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财经》研究员 黄思韵 编辑/刘以秦
2025年11月26日下午,香港大埔区宏福苑发生火灾。这场始于外墙棚架的火灾,历经43小时后最终扑灭。截至2025年12月3日14时,火灾共致159人遇难,已确认其中140人身份,包含1名殉职消防员和5名工作人员,仍有31人失联。
没有人想到这座楼龄42年的屋苑会成为历史焦点。从14点51分棚架冒起明火,到15点02分火势在爆炸声中冲破高层,再到18点22分大火接连吞噬7栋大厦,仅四个小时,烟雾将7栋31层高楼笼罩成一片,高温致使大量脚手架坍塌,地面救援通道遭到阻断。
宏福苑是香港大埔区最早建起的居屋之一。几十年来,沿着宏福苑等几间大型公共屋邨,大埔区逐渐建立起交通轴线、社区设施,从沿海村落发展为新市镇。
伫立在入区的必经之路上,宏福苑已经成为几代居民的集体路标——尤其是对老一辈街坊而言,在巴士上只要看到宏福苑的楼影,就知道到了大埔。
据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援引2021年政府统计数据,宏福苑退休人士、65岁或以上人士占屋苑总人口的34%、37%,以二人家庭为主。
12月3日,香港当局下令全港200多栋正进行大维修工程的高楼,必须在12月6日或之前全部拆除棚网。
社交媒体、出租车电台、地铁电视画面,不断滚动播报香港这座老人邨的实时资讯。普通居民、大学生、消防员、社工、外籍家政工人,很多人都在想自己需要出来做些什么,宏福苑附近花园与平台的物资摊位不断变化。
在这场大火中受灾的不仅是宏福苑的居民们,整个香港都被灾难影响。香港心理卫生会总干事程志刚告诉《财经》,创伤压力症往往在三个月后才会浮现。这次的创伤不仅是宏福苑的居民,大埔本身也是重灾区。火灾的悲痛向外扩散,包括遇难者身边的亲戚好友、同事、孩子同学老师、教会兄弟姐妹、一起喝茶的邻里,情绪都会受到很大牵动。
还需要更长的时间,香港才能从这场大火中走出来。
大火
赵姨今年70多岁,在宏福苑建成当年就住进来,已在这里生活40余年。她亲眼见证了,火势从隔壁D座烧到自己住的C座,时间只有15分钟。
火灾发生时,赵姨正独自一人在家做家务。受外墙维修影响,她家窗户被发泡胶板粘住,看不到室外情况,屋内白天也必须开灯。
日常,赵姨窗户也只会开一条窗缝,用来流通空气。听到不断有消防车的声音,她还好奇究竟是哪里发生了火灾。直到一位退休前同事打电话问候,她才知道地点是自家屋苑。
她尝试致电管理处求证,但打了两三次电话,都打不通。打开电视后,看到新闻正在播报“宏福苑三级火”。
火警报警器在下午3点多响了起来,她开门撞见邻居,邻居也搞不清状况,先一步下楼看看局势,后赶紧打电话让赵姨离开。
下楼15分钟后,赵姨看到隔壁楼火势蔓延到自己楼栋,“就是一瞬间的事”。
住在B座的洪姐,也是接到朋友电话,才意识到屋苑发生火灾。她同样提到,窗被发泡胶板盖住,看不到外面。为了避免装修灰尘入屋,她家一直紧闭窗户,家里开着风扇和空气净化机,很难听到外面声音。
在整个离家过程中,洪姐没有听到火警警铃,也没有物业管理人员提醒。收到朋友电话,她丈夫下楼查看,发现火灾已经蔓延到E座。他们拿着钱包、手机和证件,就下了楼。不到一个小时,“(火)像在地上蹦得冲上去,听到可能是竹子、灯泡等各种爆炸的声音”。
火灾发生的那天下午,菲律宾籍家政工人Carren Dadap在9层的雇主家做家务,手机设了静音,家里门和窗户都关着,雇主给她打电话,她没听见,后来雇主通过监控(CCTV),喊楼下着火了,让她们赶紧下楼。
“如果我们晚3分钟都跑不出来。”Carren说。她拿上手机,拉着5岁女童就往下跑。
跑到6层时,孩子哭得厉害,说她实在跑不动了,停了下来。Carren和她说,如果不跑,她们都会死在这里,拽着她继续往下跑。
跑到楼道后门时,她试图推开门,可是推不开。她拉了三次,用尽全力,都打不开,心里祈祷,然后再用力一拉,门突然开了。
11月28日,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发布会,消防处回应火警未响称,昨日派防火组人员进行检测,发现8栋楼栋警铃操作有问题,将对相关消防设备承运商执法。测试时证实警铃没有关闭,但没有声音。
