融科技有助于为那些寻求进行绿色投资的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指导和更高的透明度。

《财经》：能否举一个案例？

戴青丽：金融科技有实际运用的案例。保尔森基金会和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世界第三大发电运营商和中国五大国有发电企业之一的华电集团于2019年8月推出了碳排放管理系统，以迎接中国期待已久的全国碳市场的启动。

该系统利用大数据来支持华电各个层面的碳排放相关工作，涵盖的人员从总部的高管到中国各地二、三级子公司的员工。该系统管理着华电集团所有30家直属单位和110多家火电企业的碳排放数据。同时，该系统满足了华电集团在碳排放数据管理、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项目管理、碳配额履约和碳交易等方面的需求。

此外，该系统既适用地方试点碳市场的现有规则，也能满足全国碳市场注册和交易系统的要求。这是一个强大的系统，通过金融科技解决方案加速了企业的绿色和低碳转型，为发电行业的其他企业提供了一个范例。

《财经》：资本是逐利的，投资亦有风险，绿色投资的风险主要来自哪些方面，金融科技的发展是否可以规避这种风险？

戴青丽：绿色投资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洗绿”，也就是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错误地为投资贴上绿色标签。其核心风险是，投资者可能被误导，从而去投资那些无益于环境友好甚至是损害环境的项目。

洗绿还有严重的声誉风险。金融科技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提供了更好、更严格的分析，可以将真正的绿色投资与那些简单洗绿的投资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