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曾让已经延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岌岌可危，反对的声音直到奥运会落幕都没有停止。当数万名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媒体记者从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来到东京，潜在的病毒传播风险让人畏惧。
但当17天的比赛结束之后，人们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至少在“奥运气泡”内的体育场馆、奥运村、新闻中心和酒店均未暴发大规模的感染。
“如我们承诺的那样，这是一届安全、稳妥的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卫生顾问布莱恩·麦克洛斯基在奥运会结束前一天表示。他所领导的独立专家委员会制定了本届奥运会的防疫政策，通过“奥运气泡”将奥运相关人员与日本民众隔绝开来，并在气泡内执行严格的防疫规则。
东京奥运会是如此非同寻常。尽管时间已经到了2021年，但所有标识上写的都是东京2020；赛场上的拥抱和握手不被鼓励；领奖台上的运动员需要自己领取奖牌；看台上没有了观众的身影。然而新冠疫情对举办奥运会带来的考验远不止于此，它更深入到围绕赛事的各个环节之中。
“奥运气泡”内感染率为0.02%
在面临公共卫生威胁的情况下举办大型活动并非没有先例。2016年里约奥运会举办之时，巴西正面临寨卡病毒的侵袭。然而在面临一场全球大流行病的情况下举办奥运会却是首次。东京奥运会也是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整个世界的第一次相聚，日本首相菅义伟试图通过这次奥运会证明：人类将战胜新冠病毒。
基于过去一年多与新冠病毒斗争的经验，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和2020年东京奥组委联合编制了奥运会防疫规则手册。手册分为运动员和代表团官员、国际协会、奥运和残奥大家庭、市场伙伴、广播商、媒体以及工作人员的不同版本，事无巨细地列出了奥运相关人员在入境前14天、入境时、入境后和离开日本的防疫要求。他们需要遵循的基本守则包括佩戴口罩、减少肢体接触、检测和追踪以及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国际奥委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从7月1日至8月7日，奥运相关人员进行了进行了651296次检测，其中有404人的检测结果为阳性，感染率为0.02%。在404个与奥运相关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大部分为日本当地居民，尤其是为赛事服务的外包人员，他们中有220人感染。
在1.1万名来到东京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中，感染人数为29人。尽管仍需展开更多研究，但麦克洛斯基所在的专家小组倾向于认为，发生在“奥运气泡”内的海外人员不是在日本本地感染，病毒是从境外带入。
奥运会组织者表示，奥运气泡内的低感染率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接种疫苗、每日检测、追踪密切接触者、保持社交距离、限制国内外观众人数。在东京工作的国际奥委会成员和代表几乎实现了100%的新冠疫苗接种或者已经实现免疫。在入住奥运村的人员中，接种新冠疫苗的比例达到85%。
在日本新冠疫苗接种进展相对较慢的情况下，奥运志愿者可以优先接种疫苗。侯嘉怡是东京奥运会网球场的一名志愿者。她对《财经 》记者表示，自己原本要到今年10月才能完成疫苗接种，但因为东京都政府优先向志愿者提供疫苗，她在奥运会之前打上了第一针莫德纳疫苗，并在奥运会期间完成了第二针接种。
由于她所在的技术组无需直接接触运动员，她接种疫苗的时间要晚于与运动员接触的志愿者，后者在奥运会开幕前可以完成两针辉瑞疫苗接种。