12月1日,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通报,警方过去两日在宏福苑4幢大厦抽取了20个棚网样本,经检测有7个未达到阻燃测试标准。香港廉政专员胡英明证实,今年7月,因台风吹袭破坏,涉案人士换上了不合规的保护网,后又购买合规的应付检查。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指出,不合格棚网与包裹大厦的发泡胶板共同作用,是导致火势在短时间内快速扩大的关键原因。
安置
大埔宏福苑五级火后,不少居民失去居所。居民多选择亲戚好友家、邻近庇护中心,之后搬到政府所安排的酒店、青年宿舍等中转住房,或者设置的过渡性房屋。
火势未熄灭的时候,洪姐连续两天返回现场遥望家园。第一天看到凌晨2点多,第二天上午9点,她又在楼下找了一个正对家方向的长椅坐到天黑。她祈祷,千万不要再起大火,千万不要烧到家里,但又觉得如果真的发生也无可奈何,她也只能守在这里。
50多岁的洪姐和丈夫两人做清洁工作,已经半退休。2020年疫情时,她看中宏福苑交通方便,较为便宜,不用补地价,从廉租屋举家搬到宏福苑。她告诉《财经》,她算是新来的,整个宏福苑大部分是住了三四十年的老年人。
对于赵姨来说,这套住房是当年“幸运”抽中才得以入住的居屋。火灾后,她最忧虑的是房屋是否仍可安全居住,以及一旦无法返回,她未来的居所将如何安置。
香港心理卫生会临时开放了附近宿舍给宏福苑居民。社工李慧欣留意到,有一户住进来的家庭本来已经安排有过渡性房屋,但因为其中一个家人失联,等不到消息,不愿离开。
在动身前往过渡性房屋的过程中,仍然有一些居民想留在附近,主要是年长者。有的是考虑到通勤和生活圈,有的是希望能及时获取新资讯。
宏福苑G座居民邓先生说自己运气好。在火灾事后第二日晚上,他抢到了九龙城区启德的过渡性房屋,同楼栋约有十户开放申请,“刚好有位置”。
他告诉《财经》,这考验在网络获取资讯的能力。哪些地方有房屋暂住,都需要打对应电话,才知道有没有空缺。他庆幸自己及时联系,不需要到更远的地方。
发生火灾当晚,香港房屋局过渡性房屋专责小组筹备为宏福苑居民安排居所,一日之内,大埔区的过渡性房屋就几近爆满。由于资源有限,许多居民被分流至北区、九龙城区等较近地区,其后亦需安排到车程超过半小时的元朗区、屯门区。
邓先生看着邻里离散到香港各地。他希望未来屋苑可以重建,将所有居民都安顿在一起,不仅互相有照应,如果集中处理申请援助等行政手续时,大家也不用四处奔波。
援助
大火后的一周,宏福苑旁的广福平台与公园,变成了一个日夜不息的援助地点。十余家基金会、商界团体及社福机构的摊位星罗棋布,提供从几千港元的超市现金券到数万港元的紧急援助金,设有中医义诊、情绪援助等摊位。
这里的信息瞬息万变。上午还在派发的基金,下午可能就换了一批;上一刻还在排队的援助金名额,下一刻可能已满员。不同机构的金额、门槛各异,宏福苑居民手里攥着“灾民证”和身份证,在各个摊位间奔波穿梭。
“大家都好心想要帮助灾民,但申请地点不够集中,导致有些灾民要跑很多地方才能申请到。”李慧欣说。
一些居民陷入“两难”的迁徙。李慧欣发现,有居民因不堪庇护中心嘈杂而搬入机构宿舍,但由于很多安置与善后信息都在庇护中心宣传,居民怕错过资讯,又搬回去。
现场秩序在磨合中建立。一些基金机构在经历第一天“各自排队”的混乱后,互相合作,简化流程,让居民排一条队就能申请多个基金援助金。
在宏福苑附近一家中学庇护点,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服务总监廖锦凤和团队设立摊位,给每户宏福苑居民派发2万港元的现金支票。在火扑灭后,她们连续摆摊三天,如今钱已经到了超1600户手上。
但她们苦恼的是接触不到的群体。虽然民间力量很热心,但灾民需要自己筛选信息,而且存在信息差,信息大多集中在社交媒体和宏福苑附近。
和廖锦凤一起共事的社工黄晞觉得,他们的工作像“盲人摸象”,机构只能被动等待灾民上门。越能掌握资讯的人越容易获得援助。而那些躺在医院的伤者、不懂网络的老人,或者离宏福苑地理距离遥远的灾民,对他们的援助有可能被遗漏。
她们只能让居民尽可能找到自己,设置热线、再填写表格时让对方选择是否同意回访。
廖锦凤认为,在灾难发生初期,钱是最重要的。“只有钱进了口袋,他们才安心。”这给予了受灾者最大的自主权,去灵活用于租房或生活所需。
12月1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共计拨付7500万港元善款,向九龙乐善堂、香港善导会、香港心理卫生会、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及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这五家香港慈善组织,每家资助1500万港元,以支持香港大埔火灾的灾后救援与重建工作。
