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着6亿人健康,80多万村医却被“身份”困扰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21-04-09 2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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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中国的村医们对身份认可的诉求,被越刻越深,这与他们被定位的“需求”密不可分

文 辛颖 | 编辑 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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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村医张有为,拿在手中的一纸乡镇卫生院聘用合同,让全国同行们艳羡。为了这个合同,有的村医曾上访、罢工。这个“身份”能够解决收入和养老问题。

虽是合同工,没有编制,张有为却感到“安心”:自2019年成为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中心卫生院的聘用员工,每月收入7000多元,养老保险自己缴308元,卫生院承担794元,“以后有保障了”。

和张有为一起签合同的,还有跳马镇的16名村医。过去村医只接受卫生院的业务指导,没有隶属关系。签了合同后,跳马镇中心卫生院院长彭国其也找到了调动村医的“抓手”,不断提高村医的业务能力,患者也更相信村医,愿意到卫生院就诊,看病不再直奔县城、市里。

2020年,这种紧密型“乡村卫生一体化”的模式从雨花区向湖南全省铺开,省财政为每个村卫生室每年补助6000元,专门用于村医参加养老保险,当下的目标就是45岁-60岁的村医要全部纳入养老保险,45岁以下村医纳入70%。这也成为了全国11个综合医改试点省份成绩单中,被记上的一笔。

守护农村居民慢病管理的任务越来越重要,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村医刘贵芳,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中也呼吁,给予乡村医生编制,建立村医的基础工资财政保障机制,让村医在农村安心工作,没有后顾之忧。

中国的村医们守护6亿多农村人口的健康,对身份认可的诉求,被越刻越深,这与他们被定位的“需求”密不可分。

然而,各地的经济实力、医疗资源、服务水平都不同,雨花区的解决方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推广,怎样的制度才能真正激活村医的服务能力?这正是卫健部门正在研究解决的问题。

为村医养老,钱从哪来?

张有为选择做村医,是受父亲的影响。他父亲在1969年就成为赤脚医生,那时半医半农的村医比乡村教师更受尊敬。

随着农村人口外迁,且村医没有编制、卖药受限等,村医的收入不断减少。2019年,全国有乡村医生84.5万人,收入主要来自两部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和问诊开药,东部发达地区有的村医年收入能达到25万元,也有困难的村医,年收入还不到1万元。

老村医更难了。按湖南省原有标准,离岗后的老村医,每个月只有150元的生活困难补助。

父辈的焦虑,在张有为这里解决了。张有为不仅被卫生院聘用,还按城镇职工标准缴上了“五险一金”。

对一些临近退休的村医,雨花区也有特殊政策支持。按照社会养老保险的规定,60周岁前要缴满15年,退休后才能领取养老金。对缴纳时间不足15年的村医,现在允许个人补缴,缴足后就有领取资格了。

新增的这笔支出,对卫生院来说不是小数目。彭国其算过一笔账,每年要为17名村医支出“五险一金”约21万元,加上工资支出,这笔钱究竟从哪里来呢?

“各级财政会支持一部分,大部分还是靠卫生院自己消化。”长沙市雨花区卫健局副局长陈军向《财经》记者介绍,每年区卫健局给每位村医补贴1.2万元,省里补贴6000元,中央还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也会按工作量计入到村医工资中。

卫生院在改革之初就要想办法“挤”出来。卫生院每年会收到一笔财政经费,按照医院编制人数拨付,雨花区的标准人均4万元,医院用这笔钱支付所有员工的工资。为了省钱,卫生院还减少了行政岗位。

其实,财政也挺照顾乡镇卫生院。比如一家卫生院有100个编制,但实际在编员工只有80人,合同聘用员工40人,还是会按照100人划拨经费。“这样,既响应国家不增加编制人员的要求,也能补贴医院收入,尤其是在药品零加成后,补贴对缓解医院压力很重要。”陈军说。

张有为被卫生院聘用后,会主动将患者转诊到卫生院。卫生院则增加了对村医的业务培训、考核,村医的技术水平和问诊积极性都更高了。

卫生院的投入有了看得见的回报,2020年前三季度,由村卫生室转诊到跳马镇中心卫生院的住院人次为685人,比2019年同期增加了42%。

在陈军看来,规范的转诊既帮到了患者,也增强了对医保基金的保护,“以前就出现过,村医转一个病人到民营医院,就能拿到一两百元。有些不规范的民营医院通过这种方式收到患者后,不仅有诱导性的、不规范的诊疗,甚至还骗保”。

现在,除了工资,还有为村民做简单的问诊开药收入,跳马镇的村医每年可有10万元左右的收入,在人均收入约4万元的雨花区也是拿得出手的。

真实的签约病人

村医袁波所在的复兴村,是跳马镇人口最多的村,超5000人,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管理,以及疫苗接种、孕产妇管理等都是他的日常工作,也是卫生院对他的关键绩效考核。

