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双循环？从字面上不难理解，双循环即通过内循环来拉动外循环，促成两个循环，在循环的过程中完成国家经济体制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并且要用三年时间完成国企改造。国企改革有具体内容，也有宏观目标，但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是双循环？
从经济决策的角度来说，近几年，我们经历了对外与对内的基本决策。“一带一路”是走出去，涉及到外部世界的问题；与内部世界相关的首要问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延续到现在的双循环。这其中，一个重要的背景变化是：中美经贸摩擦严重阻碍了我们国家的外循环。目前，中国对外出口受影响较大。在浙江、温州、永嘉、江苏盐城以南，很多负责生产出口零部件的加工厂产业情况非常不好，小企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
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经济怎么办？出口转内需、内需带动外部的想法很好，问题在于，我们原本就是双循环。现在的双循环新意在哪里？
从客观现实来说，中国的14亿人口构成了两个重要要素。第一，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养活14亿人、提高14亿人的生活水平，本身就是我们内需的动力，也是我们内循环的根据。第二，14亿人提供了广阔的劳动力资源，所以我们有大量的劳动力要素可以推动对外加工。产品是劳动力对外输出的转化形态，通过加工成产品出口来实现劳动力出口。
以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出在哪？
从2003年到2018年，我们经济发展的根本政策是拉动内需，通过拉动内需来刺激生产、促进消费，这构成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抓住需求，构成了国家长期的经济政策的核心。
提出供给侧改革是对仅仅只关注内需的经济重点做出调整，这是有现实意义的，说明认识到只讲需求是不够的。但是，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需要谨慎考虑，同样需要注意供给的片面性。
宏观经济结构中，需求和供应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任何经济结构都要解决供需关系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来源忽隐忽现的看到美国供应学派的影子，即里根时期的主要经济政策。虽然，一些人企图划分二者的关系，无论如何，强调供应端的重要性却是共同的特点。这方面的一些历史经验值得反思。
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轮流坐庄, 构成了竞争性政党政治形态。透过政治去看经济，就会发现两党在经济主导的基本思路和政策决定上有根本不同。民主党上台会强调改善弱势群体生存条件：教育、医疗、就业、地方建设、各种补贴，使得这部分弱势群体慢慢生长出消费能力。共和党上台会把重点放在拉动生产上，通过减税给资本家积极性。里根作为共和党上台后，竭力为资本家松绑以提供更多动力，供应学派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
按照里根的说法，如果资本家不生产，穷人和老百姓消费什么？没有半导体，我们只能停留在电子管时代；没有彩电，我们只能看黑白电视。资本家生产出了半导体和彩电，才能使消费进步。所以供应是决定因素，应该鼓励资本家多生产创新。
我在法国时，注意到竞争性政党政治带来的政治摇摆和经济摇摆。一般来说，右翼政党更倾注于生产,左翼政党更强调分配。在美国体现为民主党和共和党问题，法国是左翼和右翼问题，英国是工党和保守党问题，可以看出这种明显轮换关系的背后主要与他们秉持的价值理念有关。
法国大革命提出的价值体系叫自由、平等、博爱。到了竞争性政党政治时主要依赖的价值是自由和平等。所以在西方政党中，左派的价值观和哲学往往比较倾向平等，而右派的价值观往往比较倾向自由。
我与法国的一个社会学家说，一个合理的政治应当是供求的均衡，而不是供求的分裂和摇摆。他反驳道，这没什么不好，左派上台做分配，等把积累的资源分配差不多时，右派再上台做积累。
我疑惑的是：为什么不能达到分配与供应的均衡，而需要用四五年的时间轮摆来实现？
后来我发现，这个情况不可更改，原因是价值的不自洽。自由与平等，单独拿出来，哪一个都是极为重要的价值，但不能放在一起。讲自由伤害平等，讲平等限制自由。所以在伦理学的核心理论中，我们既没办法从自由中推理出平等，也没办法从平等中推理出自由。因此，在政党政治中，自由与平等成为两个具有对立意义的价值，他们操纵了不同的政党，展现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实践。法国的前辈们不是没有看到这一层，所以他们在提核心价值的时候提出“自由、平等、博爱”。