廖锦凤告诉《财经》,五家香港本土慈善机构已经达成初步共识,目前当务之急是派钱,将大部分的善款都放入受灾居民的口袋里。这只是初期六个月的计划。
我们都身处其中
做了30多年社工,廖锦凤也是第一次在灾难事故直面那么多生死。
生与死的距离,有时仅仅是一通电话。一位来填表的阿姨和她说,自己是靠着好运才能坐在这里。还好儿女足够紧张自己。火灾发生时,家里网络失灵,女儿发的讯息根本没收到,是儿子继续打电话才救了她。
程志刚说,机构灾后已经跟进超过100个求助个案,受灾群体呈现出程度不一的精神状态。有的会接受不了现状,有的会产生愤怒的情绪,有的出现“无反应”状态,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更有甚者会出现急性压力反应,比如看到火光就想躲开,听到巨响就感到不安。
廖锦凤也会承受灾民的情感宣泄。一次,某个灾民的登记信息出错,同事在紧急修改,廖锦凤抬头看了一眼,对方就冲她发火,“你干什么这么看我?”不到5分钟,对方又产生无名火,冲着她骂,“你为什么要那样笑?”
面对灾难,前线社工都在经历同样的冲击。
在供家属辨认遗体照片的会堂中心里,每个家庭都有一个社工和一个临床心理学家陪同全程。辨认之前,心理学家会先告知流程和可能会出现的生理反应,让家属有心理准备。桌子上摆有两本簿子翻阅,里面是楼栋里搜寻出的遗体照片,以及身上的遗物照。
李浩龙是其中一名社工。11月28日,他陪同家属辨认遗体。一家五六口人进入会堂,一名年轻的男性家属独自坐在了查看照片的椅子上,整个人陷入麻木,李浩龙和家人一起劝他,站着离远一点看也是可以的,不要勉强自己,但他完全没有反应。
李浩龙能做的就是半跪着在旁边陪他一起翻看照片。“如果不看他会后悔,看了又会难过,我能做的,就是陪着他去经历这个过程。”李浩龙说。
在大埔区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内部氛围也变得沉重。中心请了做心理创伤方面的教授给社工开了3小时培训,专门讲授急性压力处理等情况应对,也请了临床心理学家,让社工互相谈论感受,接纳情绪。
“面对这么大的灾难,我们也身在其中。”李浩龙说。灾难发生后的这一周,他和其他社工一直处于战斗期,下班也在整理相关的资讯信息,也会产生无力感和自责感,比如“我凭什么伤心?我又不是真正的遇难者”。
民间将申请援助的证件俗称为“灾民证”的叫法,也让一些宏福苑居民产生身份上的挣扎。有居民问李浩龙,我只是烧了房子,人没受伤,我算不算灾民?该不该去申请援助?
火灾当日,广福邨有两栋楼栋由于邻近,也进行疏散,住户不许留在屋内。三日后,这些居民可以回到家里。
广福邨的王阿姨有一些茶友、运动老友住在宏福苑。火灾当晚,她和同屋苑的大姐彻夜未眠,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打给宏福苑的好友。
香港心理卫生会也在广福邨附近平台搭有街站,派发精神援助的清单。李浩龙在街站接触到一些广福邨居民,发现他们经常失眠、食欲不振,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火灾的场景。
据《人民日报》报道,截至12月4日,已有2235名居民入住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协调的青年宿舍或酒店房间;另有1241名居民入住房屋局的过渡性房屋或香港房屋协会项目的房屋。截至12月4日,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的“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已收到外界捐款25亿港元,连同特区政府投入的3亿港元启动资金,用于协助居民重建家园。
火灾发生以来,在港中资企业捐款捐物,与香港共渡难关。截至12月3日,香港中国企业协会会员企业捐款逾5.5亿港元。为协助特区政府做好善后安置,在港中资企业积极为受灾居民和救援人员提供食宿、交通、通信等方面的支持,并在业务范围内全力为受灾居民提供支援和便利。
在内地,企业、公益组织等连日来持续开展捐赠,全力支援香港。众多内地民众通过自发运送物资、组织捐款、提供后勤保障、线上心理支援等方式,投身援助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