为了做好6亿农村居民的健康管理,2021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提升到人均79元,按照最低标准,村医签约家庭医生服务的人口中,必须有40%的经费给到村医。

然而这笔钱,曾在很多地方成为产生“纠葛”的根源,不仅村民没有享受到服务,而且卫生院和村医的关系也非常紧张。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主任张澍在发言中提及,公卫补贴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村医的积极性,但这些政策并没有得到较好落实,有的地方村医2018年、2019年甚至更早的补助都还没有拿到手,以至于出现2019年多地村医集体辞职。

此外,《财经》记者曾了解到,多地村医为了拿到这笔“按人数付费”的固定收入,造假填表、应付乡镇卫生院的考核。

“我要考核质、不是量”,陈军以雨花区为例,讲述了管理理念的转变。在雨花区,签约家庭医生的人数仅在10%左右,但重点人群,贫困户、低保户、残疾人、慢病患者等,实现了全部签约管理。

而且不是村医报个人数就能拿到钱。给一位村民建立健康管理档案,袁波只能拿到8元钱,管理一个高血压病人,可得到30元-70元,具体能拿多少,就看袁波的服务质量,通过乡镇卫生院的考核来确定,考核项目包括给患者一年量了几次血压,患者的血压有没有恢复正常等。

陈军告诉《财经》记者,现在国家、省、市都不考核家庭医生签约率了,“更主要的是考核有多少签约对象知道自己的家庭医生、家庭医生一年提供了多少次服务”。

雨花区每个村只有一位村医,工作量大,于是跳马镇中心卫生院的黄罗耀就和张有为组成了一个团队。黄罗耀平时在跳马镇中心卫生院出诊,接诊的患者病情轻,就会直接转给张有为。或者是患者出院后,交给张有为负责,定期访视,量血压、测血糖等。如果病人出现异常,他第一时间就能够反馈给黄罗耀。

不仅他俩搭档,每个村的家庭医生都是团队形式,即卫生院的全科医生+村医+公卫医生+护士。团队成员之间,会互相叮嘱。现在虽然交通便利,患者去卫生院就医还是有些距离,于是卫生院和村医搭档还能为孤寡老人提供上门服务。

为了看有没有人“作假”,也让考核更公正,长沙市雨花区卫健部门还专门聘请了第三方公司来进行调研考核。比如,村医上报管理了100个病人,第三方公司做抽样调查,每隔10个人调研,有8人参与了,只有5人对村医的服务满意,那负责的村医的绩效,就按5比8计算。管得好,钱就多,管得不好,那就扣钱。

“人性都是有弱点的,有好的制度才能让人向好的方向发展,坏的制度自然就会衍生出坏的行为。”陈军说。

养老不解决,村医在流失

为了留住村民家门口的健康守门人,不少地方都在琢磨村医养老的改革方案,但这件事办起来十分不易。

长沙市雨花区从2018年开始筹划方案,每年10月左右向政府申报财政经费,必须有充分的论证,财政局和第三方机构都要走访、调研、审评,“预算合不合理、已经批的钱用的合不合理,有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陈军对《财经》记者介绍,接下来审批多少钱,都是一环扣着一环。

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各地财政收入和医院的收入都减少了。“有多少钱,就做多少事,做相应的支出计划。”陈军看到卫生院正在增长的就诊人数,并不担心。

然而,规模越小的卫生院要走陈军这套模式,就需要更大的财政支持。雨花区在湖南省内有一个对口帮扶的贫困县,当地的乡镇卫生院只有一个执业医师,业务量也比较小,如果再给村医养老每人多支付几十元,医院的压力其实很大。

因此,想要推广雨花区的试点,这些现实困难一时还解决不了。即便是在湖南省内,签约村医是按照职工标准缴纳养老保险,一些没能签约的村医,有可能要选保障较低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福建省迈得步伐大,出台文件将村医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但那里又有着不同的问题。

“我们一个村有多名村医,卫生院不可能都承担,公卫经费如果平分又太少。”福建省相关负责人向《财经》记者介绍,解决方案是保一个。即选择一个能力最强、或者最负责的村医,和卫生院签订合同,并把公共卫生经费补贴给他。

在福州,在岗村医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缴费由财政予以60%补助,年满60岁的老年村医至少有低保标准的养老生活补助。

可在一些地方,村医的基本收入尚不能保证,养老更没有解决方案。河南、黑龙江、贵州、甘肃等地村医在近年多次对收入少表达不满。

一位河南的村医,终于在2019年下定决心离开村卫生室,进城打工了。“我在做村医的时候受了腰伤,不能算工伤,没有保障,到现在我们村村医的‘五险一金’也没有缴,不想再等了。”他对《财经》记者说。

显然,对财政紧张、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或许还要探寻其他的模式来留住村医,而这些地区的农村居民健康也是最需要关注的。

编辑: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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