如果在博爱的基础上去追求自由，你就会对别人损失财富怀有博爱之心，如果在博爱的基础上去追求平等，你就会明白别人创造财富非常不易，不能用平均分配的方法去剥夺他们的财富，来实现所谓的社会平等。
所以，他们在其中放了一个叫“博爱”的价值基础，以博爱看自由会带动平等，以博爱看平等会容忍自由。
但竞争性政党政治是二元的，而非三元，所以博爱不能成为政党理念，要通过宗教来体现博爱。把这个社会结构弄清以后，我们就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分配与积累、供应与消费，一定是以阶段结构来呈现。
我们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竞争性的两党性政治，为什么会偏执到不讲供应只讲内需，或者不讲需求只讲供给侧改革？没有供给的需求，和没有需求的供给，如何能创造经济结构的平衡？现在这个问题终于有了答案：把需求和供给统一起来，变成一个新的循环。没有供需何来循环？所以双循环实际上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了更完整的调整，是把供求均衡重新找回到我们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决策中。
为什么我们需要研究经济学理论？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对经济学基础理论不够重视，使得在决策过程中本应经过理论考验的部分被经验性要素代替。
在美国主管经济的人物中，莱维·萨姆斯做过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长，尔后来哈佛大学担任校长，他同时是著名经济学家，他的叔叔萨缪尔森的代表作是《经济学》，他自己在经济学中也有极其重要的贡献，美国经济学界一些专家认为他早晚会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即便他们后来离开了主管经济的岗位，到了哈佛大学，他也在实践基础理念。
他提出，美国东西海岸应成为科技重镇，美国的西海岸以IT为主，东海岸应该以生物产业工程为主，所以他希望联手MIT打造东部成为美国生物工程产业基地。哈佛的教授认为哈佛是文理大学，不是工科大学，不能篡改哈佛宗旨，把它变成工科学校，他因此被迫辞去哈佛大学校长的职务。
今天再看，从哈佛大学到MIT贯穿的几条路上新造了很多大楼，到处都是生物工程公司，其中有MIT与哈佛联手成立的重要研究院Broad Institute，里面诞生了大量最新成果。我们意识到，无论人们如何恪守成规、不接受他的新理念，但新理念正在变成实践，也在改变着社会和产业结构。
我有些遗憾，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作出的经济决策，背后的经济学原理要素和经济学理论基础太过薄弱，所以我们的政策缺乏长期稳定性。中国用了近40年的时间，把一个贫穷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人类历史上了不起的社会实践。但是，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产生了一种经济学理论吗？产生了一条经济学原理吗？这说明我们严重缺乏理论兴趣，甚至缺乏理论工作的热情和能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一位教授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我不赞成单纯去讲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容易激发自豪感，对于一个落后国家的转变来说，比较劣势可能更重要。我们需要看到哪些地方做得不好，要幡然醒悟，幡然改进。
所以，我更希望在比较劣势的基础上去理解比较优势，很多时候光有勇气不够，还要面对客观情况，去认真检讨我们的困难和短板。
近年来，西方的一些经济学理论对我们有较大的影响，但其弊端也深刻影响了我们对经济行为的认识。“二战”以后，产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复杂的经济问题，经济学家们热衷于解决具体问题、局部问题，因此“部门经济学”大行其道，数据模型、计量分析成为时髦的研究手段，经济学越来越趋向实证科学，而失去它的人文学的本性。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鲜少有人研究，甚至被当作不合时宜的空洞说教而不屑一顾。这是很不健康的倾向，近几十年来，各种各样的经济危机此起彼伏，其实就是对宏观经济失衡的惩罚。还是要重视经济活动的人文价值，要关心经济伦理，要知道经济的本质在于“经世济民”。