“奥运气泡”试图将奥运相关人员与非奥运人员之间的接触减少至最低。在抵达日本的前14天，海外入境者不能与当地民众接触，只能按提前登记好的路线，在酒店、奥运村、运动场馆和新闻中心活动。他们也不被允许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只能搭乘奥组委提供的大巴或者出租车。
从海外到日本参与奥运会的人员需要下载两个手机应用，一个用于每日健康状况汇报，从抵达日本当天至离开日本，他们每天都要上传体温和报告健康状况。另一个应用程序用于追踪确诊人员的接触者，可以帮助使用者及时发现是否与确诊病例有过接触。
东京奥运会展开了奥运史上最广泛的病毒检测行动。在前往东京之前，奥运相关人员被要求在出发前的96小时内完成两次核酸检测。抵达日本之后还需在机场接受现场检测，结果显示为阴性才能入境。整个奥运会期间，奥运相关人员定期接受核酸检测。运动员、奥运官员、与运动员密切接触者需要每天提交唾液样本，其他人员接受检测的频率在抵达日本的前三天为每日一次，此后则可按每日、每四天或者每七天一次的频率进行。
“奥运气泡”的维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奥运相关人员的自觉。“如果人们不遵守这些规则，气泡很容易就破掉。”日本厚生劳动省专家组成员、国际医疗福祉大学大学院公共卫生教授和田耕治对《财经》记者表示。
规则手册上列出，如果发生拒绝检测、前往不在计划范围内的场所、有意不戴口罩的情形 ，破坏规则的人将被处以警告、罚款、撤销证件、暂时或永久无法参与奥运、剥夺参赛资格等惩罚措施。奥运期间，东京奥组委曾宣布对多人注销奥运注册证件、暂停奥运证件和严重警告的处罚决定。两名格鲁吉亚柔道选手因为在比赛结束后前往东京塔附近游玩而被注销证件。
“通过遵循基本的公共卫生措施，加上检测，我们已经表明遏制疫情是可能的。”麦克洛斯基说。专家组将对奥运期间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并发布一份报告，以帮助其他国家制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方案。
尽管主办方从整体上控制了新冠肺炎疫情在奥运会上的蔓延，但仍有一些比赛因为选手确诊而被打乱。奥运会开幕前，两名南非男子足球队员在东京接受核酸检测的结果为阳性，他们随后缺席了第一场与东道主日本队的比赛。在奥运赛程接近尾声之时，希腊花样游泳队的4名运动员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导致她们失去参赛资格，希腊花样游泳队因此退出东京奥运会。
这些结果并不影响主办方对防疫举措的认可。东京奥组委秘书长武藤敏郎在奥运会结束之时就新冠对策效果总结为“基本措施充分起效”。麦克洛斯基在东京奥运会开幕之前曾表示，他们的目标不是要实现零感染，而是防止个案变成群体感染和传播事件。
两个平行世界
对于很多日本民众而言，东京奥运会像是一个不现实的存在。虽然比赛就发生在自己身边，但由于大部分比赛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进行，他们只能从电视上收看。在今年3月宣布禁止海外观众前往日本观赛之后，菅义伟一直希望日本国内观众能到场观战，这一决定直到开幕式前两周才取消。
和田耕治联合其他一些专家向政府提出了空场办奥运的建议。他们原本希望东京奥运会推迟或者取消，但在意识到主办方不会再改期之后，这些专家于6月18日公开致信奥运会和残奥会组委会以及日本首相，建议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举办奥运会和残奥会。
“如果在允许观众到现场看比赛的同时又要求人们待在家里，会传递混杂的信息……这不合逻辑。”和田耕治说。
东京奥运缺少的不仅是观众，还有更重要的民意支持。有民调显示超过80%的日本民众并不希望举办此次奥运会。
一位反对在疫情下举办奥运会的东京市民对《财经》记者表示，她基本上放弃了对奥运会的关注。在她看来，在感染人数持续增加的情况下仍坚持举办奥运会是日本政府和国际奥委会在强行推进。
