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近视引发眼球病理性病变，已经成为不可逆性致盲眼病的第一位。以往排在第一位的都是青光眼。”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同仁医院原院长王宁利对在邯郸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感到惊讶，他也是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组长。

世界卫生组织（WHO）2019年发布报告，中国城市青少年近视发病率高达67%，在全球处于高位。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国家卫健委调研的中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又增长了2.5%。

日益受到重视的“眼疾”催生了眼科医院的快速发展。约90%的县都设有眼科专科。中国每5万人中有1.5个眼科医生，这一比例已经超出WHO的标准要求。

国信证券数据显示，民营眼科医疗市场规模在2013年-2018年的复合增长率为21.0%，成为资本界的黄金赛道。

保证眼科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提升青少年的视力健康，最佳的还是做好预防。然而，在如何做好近视防控、如何让患者获得更好的治疗等方面仍有诸多挑战，王宁利就这些问题接受了《财经·大健康》的专访。

近视大国如何强化防控

《财经·大健康》：新冠疫情发生后半年，小学生的近视患病率增加15.25%，这主要是上网课导致的吗？

王宁利：近视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这个疾病就是由于长时间、近距离阅读和工作导致的。表现为看近没问题，看远看不清。

其实电子设备本身的光对视力的损害是微乎其微的，关键是电子设备会更容易让人聚焦在阅读上，长时间、超负荷用眼。所以无论是看书还是看屏幕，保持适当距离，用眼半个小时就远眺十分钟，让眼睛得到休息就可以。

新冠疫情后近视率上升，除了居家上网时间较多、缺乏户外活动等因素影响，更重要的原因还是长期以来，儿童青少年学习负担重、课业压力大。家长们望子成龙的心情都能理解，在教育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下，谁都不想落后。

现在教育部推动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习负担，增加户外活动，已经有初步效果，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2018年儿童青少年的近视患病率是53.6%，到2020年这个数据下降了0.9%。如果不是疫情引起一些反弹，相信降幅会更大。只要教育部门发力，青少年近视眼的患病率一定能够继续下降。

《财经·大健康》：近视眼防控在哪个年龄段最关键？

王宁利：有几个关键的时期，幼儿园、小学，以及备战中考、高考。这一点从数据也能看出来。2020年6岁儿童近视率为14.3%，小学生为35.6%，初中生为71.1%，高中生为80.5%。

幼儿园是眼睛发育最快的阶段，也是防控早期的关键。很多孩子在这个时候就开始背唐诗、学钢琴看五线谱，虽然看起来还没出现近视，但是过度用眼导致眼轴已经超出了这个年龄该有的长度，是在透支“远视储备”，他们上学后更容易发展为近视。

比如小孩儿六七岁刚上学时验光，他有150度-200度的远视，他在小学期间发生近视的概率只有1%。如果这时候他的视力已经1.0了，屈光度为0，很多家长还高兴孩子视力没有问题，但他五年内发生近视眼的概率超过90%。

所以我们不断强调，近视防控要从娃娃抓起。到升学备战的时候，眼球还在发育期，学习压力太大，又会形成一个患近视的高峰。

《财经·大健康》：现在很多近视患者选择做飞秒激光手术矫正视力，这一手术是否安全？适合哪些患者？

王宁利：对于近视患者来说，飞秒激光手术其实是“亡羊补牢”。不能治愈近视，因为手术不能改变眼轴长度。所以和戴眼镜一样，只是一种矫正手段，通过手术改变角膜曲率，相当于在眼球上做了一个“镜片”。

这个手术的技术是成熟、安全的。但有“复发”的几率，因为只要用眼过度，眼轴继续加长，原来“镜片”的度数不够用了，自然就感觉到又“近视”了。

当然并非人人都适合飞秒激光手术，需要考虑角膜厚度、角膜或眼底是否有遗传并发症，近视度数在两年内变化不超过50度等。在符合条件的基础上，患者自己衡量收益和损害。

《财经·大健康》：市面上矫正视力的技术和产品种类繁多，家长们应该如何选择？

王宁利：首先要明确的是，目前近视还是不能被治愈的，但及时的矫正有利于防控进一步发展。市面上确实有一些近视防控技术和设备，缺乏研究数据证明效果，给社会、家庭和儿童带来困扰和不必要的负担。

目前医学界认定的对近视眼防控有效手段仅有三个：角膜塑形镜（俗称“OK镜”）、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以及进行周边离焦矫正的软性接触镜和框架眼镜。

现在有各种产品在研究，我们研究所也参与了一款成像设备的研究，就是把近距离的阅读产品，在视觉上转化成5米远的阅读产品，来改变眼球的调节。但要称一个产品有效，那是必须要经过随机对照临床研究，有足够大的样本才可以，而有数据证明有效的就是前面讲到的三个方法。

《财经·大健康》：近来价格上万元的OK镜引发关注，你认为这个价格中有炒作的成分吗？

王宁利：上述三种方法中，OK镜是最能立竿见影的，晚上戴了镜子，第二天立刻就能看到度数变化。长期效果也比较明显，所以非常受家长的认可。OK镜在近视防控市场中有点显得一花独放，如此巨大的市场需求，也是推高定价的原因之一。

