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菲斯克

文化理论家， 2021年7月12日逝世，享年81岁。

就新时期中国的大众娱乐节目而言，由天娱传媒、湖南卫视联袂推出的女性歌唱类选秀娱乐节目《超级女声》毫无疑问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它不仅成功制造了李宇春、张靓颖、尚雯婕等一众歌手，而且有效地让音译自英文单词“fans”的“粉丝”一词大张旗鼓地显影在华夏大地，家喻户晓。甚至一如《十月围城》《孤岛惊魂》等“粉丝电影”创造的奇迹所证明的那样，“娱乐圈革命”进一步引起了文化工业、大众文化研究学界的关注和兴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加之异军突起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文化研究此时正方兴未艾，“世界知名的文化研究健将”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来到”了中国，受到诸多学者青睐和恩宠，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和学术增长点。

根深蒂固的大众文化迷

相较于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等伯明翰学派文化理论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然开始“西学东渐”而言，菲斯克确乎是姗姗来迟的“西方当代文化研究的主要代表”，以致不少学人至今依然对他的一些基本面向不甚了了。但众所周知，虽然曾在剑桥大学接受过多年文学规训，菲斯克毕业后不久便越界到了新兴的文化研究和大众传播研究领域，作为一个流动的批评家、理论家和编辑穿行在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取得了一系列让人难望其项背的成就。

比如，在谢菲尔德工学院担任首席讲师期间，菲斯克创设了英国第一个传播学本科课程；在威尔士工学院担任首席讲师期间，他指导了英国第一个传播学博士；他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担任传播学教授长达12年之久，培养了《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的作者亨利·詹金斯、《反思媒体报道：垂向调解与反恐战》的作者丽莎·帕克斯等多位著名媒体理论家；他主（总）编过《文化研究》等多家知名刊物。与此同时，菲斯克先后发表了《解读电视》（与约翰·哈特利合著）、《电视文化》《理解大众文化》《解读大众文化》《权力游戏、权力运作》《澳洲神话》（与鲍勃·霍奇、格雷姆·特纳合著）、《传播研究导论》《媒体为何重要》等多部广为流传的著作，建构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文化消费主义”，因此成为了人尽皆知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大众文化迷”。或者一如英国著名传播理论家丹尼斯·麦奎尔所言：“在努力为大众文化辩护方面，约翰·菲斯克一直是最雄辩、最令人信服的人之一”。

任何人但凡对菲斯克的“文化消费主义”有所了解，想必都知道浸淫其间的是一种“进步的怀疑主义”。菲斯克在论述见诸激进艺术的宏观政治和见诸大众文化的微观政治的时候指出，与激进主义的更为宏伟、更加难以实现的目标相比，进步主义更加温和、更加直接的目标很可能更实际、更受欢迎；这两种社会变革模式不应该相互抵牾，因为不谋求大众参与的激进理论注定要遭遇政治失败，而受欢迎的进步主义缺乏在历史危机或者尖锐政治对立的时候与激进运动建立联系的潜力，同样是无效的。

“坚持对日常生活方方面面进行抵制的微观政治为宏观政治的种子养护了一片肥沃的土壤，没有这片土壤，宏观政治的种子必定不会生根发芽。”换言之，在菲斯克看来，社会巨变并不是仅仅依靠少数激进分子的领导就可以完成的，因为“这样的激进分子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享有相同社会立场的人的内在反抗：没有这些形形色色的内在抵抗，激进分子便无法证明他们的主张代表了社会情感的迅速高涨，他们的立场就很容易被边缘化和被忽视”。

此间必须指出的是，菲斯克所谓的“形形色色的内在抵抗”至多能够借助一种“符号式抵抗”带来一种“符号民主”，因此不时被人诟病为“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建构和表征其文化消费主义的著述中，比如专著《理解大众文化》和论文《粉丝圈的文化经济》，菲斯克开创了粉丝文化研究的先河。菲斯克并不认同女性粉丝见到自己偶像就尖叫晕倒、男性粉丝很可能因痴迷某个明星而发生暴力行为这样的定型化认识，相反却基于粉丝文化是工业化社会中大众文化的强化形式这一认知，主张大众文化粉丝是一个具有主动性和创造力的群体，是一种“过度的读者”，“作为一个粉丝，就意味着对文本的投入是主动的、热烈的、狂热的、参与式的”。

即是说，作为大众文化的一个基本元素，大众文化粉丝首先从大众文化中选择适合自己的内容，比如明星、故事或者娱乐形式，然后将它们融入自己自主选择的文化之中，复制到具有强烈快感的代表性大众文化之中。所以，粉丝文化关乎主流或者支配性价值体系所诋毁的流行文化、言情小说、漫画、好莱坞明星等，是从属阶级的一种自下而上的文化，“着迷是布迪厄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化实践的一部分，与中产阶级那种与文本保持距离的、欣赏性和批评性的态度正好相对”。具体就“麦当娜现象”而言，菲斯克并不像之前的批评家那样，认为麦当娜是在利用其女性特征赚钱，认为她是在向粉丝尤其是女性粉丝传递一种以男性视点来审视自己的观念，因此认为麦当娜是“父系霸权主义的代言人”。