我再举两个例子供大家探讨：经济的基本原则是供求均衡，再进一步说供求均衡通过市场来体现，需求表现为市场行为，市场根据需求组织产品，表现为供应的东西。市场体现供求关系最核心的介质是购买力，只有具有购买力的需求才是市场承认的需求。
那么，贫困的、没有购买力的人，他们的需求，算不算经济需求？现在的经济学理论从来不回答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也会头脑发热，提出低端人口的说法。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购买力，也不在市场要素中。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有“经世济民”伟大传统的国家，我们应不应该发展一套新的经济学理论来重构供求关系？更进一步说，政府角色不是市场角色，市场是以购买力为基础，认钱不认人，而政府是以人的福祉为己任，不是排斥“低端人口”，而是创造就业、增加福利，让没有消费能力的人具有消费能力，把社会需求转变为市场需求。我们的扶贫脱贫不正是体现了这样的旨意吗？
企业的创新打破原有的均衡，产生新的不平衡，而政府对资源的再分配实现新的平衡，避免不平衡导向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不平衡到平衡，再不平衡到再平衡，实现经济发展的动态均衡。这就是经济的良性循环，是发展的可持续，我不用可持续的发展。发展的可持续和可持续的发展关注的重点不一样，前者的重点是发展，是动态均衡；而后者的重点是持续，静态的均衡会丧失经济发展的活力。一段时期以来，中国政策制定者一直以GDP增速的快慢作为是否可持续的考量标准，这种静态的均衡评价，使得经济政策在强调“可持续”的同时严重压抑了中国经济活力。
再举一个例子，从定义上看，货币是流通手段、交换工具，我曾经与《经济学原理》的作者交流时提出，流通手段、交换工具都是货币的功能，更重要的是要让人知道什么是货币的本质？货币的本质是国家信用，国家信用为这张纸背书，大家才能接受，这张纸代表了你的劳动价值，你才可以把它当作一般等价物使用。如果我们在经济学上充分强调货币的本质是国家信用，我们就会知道超过国民财富增速的货币增长往往意味着信用递减。短期内大量发行货币意味着国家在货币上背书的信用被牺牲。进一步说，集权政体凡崩溃而结束的，大多是因为短期内货币快速扩张使他们彻底丧失了国家信用，例如希特勒的帝国马克，蒋介石的金圆券。所以在基础理论上加强理论建设，会确保我们决策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数字货币的国家信用是什么？
数字货币的国家信用在哪里？通过什么途径给数字货币建立信用背书？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我认为不用急于推广数字货币。
基础货币由国家资产总量为定额来发行，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有流动性支持。于是，我们在基础货币上乘个货币乘数就可以得到M2；反过来说，我们用已知的M2除上基础货币就可以得到货币乘数。一般来说，M2是基础货币的400％左右是相对安全的，而我们现在的比例已经到了711％，这个杠杆实在太大了！换言之，它加剧了政府的信用压力。
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的钮文新先生有个形象的讲法，非常生动。他说：基础货币是糖，M2是在糖里加水，货币乘数是水和糖的比例关系。基础货币太少，而通过不断提高货币乘数推高M2，这就相当于糖水被稀释。所以，当你不能没有钱花的时候，就往糖里面更多地倒水，最后糖水会变成水，没有甜味了。货币是个复杂的理论问题，没有货币理论的货币政策是非常危险的。这也向我们提示：要重视基础理论。
解决不平衡是社会经济发展最主要的任务
追求均衡是整个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中最核心的理念。十九届五中全会集中介绍了国家发展的不均衡方面，我近几年也一直强调要把关注焦点放在不平衡上。
我们现在的不平衡体现为：沿海与内地不平衡，科研与基础制造不平衡，工业与农业不平衡，城市与乡村不平衡，解决这些不平衡是我们经济活动和经济政策最主要的任务。如果把实现均衡作为我们的目标，就不会走极端。这不仅是经济学问题，也是哲学世界观的体现。孔子讲究“中庸之道”，所以无论是哲学、政治、法律还是经济，核心目标都是追求均衡，这样我们就能找到抓手和着力方向。
关于顶层设计与发展的可持续