东京奥运会像一个不现实的存在还体现为“奥运气泡”内外的疫情差别。当奥运村内的感染率维持在了较低的水平，主办城市东京的疫情却不断创下新高。在奥运会临近结束时，东京的每日新增病例超过了5000人，比7月23日奥运会开幕当天的数字超过三倍。
8月7日，日本国内的新冠病毒感染者累计已经超过100万。而这一数字在今年4月上旬为50万，这意味着日本的感染人数在四个月内翻了一番。几乎与奥运会举办时间同步，日本的确诊人数从今年7月下旬开始显著增加。奥运会结束之后，疫情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呈现爆发式蔓延。8月12日的新增确诊人数再次打破记录，达到18889人。有数据显示，在日本目前新增的确诊病例中，90%是由传播力更强的Delta变异毒株引起。
与奥运村内高达85%的疫苗接种率相比，日本国内的疫苗接种率才刚过30%。由于疫苗优先医护人员和老年人，日本年轻人的接种比例还很低。最新一波疫情出现年轻感染者明显增多的趋势。
作为一名长时间待在奥运比赛场地的志愿者，侯嘉怡担心过感染风险，“尤其看着东京的感染人数随着比赛日程的推进而增加的时候”。
但无论是日本方面还是国际奥组委都否认了日本感染人数不断创下新高与奥运会之间存在关联。日本首相菅义伟在奥运会结束前两天表示：“我不认为东京奥运会是导致感染人数增加的原因。”
国际奥委会强调，“奥运气泡”阻止了病毒在两个世界之间的传播。国际奥委会发言人马克·亚当斯在奥运会结束前的一场发布会上指出，没有一起感染事件是从奥运相关人员传染给东京市民。在7月29日的一场发布会上，亚当斯还表示，运动员和奥运相关人员生活在一个“平行世界”，他们执行了严格的防疫举措，因此奥运会与东京急剧增加的确诊病例没有关联。
麦克洛斯基也指出，与运动员或者海外入境人员接触最多的群体每天都要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对国际和国内关联的保护使我们相信两者之间没有发生病毒传播。”他说。
和田耕治对《财经》记者表示，虽然奥运会未对运动员在疫情方面产生重大的直接影响，但奥运相关人员确诊病例超过300名，表明对这部分人员的疫情控制是相对较难的。
“感染人数在奥运会期间增加，这是一个事实。”和田耕治说。他分析称,这与Delta变异毒株传播、因举办奥运会政府未能采取更严格的防疫政策、人们对持续一年多的疫情感到疲劳等因素有关。
即使东京奥运会与东京确诊人数激增之间不存在直接联系，奥运会的举办也在间接程度上创造了一种氛围，使人们产生回归正常的错觉，并由此放松对疫情的警惕。当日本政府呼吁民众避免与他人接触，人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运动员互相拥抱。在日本民众被要求减少外出时，他们又看到日本当局允许那么多人从世界各地飞到日本。
“奥运气泡”的核心是隔绝海外入境人员与日本国内民众。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奥运相关人员仍在不同程度上与当地民众产生接触。
一位参与东京奥运会报道的记者对《财经》记者描述，虽然在抵达日本的前三天需要在酒店隔离，但每天可以有一次不超过15分钟的出门机会。出酒店时要在门口登记时间，但管理宽松，是否登记全凭自觉。媒体酒店的住客也并非都是外国媒体，还有本地客人。
对于生活在当地的志愿者侯嘉怡而言，她的活动范围则未受到太多限制，她可以每日自由进出“气泡”。结束工作离开比赛场地之后，没有人要求她要远离非奥运人员。
当奥运圣火熄灭，运动员在离开日本之后是否会出现更多确诊病例也将决定奥运防疫举措的成败。8月9日，英国跳水运动员马修·李在回国之后确认感染了新冠病毒。他在东京奥运会上与托马斯·戴利一起夺得了男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金牌。
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前一个月，帮助日本政府制定防疫政策的病毒学家押谷仁对奥运会带来的风险表示担忧。他指出，病毒传播的风险不仅限于日本，也包括在奥运会之后将病毒带到其他国家。“有很多国家确诊病例并不多，很多国家没有出现病毒变异。我们不应让奥运会成为使病毒传播到这些国家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