在菲斯克眼中，麦当娜的粉丝并非是“文化蠢货”，她们不会屈从于他人的意见，而是会主动、有选择地去看、去听和模仿。这样一来，媒介传播中的麦当娜形象难免会背离意识形态的控制，在观众中制造出一些关乎她们的社会经验的意义。“麦当娜的形象对父权制中的少女来说，并非是一种意识形态角色模型，而是这些力量的竞技场：父权控制的女性抵抗、资本主义和下层民众、成人和青年。”

“学术粉丝”

毋庸置疑，菲斯克的粉丝文化观直接联系着他对文本多义性、快感是大众文化内在驱动力的强调，“我也愿意承认快感是多义性的，并能采用相互抵触的形式；但我更愿意集中探讨那些抵抗着霸权式快感的大众式的快感，并就此来凸显在这些二分法中通常被视为声名狼藉的那一项”，以及他对大众文化受众能动性、参与性的坚持，“文化的过程是意义与快乐的产生及循环：这些意义与快乐只可能在一个节点上产生，这个节点就是个人融入社会中去；只有当这二者都瓦解到我所谓的文化中的时候才产生”。

很显然，此间的菲斯克挪用了米歇尔·德塞都的文本盗猎理论和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因此并不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鄙视大众文化，认为大众是“笨蛋”，而是始终坚持“大众传播是一个复杂微妙的过程，就像两个人对话一样，是一种协商、互动、交换的活动”，于其间读者抑或受众同时具有能动性和“游牧式的主体性”，因而实现了“从媒体对受众做了什么”到“受众对媒体做了什么”的转变，建构了一种从大众解读文本的方式来研究大众文化的视角：大众文化是大众可以创造性地利用的文本。

大众文化“直白、表面，拒绝生产有深度的、精心制作的文本，这种文本会减少其观众及其社会意义；它无趣、庸俗，因为趣味就是社会控制，趣味是作为一种天生更优雅的鉴赏力而掩饰起来的阶级利益；它充满了矛盾，因为矛盾需要读者从中作出他们自己的理解。它经常集中于身体和感觉，而不是头脑和意识，因为身体的快乐提供了狂欢式的、规避性的、解放性的实践——它们形成了一片大众地带，在这里，霸权的影响最弱，这也许是一片霸权触及不到的区域”。

不难发现，作为一个“学术粉丝”，菲斯克一方面明显表露出对所爱之物的热烈喜爱之情，并显示自己身处社群之中，为社群代言的身份，另一方面使用学术界的理论和分析话语，呈现出跨界的身份和研究视野，即混杂着学者和粉丝的身份和立场。菲斯克的思想固然带有深厚的文化民粹主义色彩，其基础是他本人是“大众文化粉丝”这一身份认同，因而难以超越自己的偏爱与关注，难免缺乏智识研究所必需的客观中立，被贴上“不加批判的民粹主义者”“快乐的后现代主义者”等标签也就在所难免，但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他并没有因为“有强烈的世俗趣味，并喜欢参与大众文化”而拒绝发挥有机知识分子的作用，一如他退休后经营的古董店所暗示的那样：对他而言，古董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它们作为一种“实物”，告诉我们过去人们思维和生活方式是如此与众不同，而且这种改变一直都在继续。

关于这一点，他在荣休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专著《媒体为何重要》结尾处也进行过强调：“他们（右翼）已经建立了全面监控所需的技术……将我们中尽可能多的人限制在他们的文化和地理飞地中符合他们的利益。不过，这是我们想要的吗？”在菲斯克看来，我们可能会遭遇“技术挣扎”，因此在生活中面临“黑暗”，但他依然相信我们是有选择的，相信我们有改变社会的能力；“这是我们想要的吗？”这一诘问所暗示的是“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该这么办”？因而暗示了他对学者们的一种呼吁，即运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机构权力，为社会变革服务。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流量明星当道、饭圈文化流行的当下中国，粉丝文化研究在中国是一个虽然前沿但边缘化的领域，因此必须继续对菲斯克及其后继者的相关理论实行拿来主义，尤其是他们对菲斯克等第一代粉丝文化理论家的修正、补充和发展，但同时也必须思考，随着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的快速发展、媒介融合趋势的加剧，大众文化粉丝正在以一种参与、互动、创造的形象出现，不断呈现出鲜明的本土特征，不断生产当下中国的流行文化，“我们该怎么办？”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编辑：臧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