自中央层面提出“顶层设计”之后，这个概念风靡全国各地。企业、学校、单位，到处都在提，但“顶层设计”如果随处可见，它就不再是“顶层设计”。其实，“顶层设计”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要处理好一对根本矛盾——计划与市场。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看不见的手”，认为市场有调节机制，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控制。所以人不能光凭脑子制定规划，这会与市场规律发生冲突，即意志与逻辑之间的对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提出，在经济运动背后存在着pattern（隐秘的图案），它并非肉眼可见地在起作用，产生了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也可以叫做市场至上论或市场决定论。
但是，人的经济是不是纯粹由市场所组成？市场基本不会解决教育、养老和恤幼等与福利相关的问题。
亚当·斯密在他另一本书《道德情操论》里提出基本伦理道德对经济的要求——经济也要去实现人类的价值，也要体现人类的崇高追求。亚当·斯密离世前留下遗言，“请在我的墓碑上刻这样一句话——这里埋葬着《道德情操论》的作者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在全世界影响最大的著作是《国富论》，他为什么不写这里埋葬着《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因为他知道《道德情操论》里讨论的问题重要得多，我们后来也发现唯市场论带来的各种灾难。
“顶层设计”在市场与规划的辩证关系中才凸显它的意义，我们如何让市场机制更好地配合人类发展的终极需求？如何让市场机制更好地配合社会应当重视和解决的各种问题？所以真正的“顶层设计”不是为自己的企业做一个发展规划，而是对核心目标的解释，以及为实现目标而构建的逻辑路径和需要改革的体制机制，它必须要有目标制高点和思想制高点。在“顶层设计”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要考虑底层，把底层民众的需求、愿望、生存状态当作“顶层设计”的最基础要素，解决他们的生存和福祉。因此，“顶层设计”绝对不可缺少经济的伦理学基础。
除了顶层与底层，一个经济决策实施的主体是社会的中层。根据社会学观念，中层由以下四种人构成：
第一，关心社会政治取向的政治精英，他们议论社会、批评社会，对社会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设性要求，希望社会变好。
第二，承担着建设社会思想和文化的知识精英。因为这群人的存在，这个社会才有精神高度，有美好明天，才有值得追求和奋斗的目标。
第三，经济和商务精英，他们运用社会资源推动社会经济活动、创造繁荣经济，保证社会各种固化需求。
第四，能够表达底层诉求的精英——NGO和意见领袖，他们有自己的独特诉求，也能表达底层诉求。
一个社会的中层是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的NGO意见领袖组成，只有这四个集团相互配合沟通，才能影响一个好的“顶层设计”，使好的“顶层设计”落地。因此，要重视中层，一旦消解了社会中层，再好的“顶层设计”只是权力意志，没办法表现为一个有活力的社会结构。
对未来趋势的判断十分重要
从内部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顶层、中层、底层的关系理顺，完成一个国家发展的愿景和远景。
从外部来说，好的“顶层设计”一要重视发展水平差距，知道比较劣势的存在，哪些方面技不如人、差距大，需要大力追赶；二要知道发展趋势在哪里，如果趋势弄错，就难以融入社会发展的主流。
在里根冷战时期，苏联在军事装备上占据技术优势，美国放出烟雾弹，认为未来解决战争的重点在太空，所以美国要发展太空武器，也就是星球大战计划。苏联倾举国之力发展太空技术与美国竞争，看谁先把飞船送上太空。但美国此时在集中资源做其他事情，调整科研体系和科研结构，发展直接服务于经济的科学技术领域。等到勃列日涅夫醒悟过来时，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已经拉得很大。
因此，对未来趋势的判断十分重要。眼下我们就面临着芯片问题，国家在这上面投入了几千亿甚至上万亿。我很担心这是一个新的“星球大战计划”，因为芯片技术已经差不多到了顶峰。人类已经拥有3纳米的芯片制造技术，硅本身有2纳米的直径，所以无论如何不可能做到2纳米。
我们现在所有的芯片技术都是配合电子计算所用的数学理论和原理。为什么量子计算进步相对较慢？因为还没有找到可以跟量子计算原理匹配的基本算法，目前进行的量子算法仍然是以二进制算法为基础，是0和1的组合，但是量子算法可能是0和N的组合。海外一些专家在探索新的算法，MIT有专家尝试“李代数”对量子算法的价值，最近出现新算法叫DNA computing，即以DNA的组织结构作为信息储存和运作的机制。DNA把人一生中所有的生物信息都储存在里面，它的信息规模十分庞大。当美国人在进行新的芯片革命时，我们却花大量时间精力用于突破老芯片技术。很可能等你研究完成时才发现新技术已经开辟了新时代，这是我个人的忧虑，希望“芯片热”降温。有人关注激光刻印等芯片制造基础技术是好事，也是必要的，但不要盲目地一哄而上，而应该看得更远些，看到真正的科学前沿目标，应该把握好科学与经济正在形成的新发展趋势。