当然，有一些过度宣传、市场推广是不科学的。比如，有些孩子太小了，自主意识比较低，戴上以后引发感染、角膜损伤却不知道，其实是不适合用OK镜的。另外，还有一些高度近视，用OK镜的效果非常有限，或者晶体、角膜已经存在病变、炎症的，都不适合。所以，是否佩戴OK镜，一定要经过医生诊断，而不是普通的眼镜销售人员。

《财经·大健康》：你认为现在医生把好这个安全关了吗？

王宁利：现在的质量安全管理还是非常严格的，这已经是OK镜第二次进入中国市场。在上世纪90年代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因为质量安全漏洞引发一系列的问题，最后被叫停。因此再次进入中国市场，各部门都比较谨慎，总体上还是不错的。

《财经·大健康》：在选择医疗机构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王宁利：这个完全是患者自己的意愿，不论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只要是国家批准设置的医院都可以。

民营“倒逼”公立医院

《财经·大健康》：近几年民营眼科医院的规模扩展非常快，这会引起你对医疗安全的担忧吗？

王宁利：民营眼科医院现在发展确实很快，已经从蓝海阶段到了红海阶段。

不能否认的是，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民营医疗机构已经开始转变，这在2019年开始就非常明显，大的机构比如爱尔眼科市值超过千亿元。整个民营眼科市场，从注重发展速度和数量，走向了以质量和信誉来取胜，它们也意识到这样才有未来。

资本引导一定是强者为王，做得不好的医院就出让、被并购。规模不大，质量不高的一些小的眼科机构将退出市场。

《财经·大健康》：民营医院转型后，现在的质控做得如何？

王宁利：好的民营医院的质控，比公立医院一点都不差，因为谁不抓质量谁就没有未来。质量出了问题的话，给医院带来的打击是灾难性的。

《财经·大健康》：民营眼科医院发展起来后，为患者提供了更优的就诊环境，对公立医院有冲击吗？

王宁利：或多或少有些冲击，但这个市场的容积很大，并没有实质的影响。从某种层面上说，民营眼科在基层市场的渗透，反而把蛋糕做大了，还带动了公立医院的发展。

其实民营眼科的发展倒逼公立医院也不断提升医疗服务。原来公立医院的医生坐在那，门口就有病人，但是现在民营眼科发展得都很好，病人的选择性多了，公立医院也要考虑如何吸引病人。

一是常规手术的质量要更高，二是要做别人不能做的业务才行。毕竟民营眼科医院的人才储备没有公立医院好，在开拓市场的同时，有一些解决不了的疑难病症，还是留给了公立医院。

《财经·大健康》：民营眼科医院没办法很好地发展高端医疗业务，是受困于人才问题吗？

王宁利：人才的成本真的是非常高，要挖几个好的医生还是很昂贵的。当然，民营医院也想做好疑难病的诊断，但这需要一个逐渐发展、提升的过程。

中国的眼科医生整体数量虽然够了，但大部分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就是说人才分布不平衡。而地区分布上的差别导致了相对性的匮乏，有的地方饱和，缺眼科医生的地方也确实缺口很大。

另外在技术上也很不平衡。大医院和沿海地区的眼科医生，他们的技术水平可能已接近国际平均水平，甚至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在基层、在偏远地区，眼科的服务能力要差很多。

这也体现了一个困局，现在民营和公立医院之间的差异化做得不好，公立医院关注的应该是基本医疗，保证给老百姓提供一些基本健康服务，而民营医院应该是提供差异化的、高端的服务作为补充，但事实上现在公立医院里面也有特需医疗服务，民营里也有基本医保覆盖的服务，所以目前是交叉的，但随着市场发展，总有一天大家会各做各的事。

《财经·大健康》：公立医院内普通和特需医疗服务的比例，如何分配是合适的？

王宁利：国务院办公厅曾发文，公立医院提供特需服务的比例不超过全部医疗服务的10%。有些医院严格按照这个规定比例来做，但有些医院是超过这个比例的。最终公立医院是不是还要保持特需服务，怎么样去发展，要看国家如何决策。

《财经·大健康》：近两年对医院的要求是“高质量发展”，从眼科的角度来讲，可以从哪些方面去做？

王宁利：高质量发展其实就是医院管理的问题，一定要打破过去以营收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而应该重视社会效益，重视公立医院管理水平的考核。

但是不创收又回到了大锅饭的局面，所以在改革中要以服务质量与水平为导向，在质量和水平的保证下，还要有一个基本的服务量，不能打着质量的旗号，导致服务量降下来，因为由此产生的收入减少，国家也不会持续补贴，那像无底洞一样。

未来公立医院的收入分配会落实到人，提供高质量工作的医生拿高薪酬，所以医务人员也要向高质量医疗发展。在国家层面也是同样的，哪家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质量高，得到的国家补贴可能就多，这样就会做出来一系列真正达到现代化管理水平的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