我举两个“顶层设计”的案例。
1991年比尔·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在他入主白宫之前，他在美国找了大约500位各学科的顶级专家开了近三个星期的会，会议的主题是：世界的转变和美国的角色。
彼时苏联东欧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在发生剧烈变化，一个新的世界呼之欲出。在全新世界里，美国的角色是什么？美国应该如何来做？
当时会议提供了2000多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冷战结束，靠军备竞争优势掌握世界的时代已经结束，未来世界的话语权属于掌握高科技者，于是美国形成了发展两个高科技的战略构想——IT产业与生物工程产业。
克林顿上任后，签署行政命令裁减五角大楼的3000亿美元经费，用于支持美国基础科学研究。1994年将军队使用的局域网向社会开放，1998年打通局域网形成因特网，由此才有了我们今天用的互联网，发展到21世纪，智能手机与互联网结合构成新时代。
现在，没人能一天不用手机，手机与你们的生活黏连到了什么程度，但你们能想象这是1991年底美国的“顶层设计”吗？
当时电子工业最发达的是日本，可是日本只满足于产品对市场的占有率，却没有考虑到IT产业的未来，等美国搞定一切时，再追赶已经来不及；法国预感到Microsoft将占据世界市场，所以他们也拿了几百亿去建设法国微软，最后失败了，因为他们要被兼容到世界性的大平台上。
比尔·盖茨在哈佛学习两年放弃学业，他找到王安（当时全世界最大的电脑供应商），说不要做大型计算机，应该发力个人电脑了。这在当时看来无异于天方夜谭，那时电子计算机只有国防部、华尔街大企业才能用。王安把他骂了一顿后赶走，十年以后，比尔·盖茨成了世界首富，王安的公司倒闭，公司的门廊上堆满了鸟粪和荒草。当年的一个决定影响了此后全世界的生活方式。
改革与开放的关系
说完美国的1991年，再看第二个有关“顶层设计”的例子。中国“文革”之后，大家有个普遍的认识：经济不能再停滞。但当时经济濒临崩溃、体制陈旧，如何发展经济？这时我们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口号。
当时尚处冷战期，两极对抗还在，没有开放条件，因此主要工作放在改革上，改革所有制、改革政府职能等。改革的本质是改变利益格局，核心是实现社会利益的再分配。为什么要改体制？因为体制反映了不合理的利益格局，当时我们还没充分认识到改革与利益集团的关系。1989年以后，改革基本处于停滞。
1992年，邓小平开始南巡，终于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是美国1991年集中力量发展高科技的战略决策，将制造业向海外释放，让资本更集中投入到科技领域。美国释放低端产业时，中国抓住了这个机会，劳动力就业问题得以解决，出口市场打开，中国迎来了30多年的经济成长和繁荣。这个中国经济成长的繁荣期是开放带来的，这是当时的“顶层设计”。虽然它有被动的机遇，恰逢美国的产业调整。如果没有这个机遇，就没有后面的改革和开放的红利。当然，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体现了我们的选择。
随着中美经贸摩擦开始，当年开放红利逐渐消失。在贸易摩擦开始的五年之前，美国已经提前布局，将大量低端制造业转移至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有人当时认为，美国搞贸易摩擦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却没想过自己的产品是可以替代的，而我们对高科技产品的依赖却是短期内很难替代的。刘鹤副总理和美国的贸易谈判还是希望找到双方互利互惠的解决方案，这是实事求是符合国情的选择。在这方面要防止“极端情绪”破坏我们的开放政策。中国需要开放，需要走向世界，世界也需要一个开放的中国，这是大趋势。
随着开放红利的消失，改革的课题浮现。失去开放红利又该如何推动自己前行？于是，曾被搁置的改革议题重新回到现实。因此，“十四五”规划、2035远景规划、双循环，核心问题都是告诉大家：现在我们要面向自己，一定要进行深层次改革，调整一切不适合发展的体制，割除体制内的沉疴陋习，积极拉动内循环，通过拉动内循环来带动外循环，开创新时代的新局面。
（黄万盛为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研究员（已退休），国际知名学者，从事哲学、思想史、文化批评、比较文化研究等，兼任清华大学伟伦特聘教授，西安交通大学、黑龙江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或研究员。本文整理自黄老师授课内容，发表已经本人同意，转载需联系授权）